12位职校生的青春伤痛，“农村孩子最缺的是自信”

“这群学生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查严管，不给好脸。”202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陆千一，到西北地区一所大专职业学校任教，刚入职时，就有老教师这样叮嘱。

陆千一在开学第一天看到的某些情景，说明学校确实“不一样”。大清早去上课，还没到教学楼，迎面撞见校领导站在车道中间大嚷：“提前十分钟进教室！磨磨叽叽的样子，说了多少遍！”完了他又去抓染了头发的学生，场面变得有点混乱。等到陆千一开始上课，又被打断了三次。第一次是一个老师径自走进教室，把一张教学情况登记表拍在讲台上，要求老师填写应到和实到人数。接着，两个老师在教室门口徘徊许久，其中一个走到教室后排，目光一直在扫来扫去。初次登台上课的陆千一被搞得阵脚大乱，讲课语速也越来越慢，后来她才明白，这叫查课，主要是查纪律、收手机。

教育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11133所，中职、高职和本科三个层次在校生近35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总数近40%。那些中考分流后就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年轻人，他们有什么样的青春和经历？除了毕业直接进厂“打螺丝”，人生真的“不一样”？

在新书《我是职校生》中，陆千一通过12位学生的自述，呈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推荐序所说，这些访谈并不足以构成当代职校生的群像，但挖掘到的深度，足以让人触摸到一种系统性的结果，“很多看似偶然的因素掺杂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

有7个学生在讲述他们的“职校前传”时，都说到因为某些老师而厌学。陈楷夫初中时在学校惹了事，班主任当着他的面跟他爸爸说，“你儿子现在是班里的恐怖分子”。后来他被校外学生莫名其妙打，不敢和家长说，给班主任打电话求助，等了一个月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自己保护自己”，跟着社会青年混，真成了“恐怖分子”。陈千帆读高中时，因为迟到和没剪头发，被教导主任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打，头上都是包，脸上好几处出血，他没忍住，也打了教导主任一拳。有一次上课，他和同学写纸条骂英语老师，被老师罚停英语课半学期。

有6个学生认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拐弯，背后也有家庭影响。付桑的家境在学校里是非常好的，来自城市精英家庭，从小学外语，出过国，初中在重点中学就读。初二时，他爸妈开始闹离婚，搞得天翻地覆，一年后他们离婚了，各自搬出去。此后付桑一个人住，缺乏管教的他开始混社会，经常不去上学、喝酒、抽烟、文身、打电游、去夜店，成绩一落千丈。

叶冰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没有见过妈妈，由爷爷奶奶养大，但是他们在她读小学时去世了。爸爸得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她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就跟着叔叔婶婶生活。中考结束后，她差几分没考上高中，因为家庭条件差，不能复读，就去读中专了。“我从小好像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别人家的小孩有两次机会，我只有一次。”受访者小霖的父母虽然对他比较包容，但是他告诉陆千一，身边上了中专和大专的朋友，大部分都有家庭问题，“人生的剧本不是孩子能选择的”。

就是这样一群普遍带着青春伤痛的年轻人，做过各种并不稳定的工作、进工厂、送外卖、做饭店服务员、跑销售，年纪轻轻就被命运敲打，但是他们的生命依然展现出韧性和丰富多样。陈楷夫经常在晚自习下课后，去教学楼走廊里弹琴，一弹就是一个多小时，还去酒吧唱歌，和乐队一起参加现场音乐表演。他在车间实习时弄了一台音响，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把声音开到很大。张怀君在打电竞上很有天赋，要不是国家调整电竞俱乐部青训人员年龄，他会成为职业电竞选手。叶冰喜欢跳街舞，在劲爆的音乐和动感的舞步中，原生家庭带给她的种种隐形束缚开始松绑，她变得自信、强大。

“农村孩子缺得最多的就是自信。如果他们足够自信，认知新事物的时候，就会多点底气，现在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城市中心论，导致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出身而自卑。”陆千一说，在公共话语中，职校学生也是失语状态，没有出现写出《“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小镇做题家》《我的二本学生》那样作品的学者，自然没机会参与到公共讨论。从这个角度说，《我是职校生》中的讲述，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人近距离看到这个庞大的年轻群体。

《我是职校生：00后职校生自述集》

陆千一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