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石芳：思想贫乏的伏尔泰，何以成为启蒙运动的领袖？

国内有关启蒙运动的著作大多是译著，专著亦偏史论，遑论社会史作；至于伏尔泰研究，更以翻译的文集与传记为主，中文研究著作屈指可数。《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石芳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新作，既是一部聚焦伏尔泰的研究专著，也是一项关于启蒙运动社会史的深度探索。该作以十八世纪中叶的伏尔泰的文学政治活动为中心，通过重建其与反哲学阵营的论战，揭示了启蒙运动的社会运作机制。与以往将启蒙视为思想史事件的研究不同，作者将其还原为一场社会运动——一个由舆论、出版、人际网络与权力关系共同构筑的文学政治空间。石芳主要研究启蒙运动史与近代早期法国社会文化史，长期致力于伏尔泰研究。

为何要关注伏尔泰？伏尔泰虽著作等身，但思想贫乏，人物和思想研究几无可挖掘。在看重研究热点的当下，伏尔泰乏善可陈。他超越国界，游离于体制之外，以个人之力在权贵与公众之间奔走，终成“王者”，这样一个角色在当下制度化的社会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隐约之中，对启蒙运动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伏尔泰值得谈论与挖掘。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制度化的社会，我们会更加渴望了解、理解一个游离于制度之外的要人。带着这样的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就伏尔泰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及其启示专访了石芳。

腓特烈大帝的宾客齐聚在无忧宫的大理石大厅，包括了普鲁士科学的成员以及伏尔泰（左起第三，坐者）

澎湃新闻：您从博士学生阶段便专注于伏尔泰研究，博士论文就以《伏尔泰与启蒙之战》为题，此外还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既触及具体史事，如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和“铁面人”记忆，也涉及史学理论。就个人经历而言，是什么让您对伏尔泰情有独钟？

石芳：其实我是从本科阶段开始以伏尔泰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伏尔泰的《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历史》。当时这本书还没有译为中文，我也不会法语，只能依靠一个18世纪的英译版开展分析。这篇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完善，在我读博期间发表了。

这个选题是我的指导老师建议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伏尔泰还有俄国史著作。我很愉快就接受了这个选题，因为伏尔泰这个人对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我中学时期读过很多小说，以英、法、俄的为主，伏尔泰的小说风格非常特别。法国小说多数都很难让人读下去，总有许多冗长乏味的铺陈描述或思辨，无论是卢梭还是雨果、巴尔扎克，尤其是普鲁斯特。但伏尔泰的小说简练，节奏明快，最初会让人怀疑，这也算世界名著啊！但是过后又会对它念念不忘。而且伏尔泰有独特的幽默和讽刺，特别符合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这些很难定义是悲剧还是喜剧的小说里，伏尔泰对世间苦难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对不公、荒谬、愚蠢的无情揭露和激烈嘲讽，都很动人，促使我去探索这个人，然后就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东西。以《俄国史》做本科论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伏尔泰跟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君主、贵族之间的关系很有趣。

青年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

澎湃新闻：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相比于卢梭和狄德罗，其思想争议相对较少。随着2022年伏尔泰基金会编订完成《伏尔泰全集》，伏尔泰研究的一个阶段告一段落，对伏尔泰单一人物的研究也相对减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您为何会选择深入研究伏尔泰？

石芳：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关于伏尔泰的研究并没有那么多。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不要说专著，专门研究伏尔泰的论文都不多，直到十几年前才又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相关的研究，学界正在重新发掘伏尔泰的价值，我这本书应该是这股潮流的一部分。学界对伏尔泰的研究沉寂这么多年，主要原因是，说句刻薄点儿的话，伏尔泰其实没什么思想。他有一些口号，要求宽容、人道、正义、自由，喊了一辈子，但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思想家那样，为这些概念赋予了什么有新意的深刻阐释。在观念、理论的阐释方面，他不仅跟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无法相提并论，他的整个自然宗教学说的丰富程度甚至都比不上狄德罗的一篇文章。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伏尔泰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新颖性、独创性、深刻度、系统性等各方面都没有多少成就，但他却是启蒙运动公认的旗手，是所有关于启蒙运动的叙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这个矛盾令我感到疑惑，但当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能够解答我的疑惑。所以这个矛盾就成了我尝试解决的问题，我想知道伏尔泰这样一个没什么思想的人为什么被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为什么被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视作师傅，为什么被反启蒙势力视作罪魁祸首。

《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石芳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出版，538页，98.00元

澎湃新闻：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学界便开始强调思想的社会史研究。您的《伏尔泰与启蒙之战》延续了这一脉络，以伏尔泰的论战为核心，大量使用了论战文献，甚至还在参考文献中单列 “论战文献”一节。这一视角颇为独特。在众多研究焦点中，您为何独独聚焦于论战？

石芳：当我们无法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去理解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的崇高地位时，就得换个角度。在伏尔泰最经典的小说《老实人》的结尾处，经历了重重磨难的老实人得出的人生准则是，“我们还是耕种自己的园子吧”。腓特烈也曾经嘲讽过伏尔泰“不要做思辨的哲人，却要做行动的哲人”。所以，令伏尔泰与众不同的应该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精妙之处，而是他的行为。什么行为呢？当我看材料的时候，1760年夏天他收到的那些信件给我很大触动。伏尔泰在启蒙运动刚刚进入盛期时就离开了法国，直到定居日内瓦之后才开始参与撰写《百科全书》，这个时期他几乎没有参与启蒙运动的喧嚣，他也把这些争吵当做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纠纷来对待。但是1760年夏，面对彭比尼昂的演讲和帕里索的喜剧，达朗贝尔等巴黎的朋友们纷纷写信给伏尔泰，向他求助，要求他去恢复正义。我第一次感受到伏尔泰的威力所在。而伏尔泰对这些反哲人做出回应、帮助兄弟们的方式，就是创作出一份份讽刺作品，扔到反哲人的脸上去。

另一个灵感源于文学领域的研究。20世纪初期法国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曾经高度评价过伏尔泰的论战风格，赞赏他那些咄咄逼人、置人于死地的尖刻嘲讽，以及他那种把大问题加以剖析、简化，将之化为常识性的真理，从而把道理说到人们的心坎上的能力。还有一位学者奥利维耶·费雷的著作《疯狂诋毁》给我的启发也非常大，他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了哲人与反哲人之间的小册子战争，分析他们杜撰虚构、断章取义、嘲笑诽谤等文本手段。这些研究让我意识到这些早已被后代不屑一顾的论战文本的价值和威力。我本人是不喜欢论战的，我一直觉得这种争执往往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交流，反而会刺激双方极端化，最终演变成侮辱谩骂，不会得出结果，只会造成伤害和更深的裂痕，就像现在的网络一样，由于小册子的匿名性质，更会使得人们在争执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口出恶言。我想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一类论战文本一向都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如果不是文学界对这类论战文本的严肃分析和价值评估，我也会以鄙夷、轻视的态度对待伏尔泰以及其他启蒙哲人所卷入的这些纷纷扰扰的争吵，无视这些小册子。但是，他们的研究让我意识到，这些看似浅薄、低俗、喧闹的论战就是启蒙之战的一种形式，这些绝大多数转瞬就被遗忘的小册子就是他们的武器。于是，我需要尝试去理解他们。虽然这些小册子中总会有一些俏皮话、讽刺会逗笑我，但其中充斥的恶意、尤其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仍然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也正是这些恶意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伏尔泰需要加入其中，为什么启蒙运动需要伏尔泰加入其中，去帮助那些哲人兄弟们。因为，如果他们放任这些充斥着恶意曲解、人身攻击的文本泛滥，每个作为个体的哲人都会一个个遭遇社会性死亡，他们的著作也会因此而遭到拒绝，启蒙运动所期待的精神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了。

还有，参考文献中单列“论战文献”，也是我从文学研究著作中学来的。我本来把它作为原始资料的一种类型列出，后来编辑建议我把它放置在参考文献的前方。

澎湃新闻：在这些论战中，捍卫哲学与哲人形象成为伏尔泰等人的核心任务。相应地，您使用了 “反哲学”和“反哲人”这两个更贴合时代语境的语词，您的解释非常充分，但我想就此请问，这一时代语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哲人们选择“哲学”作为旗帜？相比以往，“哲学”一词在18世纪有何特殊意义？

石芳：我每次上课讲科学革命的时候，总要向同学们解释牛顿为什么会把一本关于微积分和万有引力论的书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个标题一定折磨过很多中学生。其实，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是在19世纪才逐渐形成的。在那之前，它基本上等同于“知识”“学问”“智慧”的含义，所以近代有自然哲学、机械哲学、道德哲学等说法。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有一个长篇词条《哲学》，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解释“哲学”的，内容十分繁杂，从这个术语的历史起源，写到不同的释义及其所包含的学问门类，比如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与道德学等，还建议读者参考关于各个哲学古今流派的词条。启蒙哲人相信“哲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知识的进步可以改善人类的处境。

不过，启蒙哲人所说的“哲学”显然不仅是具体的知识、学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百科全书》的知识树中，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将人类的思维能力分为记忆、理性和想象三类，分别对应着历史、哲学和诗三大知识门类。因此，哲学意味着要像康德说的那样“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所以它也就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能力，用彼得·盖伊的话来说就是“有条理的批判习惯”。

欧洲人带着两套知识体系从中世纪走出来，一套是古希腊罗马的，一套是基督教的。在大航海所开辟的广袤世界和丰富的异域文明面前，这两套知识的解释能力都大打折扣，科学革命更是让它们变得摇摇欲坠。启蒙时代受教育的人，被教授的仍然是这两套知识。不过，古今之争已经过去了，虽然厚今派并没有完全赢得这场争论，但古希腊罗马知识体系也不再是被人们尊崇的普遍权威，于是深受古典教育影响的哲人可以将古典作品当作一种享受尽情喜爱它们，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精明地利用它们。但是另外一套知识体系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反而以僵化、偏执、盲信的教条束缚他们，于是这些相信知识的力量，追求世俗幸福、人道、理性，希望免于专横权力而自由思考、发表见解的人发动了反叛。伏尔泰也写过一篇《哲学》，但在这里去找哲学的定义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一篇痛斥派系精神和狂热主义对哲学的迫害的檄文。

在18世纪的这场思想反叛中，柏拉图等古代的哲学家就是反叛者的光辉榜样和精神祖先，不仅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头衔“philosophe”也被这些反叛者借用了。只不过，为方便区分，也因为启蒙哲人绝大多数都不符合中文“哲学家”一词的含义，因此我们通常他们译作“哲人”。他们反复描绘过，哲人以理智能力和公正的见识为特征，前者以“思考”表现出来，后者通过运用“理性”而实现，因此理性定义了哲人。所以，对启蒙哲人来说，“哲学”是一种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而不是源自神启的学问，对理性的运用，也就是批判，构成了“哲学”的基本特征。

澎湃新闻：如您所述，哲学和哲人最终在论战中取胜。《法兰西学院辞典》1798年版剔除了哲学的负面含义“自由放纵”，1835年版才确立了今日所见的定义。这些变动来得有些滞后，而反启蒙的传统也从未断裂和消逝。就此而言，您如何评价伏尔泰等人的文学政治活动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与18世纪后半叶诸多公共事件相比，文人论战的社会作用是否过于有限？

石芳：启蒙哲人在论战中获胜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启蒙运动最终的胜利，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有吸引力的构想和蓝图，至今依然是我们关于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的梦想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观念并不是空想，而是为当时普遍的危机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和方案，哲人或受他们影响的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伏尔泰对宗教宽容的主张，他为卡拉斯一家的辩护，他在热克斯地区推行的税收改革，这些为当时的普通人带来切实的好处。而反哲人之所以没那么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有效的行动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伏尔泰确实赢了不少论战，但论战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很多时候达成的效果是“狗咬狗，一嘴毛”，所以连伏尔泰本人也把它视作“青蛙与老鼠的战争”。至于这些论战的影响，我们想想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能够识字、能够接触到这些论战文本，更何况并不是每个识字的人都乐意看这类文本，就像现在很多人会回避互联网上的争吵一样。但是，对于启蒙哲人来说，面对质疑、抨击甚至污名化的时候，他们不能坐视不理，更何况这个时代公众和舆论的影响日渐增长。不可否认，这些论战确实扰动了当时的文字世界，从而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观点，甚至不识字的人也能够通过口耳相传而获悉他们的消息，但纯粹的口舌之争对面临日常生活困境的普通人有什么用呢？是哲人或“哲人派”的人的行动，比如卡拉斯案的平反，为这些论战起到了加持的作用，带给它们额外的力量和积极效果，让更多的人对伏尔泰心生敬意，从而也更倾向于接纳哲人的观念。

澎湃新闻：熟悉启蒙运动的人都知道，伏尔泰广交权贵，为此他还驳斥了达朗贝尔对他“纵容帕里索”的指责。但是，伏尔泰又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他将费尔奈领地建设成自由之地，并在《哲学辞典》中将依附视作不平等关系。这是卢梭曾陷入过的矛盾状态，他内心挣扎，逐渐放弃依附于权贵。在您看来，伏尔泰是否也意识到并遭遇了这一矛盾？

石芳：伏尔泰人生中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就是腓特烈造成的。1750年夏伏尔泰去了柏林，成了腓特烈宫廷的一员，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通信十几年并两次见面。但短短一年多，两人关系就恶化了，彼此的滤镜都碎了一地。对伏尔泰来说，腓特烈似乎是哲学王的化身，他应当是个智慧、和善、强大的君主，为臣民带来繁荣与和平；然而腓特烈不仅好战，也以军人的冷酷和严厉来控制普鲁士的思想活动。伏尔泰自视为国师，腓特烈却拿他当廷臣，让他为自己润色诗歌和著作。对腓特烈来说，伏尔泰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廷臣，他有自己的私欲和偏好，所以他不顾腓特烈的反对参与债券投机，还卷入柏林科学院的纠纷之中，他也绝不会放弃自己思想的自由，而充当腓特烈的君主荣耀的装饰品。最终，伏尔泰于1753年3月离开柏林，却又被腓特烈派人扣留在法兰克福。虽然两人后来重修旧好，但伏尔泰从来也没有原谅这次“法兰克福之囚”。

《老实人》也许就是伏尔泰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他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里，最后却发现了“人心险恶”。伏尔泰说真正的罪恶不是不平等，而是依附，但他从来没有理解过卢梭所阐述的平等。他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出像卢梭那样的结论，认为他应该摆脱权贵，建立文人与权贵的新型关系，而是认清了他们只会拿自己当廷臣，而他自己并不是一块当廷臣的料，所以此后他更加谨慎地处理他与权贵的关系，“受宠于宫廷却不靠近宫廷”。至于卢梭，他想获得独立自主，也做出了摆脱依附的姿态乃至实际行动，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蒙蔽，其实他终生都得到权贵的恩庇，既得到了他们的政治保护，也得到了他们的经济资助。文人需要权贵的恩庇，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澎湃新闻：从另一个角度再谈这一问题。伏尔泰前半生因政治讽刺与批评屡遭监禁，长年流亡在外；后半生却与各方权贵往来密切，成了他们的宠儿，而他们也成了伏尔泰的座上宾。您如何看待伏尔泰生平中这两段迥然相异的轨迹？伏尔泰看重权贵的启蒙实践风格是否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

石芳：伏尔泰一生中始终与权贵关系密切，十几岁时就因诗才闻名，得以混迹在上流社交圈中，黎塞留公爵等权贵就是他在中学结识的。他也始终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要表达他的批评观点而遭到监禁、驱逐。不过1750年之前，凭着宫廷权贵的帮助，他依然能够得到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成为王家史官，在凡尔赛宫上演他的剧作，得到国王赏赐的年金。而在1750年以后他被驱逐了，即便有舒瓦瑟尔公爵、蓬巴杜夫人、黎塞留公爵等人的帮助，他也直到临死前才不顾宫廷禁令强行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巴黎，阔别巴黎近30年。所以，他的人生中并不存在迥然不同的两段轨迹。我们不能把权贵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个18世纪，始终都有欣赏、喜爱伏尔泰的权贵，也有憎恶他的权贵。只不过，在“法兰克福之囚”之后，伏尔泰对他与权贵之间的关系不再抱有老实人那种天真的理想了，他变得更加现实。

伏尔泰年少成名，早早就成为一个混迹上流社会的文人。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权势，也熟悉它的运作规则，他的才气、快活性情、风趣以及“爱好社交”的特点，让他在这个世界里游刃有余。与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等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哲人相比，他与权贵世界的联系和亲和性就是他的优势，为什么不利用呢？不过，除了人生经历的影响，他对权贵的看重也与他的目标直接相关。他说孟德斯鸠“为了表现才智而写作”，卢梭“为了写作而写作”，而他自己“为了行动而写作”。伏尔泰并没有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想法，他只是想改掉那些“卑鄙”的方面，比如司法不公、宗教迫害、不公正的税收、汝拉山区的农奴制等等，而在那个社会里，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的人，也就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权贵。伏尔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有动力去做这些事。

澎湃新闻：在您的书中，帕里索与伏尔泰的关系是一个重点。帕里索早年受伏尔泰提携，后转投弗雷隆；他在《哲人》中讽刺狄德罗等人，却避开伏尔泰，而伏尔泰虽批评《哲人》，却始终未与他决裂。伏尔泰去世后，帕里索发表《伏尔泰颂》，1806年又出版了《伏尔泰的才智》，颂扬其成就。您援引德拉法尔热的评价，称帕里索为“身不由己的哲人”，然书中解释并不多。您能否在此进一步阐释帕里索与伏尔泰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石芳：帕里索和伏尔泰具有相似的古典主义文学品味，在政治、宗教等基本问题上也没有显露矛盾，这是他们始终没有决裂的重要因素。帕里索始终坚称他的喜剧《哲人》是对莫里哀的伟大喜剧《伪君子》的模仿，自认采用了莫里哀的讽刺方法。从纯粹的文学技巧上，伏尔泰挺欣赏帕里索的，即便在《圈子》一剧中受到了人身攻击，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巧妙的玩笑，没有为此动气。因此，伏尔泰始终认为帕里索是一个思考和写作非常出色、且与哲人们一样思考和写作的人。而狄德罗恰恰是前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倡以普通人的美德和责任为主要题材的市民剧，比如他创作的《家庭之父》，这对后世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伏尔泰和帕里索都不欣赏这种剧作风格，但与伏尔泰不同，他没有意识到狄德罗在思想上的才华。

不过，帕里索与百科全书派的冲突并不全然源自思想观念的分歧，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业竞争、人际关系等矛盾的例子。在《圈子》事件中，帕里索没有针对达朗贝尔的内容，但达朗贝尔却试图借此机会摧毁哲人的敌人们，要求将他从南锡科学院驱逐，给帕里索的文人生涯造成了一场危机。自此以后他就仇恨百科全书派。不过帕里索非常精明，知道不能招惹哪些人，所以在《哲人》中他回避了达朗贝尔。因为达朗贝尔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享有国王的津贴，是有“身份”的人，更何况他已经领教过达朗贝尔的报复。而狄德罗当时恰恰是百科全书派中一个足够有名气的“软柿子”，在1757年前后几年中，由于《百科全书》纷争、《家庭之父》等新型戏剧，以及一场糟糕的论战，就是帕里索指责狄德罗羞辱了两位贵妇的那一场，狄德罗的声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卢梭当时的情况也类似。所以他们两人受到了最刻薄的人身攻击。

而在《哲人》引发喧嚣之后，帕里索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称他是为那两位受到狄德罗羞辱的贵妇复仇，同时还把伏尔泰吹上了天。他说伏尔泰是真正的哲人，而狄德罗是打着伏尔泰的旗帜招摇撞骗的假哲人。我认为，一方面帕里索确实不想跟伏尔泰闹翻，那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但这也是一种离间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策略。此后几十年里，帕里索维持对伏尔泰的崇敬态度，我认为部分是因为他需要维持自己的“人设”。帕里索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在《哲人》事件发生之后，我想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名存青史了，所以从那时起就忙于整理自己的文集和书信，准备出版。因此，在此后这几十年里，维持“人设”的需求导致他强化了自己关于伏尔泰与狄德罗的区分和爱憎，始终恭维伏尔泰，同时还创作了《愚人颂》等作品继续抨击狄德罗，从而表明他是正确的，且始终如一。当然，以上对帕里索的内心世界的揣测，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并不能保证准确。

澎湃新闻：您书中的第三部分开始描述底层文人。众多后辈干谒伏尔泰，伏尔泰也多予以提携。在他那里，底层文人世界与上流文人圈子有了交汇。然而现实并不理想，像马蒙泰尔那样因伏尔泰提携而成功的文人少之又少，而伏尔泰真正期望的，是像絮亚尔那样能跻身上流社会的后进之辈。底层文人与上流文人之间的隔阂似乎依旧深重。部分学者据此区分出伏尔泰式启蒙与卢梭式激进启蒙，认为两者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尽管伏尔泰为卡拉斯一家奔走呼号，扶持过一些底层文人，他的世界似是否仍局限于上流社会？

石芳：每一个时代，能够功成名就、跻身上流社会、声名传之后世的文人又有几个呢？整个18世纪，进入法国77个各类科学院的学者文人也不过才1300多位，这些人中还有很多是凭借科学技术方面的才能而当选的。以文为生，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极为罕见的创造性才华，并且需要一定的运气。因为这十几个哲人，18世纪就是一个熠熠生辉的时代了。另外，伏尔泰能够提携一两个进入法兰西学院，这已经非常成功了。伏尔泰如果真得能源源不断地让后辈们跻身上流社会，那他岂不是要被斥责为“学阀”？比如，由于18世纪后期一些倾向于启蒙哲人的人进入法兰西学院，达朗贝尔长期被指责为独裁者，把持了法兰西学院。对于这些底层文人来说，考虑到当时的文学市场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生活的职位，就是成功。此后他们的文学事业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不是伏尔泰等人所能决定的。

从总体上来看，三代启蒙哲人确实有越来越激进化的趋势，这种激进化的根源是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且看不到解决希望。是否存在着温和启蒙运动与激进启蒙运动的分流，在学术界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即便启蒙运动中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高层哲人与底层文人之间的隔阂肯定也不是区分他们的界线。因为，底层文人中有大量反哲人，甚至这个群体的规模也大于那些支持哲人的文人，而且更多的底层文人是无法定义为哪一方的，比如兰盖这种激进分子。底层文人与上流文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根源是社会阶层的矛盾，是陷入危机中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与缺乏社会上升途径和希望的人之间的矛盾。

伏尔泰是一个凭着自己的本身跻身上流社会的人。许多功成名就的人，对于那些没能像他们那样成功的人，可能会说，找找自己的原因，有没有认真工作。而伏尔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牵挂着、而且以实际行动帮助那些陷入困难的人。更加可贵的是，伏尔泰认识到这些人身处困境的根源，并且试图从源头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他帮助卡拉斯一家平反，他清楚问题根源是宗教不宽容和积弊已久的司法制度，所以他的目标是实现宽容，并改革司法制度；他对费尔奈领地的百姓充满同情，并且知道他们的痛苦的根源是不公正的税收制度，所以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推动费尔奈所在的热克斯省实现了税务改革，让当地繁荣起来。因此，伏尔泰绝对不是一个局限在上流社会的人。只不过他设想的这些改革并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实现，法国普遍的宗教宽容或者税制改革，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最终是由大革命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