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前两天,我飞到牙买加采访博尔特的家人。旅馆前台帮我找了一位名叫安德里的出租车司机,用他那辆1991年产的丰田卡罗拉把我送到了距离首都金斯顿200多公里远的博尔特家。途中需要穿越牙买加的中央山脉,盘山公路年久失修,到处都是坑。那辆卡罗拉的里程表早就封顶了,排气管也完全失灵,发动机听上去像是F1赛车。安德里的驾驶风格也像F1赛车手,一有机会就把油门踩到底,每次拐弯轮胎都会吱吱作响,我手心的汗一直没干过。
好在安德里是个健谈的司机,一路说个不停,减轻了我的焦虑。我很快就知道他当年29岁,未婚,但和前女友生了两个孩子,全都跟妈妈住,靠他每月付的抚养费为生。而他又交了一个新女友,可惜因为没钱买房,所以两人一直无法结婚。他夸了一路自己的新女朋友有多么好,让我好生羡慕。
我们开了大半天才到达博尔特的家,又在那个小村庄里采访了两天才回到金斯顿。安德里陪了我整整3天,我的很多关于牙买加和博尔特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获得的。我也跟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同样听得津津有味。采访结束后,我付了他200美元租车费,然后跟他握手道别,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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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大意是说很多人已经和你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这句话虽然也适用于那些曾经在你身边坐了一路的高铁乘客,或者那些曾经和你有过短暂交集的大厦保安,但我们真正在意的肯定是那些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却因为各种原因从此再无联系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过客。
作为记者,我这辈子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当年我和安德里形影不离地在一起相处了3天,互相称兄道弟,然后这个人突然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我甚至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只在一次中途休息时我出于好奇对着那辆残破不堪的卡罗拉随手按下了快门,留下了关于这个人唯一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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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去印加古道徒步,又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就是我的秘鲁导游胡安妮塔。我很快就看出她其实不喜欢这份工作,讲解景点历史时三心二意,而且经常犯错。但她心地善良,把我和另外3位游客照顾得非常好。那次徒步长达4天3夜,我俩经常边走边聊,很快我就知道了她的故事。原来她出身贫寒,父母借了一大笔钱供她上了一所旅游学校,所以她必须挣钱还债。其实她对政治很感兴趣,经常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导游们团结起来搞罢工的故事。不过她讲着讲着又说漏了嘴,承认秘鲁的前保守派总统藤森也没那么坏,起码他主持扩建了秘鲁的公路网,导游们终于可以不再忍受原来的泥土路了。
我幸运地留下了一张她的照片,可惜忘记保留她的通讯地址了,因此我这辈子肯定是再也见不到她了,也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否还清了父母的贷款,以及她心目中的那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有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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