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事迹考

蒲寿庚是宋末元初泉州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事迹颇受学界关注，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有关他在南宋任职的情况、据城降元的时间，以及屠杀南外宗子等问题，存在不少争议，出现不同观点。本文拟通过文献记载的分析，结合宋末元初泉州社会背景的论证，对蒲寿庚事迹作深入的探讨。

一、南宋任职，势力崛起

蒲寿庚在南宋任职泉州提举市舶使之事迹最为引人注目。他究竟哪一年上任，在任多长时间，长期以来争议莫属。桑原骘藏认为蒲寿庚于淳祐年间(1241-1252)上任，在任约30年。罗香林与桑原骘藏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其于淳祐五、六年间上任，任期至德祐年间。陈自强考辨蒲寿庚仅于景炎元年(1276)才以招抚使的身份兼任提举市舶使，到降元时在任仅七个月。苏基朗则论证蒲寿庚在景炎元年五月前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约一年多。

淳祐到咸淳年间泉州提举市舶使之名见于《泉州府志》《福建通志》等文献记载及九日山祈风石刻的文字中。这之中可考的最后一位市舶使王茂悦，咸淳二年(1266)在任。因此蒲寿庚于淳祐年间开始连任三十余年提举市舶使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是否可能在此期间或王茂悦离任之后任泉州提举市舶使？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南宋政府对于市舶官吏的任用非常重视，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具有一定品级的官员充任或兼任。南宋泉州主管市舶的官员，在绍兴年间曾由提刑、提举茶事兼领，为路一级的官员；之后设专职提举市舶，也非低品级的官吏；南宋晚期则常有知州兼舶，且有出身宗室的赵希楙、赵师耕以及与权相贾似道关系密切的王茂悦任职。可见泉州提举市舶使这一职位之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一定功名和官位品级较高的人才能任之。此时蒲寿庚只是一位海商，不具备充任提举市舶使的条件。

蒲寿庚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的起始时间，应在咸淳十年(1274)平海寇之后。《泉南杂志》载：“蒲寿庚其先西域人，与兄寿宬总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读史方舆纪要》云：“寿庚西域人，与其兄寿宬以互市归于宋。寿庚以鹰犬微功，过假之以禄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抚使。”《泉州府志》引《大明舆地名胜志》云：“宋末西域人蒲寿宬、与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末，击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寿宬授知吉州，不赴。”《丽史》云：“宋季有蒲寿庚、宬以平海寇淂官。寿庚为招抚使，主市舶。”《泉州府志》、《福建通志》都有咸淳末(十年)海寇来犯泉州，蒲寿庚、蒲寿宬击退之的记载。蒲寿庚于咸淳十年以平海寇之功入仕，任泉州提举市舶使，可能性最大，最合乎情理。首先，南宋之时海寇屡次入侵泉州，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并上岸烧杀抢夺，甚是猖獗。海寇势力之大甚至连官府的正规水军左翼军也无法抵挡，需要征调民船及民间武装，并以奖赏的方式鼓励官民缉捕海寇。蒲寿庚击退海寇，也算是不小的功劳，但仅凭这一点仍然无法具备出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的条件。同样重要的是他长期把持着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且为一城富商巨贾之首，甚至令南海诸国莫不畏服；而此时南宋朝廷的统治在元军的威胁下已岌岌可危，在特定局势下采取非常之法任命官吏，以熟悉市舶事务且平寇有功的蒲寿庚为泉州提举市舶使，同时也吸收其力量为己所用，是完全有可能的。

蒲寿庚任提举市舶使的终止时间，应在德祐元年(1275)五月。《宋史》载：“(德祐元年五月)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其在任时间约一年，之后应没有再任是职。《闽书》引“泉志”载蒲寿庚“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只说他总领海外贸易之事，并没有说任提举市舶使。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降元之时，其身份是招抚使，《宋史》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并说“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可知其任提举市舶使，已是之前的事情了。

蒲寿庚在南宋的另一官职为招抚使，景炎元年上任。招抚使“在宋代虽非常置军职，但受命者主要是负有重要任务的高级将领，其统属区域也往往以路为单位”。之前仅做过一年左右提举市舶使的蒲寿庚能获此官职，可见此时其所拥有的海外贸易力量及私人武装力量之雄厚，对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意义之重大，虽然不具备相应的品级，仍被授予要职。

南宋末年蒲寿庚仅任过一年左右提举市舶使及几个月招抚使，却早已在泉州发展出巨大的势力。

其一，把持着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并且以此积累了丰厚的家资。在南宋最后30年，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其家族主要从事的是香料的贸易。海上贸易有着巨额利润。《桐江集》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因而其“致产钜万”、“家赀累巨万计”。同时还利用贿赂市舶官员、逃税等手段谋取更大的利润。《癸辛杂识》载：

林乔……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九日山有咸淳二年(1266)王茂悦任提举市舶时的祈风石刻，王茂悦于咸淳二年前后任泉州提举市舶，漏舶之事应就发生于此时。文中称蒲寿庚为“蒲舶”、“蒲八官人”，可见其已具有相当大的势力。此外，“蒲氏之壻”佛莲，为“南蕃回回”，也是泉州的巨贾，“其家富甚”，蒲氏很可能指的就是蒲寿庚家族。可见其与泉州的其他蕃商大贾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联姻。在他的周围，应聚集了不少富商，形成一个“海商集团”。在不久后的宋元鼎革之际，他们力主降元，也得到一部分当地士大夫的支持，而与极力捍卫南宋王朝的南外宗子、士大夫集团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其二，拥有数量众多的海舶和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有记载云：

景炎间，益王南巡，驻跸泉州法石，张世杰以淮兵三千五百人授寿庚，使将以从，取寿庚货舶四百艘以载军士，寿庚不悦……

仅被张世杰掠走的就有400艘，蒲寿庚所拥有的海舶数量必然大于此。由于海舶数量巨大，因此他在位于府城东北36都海岸建了“天风海云楼”，“以望海舶”。数量众多的海舶也反映出其海外贸易的势力之大。与此同时，他还拥有实力强大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咸淳十年(1274)，曾平定海寇；在降元后“率本家丁壮镇守东南”，凭借强大的实力向董文炳承诺“必保无虞”。

其三，其家族广泛结交包括当地官员在内的上层社会。蒲寿宬《心泉学诗稿》所见就有洪天锡、王茂悦、刘克庄、常挺、赵是斋、赵见泰等。洪天锡是泉州晋江人，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刘克庄曾任工部尚书，其弟刘克逊淳祐五年(1245)曾任泉州知州；常挺、赵是斋、赵见泰则于咸淳年间先后任泉州知州。同时，蒲寿庚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泉州人夏璟也有深交，在降元时也获得夏璟的帮助。此外，他还有一大批亲信，如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这些人在其降元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蒲氏势力范围不仅限于泉州，与海外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在海外诸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因此降元后董文炳能借助其“诱诸蛮臣服”。

二、据城降元，极盛一时

咸淳末年，蒲寿庚势力之大，显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虽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蒲寿庚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在宋元鼎革之际将发挥关键作用，因而宋、元两方都采取措施拉拢他。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元“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招降的对象是刚上任不久的提举市舶使蒲寿庚及其兄蒲寿宬，而不是泉州知州。当年宋端宗即位后授予其“福建广东招抚使”之职，并让他“总海舶”。在宋端宗及张世杰到达泉州城外之时，《宋史》记载了蒲寿庚前去谒见而不提当时的知州田真子，可见蒲寿庚已成为当地官员的代表和整个城市的真正掌控者。董文炳在蒲寿庚降元后未及向元世祖请示即“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显然是看到了蒲氏势力之大。

作为泉州城海商势力的代表，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一切主要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泉州港免遭兵燹，海外贸易正常进行，这也是泉州城内众多海商的愿望。

蒲寿庚降元之心，应早已有之。咸淳十年其兄蒲寿宬也因平海寇之功被授予吉州知州之职，但“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蒲寿宬早已看清大局，并“劝寿庚据泉以降元”。虽然这时南宋朝廷还在苟延残喘，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不难预测，在元军汹汹南下之际，如果负隅顽抗，结果只能是自己散尽家财，城市陷于兵乱，而新的王朝建立后也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开展海外贸易。作为拥有众多的货舶、资产的巨商，必然不愿意看到自己丰厚的家资成为改朝换代的陪葬品，同时也希望海外贸易尽量少受到战争的影响而正常进行。当时泉州城内众多的富商大贾必然也有着同样的心理，作为泉州港海商的代表，弃宋降元必然成为其唯一的选择。虽然文献记载以城降元的是蒲寿庚，但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人的行为，也反映了泉州海商的利益之所在。虽然蒲寿庚审时度势，决心降元，但在景炎元年十一月张世杰与宋朝皇帝抵泉之前还没有公开的反宋活动，亦曾接受了宋朝政府授予的福建广东招抚使的官职。当年十一月端宗及张世杰到达城外，蒲寿庚尽管“有异志”，但仍“来谒，请驻跸”，然而张世杰“不可”，显然已对他起了疑心。其后张世杰因海船物资不足，向蒲寿庚索要未果而掠夺其船舶物资，成为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的导火索。在可能引起蒲寿庚不满甚至反叛的情况下却只能出此下策，也可见逃亡中的南宋朝廷所处之困境。

屠杀南外宗子的时间，史料记载相互之间不一致，有景炎元年及二年之说，《宋史》认为是元年，《心史》、《闽书》、《泉州府志》、《八闽通志》则载二年。桑原骘藏、王连茂依据不同资料得出不同结论。在参照了其他一些相关记载后，可以发现蒲寿庚屠杀以南外宗子、士大夫为主的反对势力应有两次。第一次即是《宋史》所载的景炎元年端宗与张世杰到达城外，索要军粮物资不成而掠其船资。这无疑激怒了蒲寿庚。其降元之心开始明确表现出来。屠杀南外宗子、士大夫与淮兵则是他公开反宋的首要举措：这些人一心维护南宋朝廷，必然成为他降元的最大阻力。当时已经明确的反对势力都在这次被消灭。第二次在景炎二年张世杰回师围泉时，这时城内仍然有反对降元的士大夫，欲与张世杰里应外合，如诸葛寅。可能后人把两次屠杀相混，以至于记载有偏差，甚至与其同时代的郑所南都出现错误。

蒲寿庚降元及屠杀在泉的南外宗子、士大夫与淮兵，是商人集团与士大夫集团之间斗争的最后结果，也标志着商人集团成为这场斗争的最终获胜者，而在当时泉州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这一结果也是必然的。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早已有之。地方政府和市舶官吏对海商的盘剥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而在南宋中后期尤甚，市舶的重征甚至一度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也损害了海商的利益，商人为了减少向政府交税或逃税，就要拿出大量钱财行贿地方官员与市舶官员。在元军逐渐南下之时，二者对于是战是降又有着严重分歧。张世杰两次到达泉州城外，城内为数众多的忠于南宋的宗子、士大夫都欲与其里应外合，如《泉州府志》所记载的庄思齐及其四个兄弟、吕七十四等人，吕七十四甚至能够纠集千人欲迎张世杰。这对于降元派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蒲寿庚消灭反元势力，即士大夫集团，甚至宗室的妇女与小孩也未能幸免，可见二者之间矛盾之深。但士大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南宋的支持者，如知州田真子、颜伯录、林纯子、孙胜夫等人，以及夏璟，是和商人集团一样的降元派，成为蒲寿庚降元的协助者。同时蒲氏也不断笼络一些名士，争取使其投靠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对于明确表示反对降元的，对自身有所威胁的必将其赶尽杀绝，如吕大奎，而对于保持中立、不参与反元活动的士大夫，就不再过问，如刘志学。这说明蒲寿庚还是讲究策略的，并不是一味滥杀。局势稳定后对于在两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宗子、士大夫和淮兵也不再追究，并推举宋朝旧臣庄弥邵兄弟、郑曾子等人在元朝为官，曾两次险遭其害的赵必曅得以居于泉之东陵。这样的举措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海外贸易则是至关重要的。

降元后，蒲寿庚继续协助元朝参与各种事务。

其一，参与剿灭包括东南沿海以及海外地区的南宋残余势力。至元十四年九月，“元主诏塔出与李恒、吕师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合追二王”；至元十五年三月诏令其“镇抚滨海诸郡”。南宋灭亡后其遗臣不少前往海外避难，甚至希望借助海外诸国的力量助宋与元对抗，其中有到南海诸国如占城、安南、交趾的，也有到日本的，如果得到支持，必会成为元朝的一个祸患。同时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元朝统治者自然也希望海外诸国能够臣服于自己。因此元朝亟须招诱之，而令“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蒲寿庚正可承担这一任务。元初对于海外诸国的诏谕，不仅有与其通商贸易的经济目的，也有令其臣服而不为南宋残余势力提供援助的政治上的目的。至元十五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除“往来互市”外，还希望其“来朝”，臣服于元，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董文炳也说要蒲寿庚为元朝“诱诸蛮臣服”。招诱活动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二，促进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泉州港在其降元后的第二年就设立了市舶司，海外贸易照常进行，而此时全国还有不少地区处于战乱之中。这应与蒲寿庚的积极促成有关，也正是以其为首的泉州海商降元的目的所在。多次诏谕海外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蕃商来泉贸易。至元十五年八月，册封妈祖为天妃，应也是蒲寿庚促成的。泉州民众广泛的海上活动使得妈祖信仰成为当地普遍的海神信仰，册封妈祖，亦是出于海外贸易的需要。

此外蒲氏还协助元军征日本，建造海船。至元十六年二月，“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而泉州承担了其中的200艘，到了至元十八年二月，“福建省左丞蒲寿庚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

总之，元初在与海外诸国有关的活动中，不论是招诱诸国臣服，促进海外贸易以至建造征日本的战船，都需要借助蒲寿庚的力量。其中其子蒲师文、亲信孙胜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出使南海诸国。

三、官位显达，熏炎泉人

蒲寿庚在泉州之势力于元代亦达到鼎盛。南宋时，其虽控制着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但直到咸淳末平海寇之后才获得官职，而在降元后，则一直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一降元即被授予“昭勇大将军”、“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之官职，并兼管“福建广东市舶事”。《闽书》记载景炎二年九月张世杰解围离泉之后，蒲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时间有误，同时他被授予上述官职也非因解张世杰之围。据《元史》蒲氏于至元十四年七月始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之职，正值张世杰围泉之时或之前，而在此之前他就已是“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其兼任“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之职，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元史》载“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䚟领之”，元初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后，提举市舶就换为忙古䚟。至元十五年三月，福建设行省，省治福州，蒲寿庚任行省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滨海诸郡”。至元十五年八月至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任行省左丞之职。蒲寿庚的最后任职应是行省平章政事，比他时代稍后不久之人所撰写的《夏宣武将军墓志铭》、《重建清源纯阳洞记》都曾称之“平章”。其任平章政事的时间，应在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任左丞之后，有可能任泉州行省、江西行省或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终元一朝，蒲寿庚家族在泉州权倾一时。蒲氏子孙有不少身居高位，如其子蒲师文在元初官至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及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蒲师斯于至元甲申(1284年)“擢为翰林太史院官”，蒲师孔“以荫补承务郎监福州水口镇”，蒲均文元贞二年(1296年)“诏为右谕德兼中书省知制”。其家族家资之雄厚、生活之奢侈则可从他们在泉州留下的花园、宅邸遗迹中略窥一二。蒲氏拥有大片的宅第和花园，不少地名还一直保留到现在。其花园在南教场，“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着‘丞相花园’字样”。现在当地仍然有着“花园头”的地名。蒲寿庚还建有大型娱乐场所“棋盘园”，当年他在这里以美女为棋子对弈之说在泉州也流传至今。此外，“东鲁巷”、“后池”、“灶仔巷”等地名也与其家宅第、花园有关。泉州人亦苦于其害，避之不及。正如《闽书》言：“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九)十余年，元亡乃已”，《清源金氏族谱》云：“(蒲寿庚)表降于元，锡爵镇国，俾统州政，父子继世，恃宠专制，峻法严刑，以遂征科，人苦薰炎，甫九十年”。

由宋入元，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吴澄载：“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在此背景下汪大渊著成《岛夷志略》一书。元代到过泉州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曾被这个港口城市的繁华所震慑。此时整个城市具有更为浓厚的商业气息，经商之风更为盛行。海商则空前活跃，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对当地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巨商如朱道山，“泉州两义士”孙天富、陈宝生等。与此同时，回回在泉州位高势重，且有不少特权，其伊斯兰文化也居于强势地位，有不少当地人转而遵其教、从其俗，成为“伪色目人”。族谱载：

元氏失驭，而色目人来据闽者，惟我泉州为最炽。……迨今虽入编户，然其间有真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异俗，以棼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斁咈我彛伦。

迨元之时，于回免其差扰，泉之回尤盛，世人因多从回，或好两国之教，或托足以避乱。

留居当地的色目人数量比南宋时更多，泉州保留有大量阿拉伯人墓碑，绝大部分是元代的。色目商人势力发展得很快，时人有言：“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家资丰厚的泉州蕃商也曾多次纳贡。《元史》记载有武宗年间“泉州大商合只铁即剌进异木沉檀可构宫室者”，“泉州大商马合马丹的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元代泉州的提举市舶使有不少即是色目人，把持着港口的海外贸易。泉州港繁荣，与蒲寿庚及其族人的悉心经营密不可分。穆斯林海商在当地势力的极盛，也与蒲寿庚有着密切关系。蒲氏于宋元鼎革之际屠杀了大批在泉的南外宗子、士大夫和淮兵，基本消灭了反对势力。士大夫中免于此难的，除了其降元的支持者和协助者之外，多是一些保持中立之人，由宋入元，这些人也多隐居不仕，元初泉州城的掌控权很自然地就把持在蒲寿庚的手中，而他在元初的各种活动，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家族在泉州的地位，开启了此后90余年色目人在泉州盛极一时的境况。

这一情况持续到元末，最终爆发了亦思巴奚之乱，给泉州带来巨大灾难。蒲寿庚家族之人也是主要参与者，《清源金氏族谱》则直接称之为“蒲那之乱”。这次兵乱始于至正十七年(1357)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占据泉州。诸多史料都只是陈述这一事实而没有说明赛、阿二人叛乱的原因。结合泉州港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他文献记载可推测这可能与当地穆斯林海商对港口控制权的争夺有关。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自南宋末年起就一直把持在蒲寿庚及其族人手中。此时则由其家族之婿西域那兀纳主市舶。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各国商旅往来互市，也有不少定居于此，其中有些应也发展出不小的势力，如赛甫丁、阿迷里丁即为义兵万户。新旧势力之间难免不产生利益冲突，都想控制泉州港，亦思巴奚之乱即是其体现。然而兵乱的范围并不限于泉州，则是因为赛、阿、那等人又与福州、兴化等地的地方势力相互利用、勾结。通过至正十七年的叛乱，赛、阿二人暂时排挤了那兀纳的势力。此后二人卷入福州的省宪构兵以及兴化林德隆、陈从仁之间的冲突中，借此亦思巴奚之乱从泉州扩展到福州、兴化等地。赛甫丁协助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兵进福州，阿迷里丁则在占据兴化后不久又退回泉州。至正二十二年(1362)是这次兵乱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燕只不花任行省平章政事，将占据福州的赛甫丁驱逐出城，以铲除前任普化帖木儿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前不久那兀纳杀阿迷里丁及其党羽，也应与燕只不花的支持有关。(那兀纳与燕只不花关系密切，可从之后几年的事态中看出。那氏对行省左丞观孙、帖木儿不花都“不受命”，却多次听从燕只不花亲信德安之命而退兵，并于至正二十五年与燕只不花、德安一同对抗观孙。)至此那兀纳重新控制了泉州港。当权期间，那兀纳“据土擅赋，大肆惨夷”，“大肆滛虐，选民间女儿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撄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伫积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陈有定攻克泉州，擒获那兀纳，亦思巴奚之乱方结束。

此次兵乱为祸至深，泉人深受其苦。《泉南杂志》载：

泉南号文章之薮，而载籍甚少，何也？……何怍庵先生曰：“蒲氏之变，泉郡既遭兵火，无复遗者。”

平乱后泉州出现了对穆斯林的大屠杀，“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悮杀者”。对于蒲氏家族的报复行为尤为极端，“发蒲贼诸塚”，“凡蒲户[尸]皆躶体面西方”，“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报在宋行拭逆也”。不久后元明鼎革，汉族人重掌政权，蒲氏家族受到汉族统治者的诸多约束。朱元璋“禁泉人蒲寿庚孙胜夫之子，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洪武七年(1374)大赦天下，“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淂登仕籍”。明初以后泉州当地对异族有着排斥情绪，对其家族的仇恨尤甚，明代人写的《南外赵氏家范》仍禁止与蒲氏通婚。经此诸多变故之后蒲寿庚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四、时势英雄，历史评说

绍定三年(1230)前后蒲寿庚随其父蒲开宗迁至泉州，这时其家族正处于“家赀益落”的困难时期，顾祖禹称蒲寿庚“其初不过一亡命匹夫耳”。然而不久后蒲氏势力就在泉州迅速兴起，在并不长的30余年间从“家赀益落”的外来蕃商反客为主，成为一城的掌控者。在咸淳十年平海寇之前，蒲寿庚并没有官职，其兄蒲寿宬在较早的时候也仅做过“领卫”这样的低级武官，咸淳七年(1271)才任梅州知州，却能遍交当地重要官员；其家又是在南宋晚期才从广州迁至泉州，在当地也没有雄厚的根基，作为一个外来蕃商，如何能如此之快地在移居地发展出这样大的势力？这与南宋最后30年，亦即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期间泉州特殊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长期以来的积弊导致地方政府贫弱，寄治郡中的南外宗子多穷困、落魄，成为当地一个巨大的负担。早在嘉泰年间(1201-1204)，泉州知州叶适在给宁宗皇帝的札子中就提到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南宋晚期曾两度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以及寓居于泉的刘克庄也都谈及地方财政之凋敝。咸淳年间重修毁于大火的大成殿时，就因政府缺钱，只能靠各方募捐，同时尽量减少开支，才得以完成修缮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外宗子带来的巨大负担。二则是土地集中，寺院和富家巨室占领了大量土地，影响了赋税收入。三是用人不当，各县官员所用非人，以致版籍散乱，钞书积压，赋税减收。

其次，地狭人稠，农业欠收，粮食供应不足，不少普通民众生活困难。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泉州耕地面积小，土地又多为富家巨室所占，因此“本州苗额不及江浙一大县”，然而有着众多的人口，在绍定年间已是“十室而九乏”。咸淳年间，蒲寿宬的诗中可以反映出当时一般民众的处境：民生凋敝、村落荒凉，众哺难安，昔日的“乐土”早已一去不复还。

再者，海外贸易繁荣，有众多富商大贾。南宋最后三四十年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虽然会受到海寇的侵扰和当地官吏重征的影响，但也已摆脱了之前一度衰落的局面。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并不像地方政府那样存在“根本”上的积弊，即使是在较为萧条的嘉定、宝庆年间，赵汝适仍可以“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写成《诸蕃志》，可见泉州与海外诸国联系之紧密，只要外部环境稍为宽松，海外贸易仍然可以照常进行。绍定五年到咸淳年间这40余年的知州有很多“清吏”，如真德秀、孙梦观、李韶、刘伟叔、赵汝腾、赵涯、颜颐仲、刘克逊、韩识、汪应元、谢、方澄孙、常挺等，有不少兼市舶，废除弊政，严禁重征，使蕃商海舶慕名而来。当“清吏”在任时，海外贸易自然发展得很好；如果市舶重征，海商也会千方百计逃避，例如贿赂市舶官员，正如刘克庄所言“监泉州市舶务居是职者，率与胡贾交贿”，“时有贾胡铜臭埒国徧交贵仕”，前面提到的“蒲八官人”也是如此。在南宋最后30年，又呈现出繁荣景象，并且有像蒲寿庚、佛莲这样的富商大贾。泉州出土的南宋末海船也说明了即使在元军即将到来之时，海外贸易仍很繁荣。

《后村集》卷62可以概括当时泉州的社会状况：当地人与番商“民夷杂居”，富家巨室“贵豪盘错”，政府“财粟弹竭”，商人“珠犀点涴”。在政府贫弱，农业欠收的情况下，海外贸易却相对繁荣，与其他方面的凋敝构成了不和谐的景象。商业的繁荣，商人的富有与“凋匮不可为”的地方政府，“贫困至多”的南外宗子和“盐米尤仓皇”的普通民众形成鲜明对比。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蒲寿庚的势力得以崛起。这并不只是由于蒲氏身居要职，也并非仅因其家族原先是泉州的豪门大族，而重要的是因为他“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为把持一城海舶之利的富商大贾。泉州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地区，在南宋末年又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万事凋敝唯独工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海商在这个城市的重要地位更加突显，在当时把持海外贸易就有控制整个城市的可能。同时蒲氏拥有众多海舶家资，身处动荡不安的朝代更迭之时，必将极力保护自己的资产，维持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因而也有掌控一城的迫切愿望。泉州为数众多的海商在此时与他有着相同的利益，也会给予支持。

由此可见，蒲寿庚势力在泉州的兴起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并且他的事迹不仅仅代表着其个人的活动，也是泉州商业社会发展并达到鼎盛的突出体现和海商势力在宋元泉州崛起的代表性个案。其因把持着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而发展出可以控制整个城市的雄厚力量，并由商而官，虽然这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但结合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社会背景，就不难理解了。他之所以能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海商的代表，可以说是依赖于泉州港的商业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有利条件，但与家族原先的雄厚力量及个人素质也是分不开的。

在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对蒲寿庚的评价多是贬抑之辞。陈懋仁称其“顽暴寡谋”，顾祖禹称之“狼子野心，背宋而潜献地于元”。他降元后，时人对于其行为也多嗤之以鼻。《泉州府志》载：“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陈元龙非不忠义，如民何？’闻者笑之。”到了明代，统治者视他为倒元倾宋的奸臣。明清时期蒲氏族人所修的族谱，也不写其名，而以“□□”表示，且不录其事迹以避嫌。明清之人对蒲寿庚的评价，都是基于其据城降元这一件事。他之所以遭遇后人如此之多的诟病，也是由于据城降元一事。然而他们完全忽略了蒲寿庚对宋元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及商业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家族在南宋晚期的到来，对于当时海外贸易一度中衰的泉州港无疑是雪中送炭，他能够为当地广泛招徕蕃商；由宋入元，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因改朝换代而受不利影响，得以平稳过渡，很大一部分是蒲氏努力的结果；元代泉州港空前繁荣，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口，也与其积极促成有很大的关系。近人对蒲寿庚的研究，则多以此为着眼点，因而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当然，还必须看到，蒲寿庚也开启了元代色目人势力在泉州盛极一时的境况。虽然元代色目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色目商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和港口也有很大的势力，然而在泉州此种情况尤甚。色目人把持着海外贸易且身居高位，生活尤为奢靡并仗势欺压当地民众，以至于在亦思巴奚之乱后，泉州出现了对于包括蒲氏家族在内的穆斯林的大屠杀，当地人对于穆斯林的积怨之深，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见的。穆斯林海商在造就了元代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的同时，其势力的过分膨胀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节选自《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