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创新体系下的亚洲文明研究

2025年11月7日至9日，第五届亚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创新体系下的亚洲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会议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亚洲文明研究中心及《亚洲文明》编辑部联合主办，汇聚了来自中国、日本等国家的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创新体系下的亚洲文明研究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者合影

11月8日上午，开幕式在徐汇校区西部会议中心2号报告厅举行，由上海师范大学刘峰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致欢迎辞。随后，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清华大学宋念申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关立丹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苏智良教授针对抗战研究提出若干思考，涉及抗战史的研究视角、史料挖掘、议题拓展等方面，强调应突破传统研究局限，加强对沦陷区、战争记忆、国际维度等议题的关注，丰富抗战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宋念申教授以画家石鲁的创作与经历为线索，探讨革命语境下“亚洲”概念的建构与演变，石鲁的作品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又暗含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应，展现了“亚洲”作为文化与政治想象的复杂内涵。关立丹教授界定冲绳文学以冲绳县及历史上琉球王国为空间载体，核心围绕琉球曲折历史与独特文化根脉，创作者涵盖本土及日本本土作家，是边缘族群文化存续的体现。

苏智良教授作主旨发言

宋念申教授作主旨发言

关立丹教授作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结束后，11月8日下午和11月9日上午会议分为三场共九个分论坛开展，五十多位学者分享了近期的研究。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是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同时微观视角与宏观视野并重，关注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

第一场会议共分三个分论坛并行开展。第一分论坛以“观念、宗教与中古/近世初期社会”为主题，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主持，鲁东大学黄修志教授评议。其中，浙江工商大学姚琼副教授通过分析日本镰仓时代的禳灾祭祀活动，探讨当时社会的污秽观念，指出禳灾祭祀与污秽观念紧密相关，祭祀仪式既是消除污秽、抵御灾害的手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秩序、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刘莹指出近世东亚儒学从宋明理学“复性”转向“返礼学”，主张“以礼代理”，将儒家道德重建为可操作的外在规范体系，中、日、韩三国在这一过程中呈现不同路径，重塑了近代东亚伦理与社会实践。日本公立小松大学黄霄龙副教授以日本北陆地区为中心，探讨中世地方寺院与中央权力的互动及宗教秩序形成，地方寺院既依附中央获取正统性与资源，又具较强自主性与竞争性，国家通过祈愿寺认定等三种形式影响宗教关系，地方以多宗派共存竞争回应。山东大学刘晨副研究员探讨日本近世初期国制构建的连续性与革新性，中世传统权门势力为新兴政权提供合法性与基础，但“中世国家”治理机制瓦解后，武家统一政权的形成主要依赖统治者的治理决策与制度创造，织田、丰臣、德川政权在统合与治理中推动国制革新。

第二分论坛以“帝国的逻辑与战争机器——日本侵华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为主题，由暨南大学赵思洋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刘轩教授评议。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教授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剖析1931-1937年日本“协调外交”的失败根源，指出日本的霸权幻想与当时国际体系的制约存在深刻矛盾，“协调外交”既未能实现日本的霸权诉求，又因违背国际秩序而遭遇挫折。南开大学张展副教授分析日军全面侵华过程中空间思维的演变轨迹，探讨日军在战略布局、战场选择、占领统治等方面如何运用空间思维，以及空间思维的演变与战争进程、国际局势、日军战略目标调整之间的关系。河海大学张逦研究日本军政在华北地区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情报搜集活动，梳理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情报来源，揭示日本对中共实力的认知变化及其情报策略的调整。鲁东大学曲扬研究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媒体管控与宣传体制，通过登记许可、资源配给、内容审查等手段控制报刊、广播、出版，借助“新民主义”重构文化认同，但其宣传体系存在内在矛盾，无法压制民族意识。

第三分论坛以“东亚知识的跨语际与跨文化传播”为主题，由《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许丽梅副总编主持，上海大学赵莹波教授评议。其中，东南大学陆薇薇教授聚焦江户庶民阶层中的商人，探讨中国知识在江户民间的传播与流变，三田净久推动俳谐本土化，木村蒹葭堂促进本草学向博物学转型，茑屋重三郎通过出版融合中国通俗文艺与江户美学，体现庶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南开大学王玉玲副研究员研究13-14世纪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知状况，通过分析该时期日本文献、文人交往等史料，揭示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认知内容、形成路径，以及这种认知对中日交流产生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余静颖梳理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日本的传播、译介与接受历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赵氏孤儿》在日本的传播路径、译介版本、舞台改编，以及日本社会对作品主题、人物、文化内涵的接受与再诠释。浙江工商大学王侃良副研究员提出融合提示工程与RAG（检索增强生成）的数字人文方法，以东亚非汉文文献的候文汉译为案例展开跨语言实践研究，旨在提升非汉文文献翻译的准确性与效率，为东亚文献的整理与传播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与实践参考。

第二场会议同样共分三个分论坛并行开展。第一分论坛以“中古至近世中日文化交流载体”为主题，由南开大学王玉玲副研究员主持，湖南师范大学陈小法教授评议。其中，上海大学赵莹波教授以日本出土的宋瓷动物玩偶为实物史料，探讨唐房文化的传播路径与影响，分析宋瓷动物玩偶的工艺特征、文化内涵，揭示其作为文化载体，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唐房文化的传播广度与深度。上海师范大学康昊副教授阐述北宋时期佛教器物成为中日交往的重要外交媒介，日本权门势家通过僧侣请求佛教器物，绕过朝贡体制保持与宋联系；宋朝借赐予佛教器物宣示正统、催促朝贡，在“澶渊体制”下，佛教成为东亚跨国交流的文化公约数。香港城市大学李怡文副教授以元明之际的大龙翔集庆寺（后改名天界寺）为切入点，探讨其修建与元明王权巩固的关联，以及在中日交流中的作用，该寺在元代为文宗彰显权力，明代承担宗教管理、政权巩固、外事交往职能，折射出当时中日关系及佛教与政权关系的变化。南京大学马云超分析足利义教时期明日外交恢复的背景、过程与影响，东亚局势缓和与两国权力者推动是复交前提，足利义教主动遣使结束外交空白期，三宝院满济解决册封名分问题，此后明日关系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贸易摩擦成为主要冲突形式。

第二分论坛以“东亚的区域网络与认同建构”为主题，由浙江工商大学姚琼副教授主持，北京语言大学关立丹教授评议。其中，鲁东大学黄修志教授提出“承丽”与“慕宋”是朝鲜王朝政治文化核心，“慕宋”并非单纯崇慕，而是通过借鉴、批评宋代政治得失构建本国体制，最终凝结“道统在东”观念与“荡平政治”实践，本质是国际战略守势与国内君臣博弈。山东大学丁晨楠副教授提出清朝邸报存在东传朝鲜与西传欧洲的双重路径，燕行使对邸报的搜集与上报，使邸报“内部公共性”外溢为“东亚信息公共性”，其流通体现权力主导、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特征，与欧洲渠道共同构成清朝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途径。山东大学胡炜权副教授聚焦壬辰丁酉战争中的碧蹄馆之战，指出中、日、韩三方史书描述各异，现有研究多依赖后世史书，缺乏一手史料运用；战后朝鲜对该战的评价受政治因素影响，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进而塑造了后世对该战的历史记忆。湘潭大学瞿亮副教授聚焦日本明治时期鹿鸣馆这一公共空间，探讨其在西洋化与国粹主义之间的功能起伏，鹿鸣馆本为推动欧化外交、展示日本近代化形象而建，却因过度追求西洋形式、脱离本土社会实际，最终未能实现预期外交目标，凸显其在文化抉择中的矛盾与失败宿命。

第三分论坛以“近代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战争遗产研究”为主题，由上海师范大学吴佩遥副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刘峰教授评议。其中，南开大学刘轩教授分析了一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被法西斯主义取代的原因，根源在于明治宪法制衡机制缺失、集团主义多元决策导致国家战略漂移，思想动力为天皇专制主义与“维新”精神，社会基础是尖锐社会矛盾与蒙昧民主意识，统治集团的“政治正确”原则最终推动国家法西斯化。华南师范大学吴佩军副教授以侵华日军广州8604细菌部队的留守名簿为核心史料，开展实证研究，梳理该部队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活动轨迹，为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提供了关键的史料支撑与学术佐证。上海交通大学杨婵副教授聚焦1945-2007年间太平洋战争期间在华英侨的赔偿问题，梳理赔偿的历史背景、谈判过程、实施情况与后续影响，分析这一问题背后涉及的国际关系、国际法应用、战争遗留问题处理等复杂因素。西南政法大学王继洲以赤松克麿为中心，探讨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转向”现象，分析其“转向”的政治、思想动因，以及这一转变对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日本政治格局演变产生的影响。

第三场会议仍分三个分论坛并行开展。第一分论坛以“前近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信仰”为主题，由香港城市大学李怡文副教授主持，上海理工大学杨本明教授评议。其中，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杨世帆助理研究员以古文辞学派为视角，探讨江户日本《老子》学的升格化现象，分析古文辞学派学者对《老子》的解读、阐释与传播，揭示《老子》学在江户日本从边缘到逐渐获得重视、实现“升格”的过程及其思想文化意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探讨吉田松阴思想中《孟子》的影响与“近代”意识的建构，分析吉田松阴对《孟子》思想的吸收、改造与运用，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助力其形成近代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理念，为日本近代化转型提供思想资源。中山大学吴伟华副教授以幕府末期的大坂为中心，考察当时的城市社会与民众生活，分析大坂的城市结构、商贸活动、社会阶层、民众习俗等方面的特征，探讨幕府末期社会变革对城市与民众产生的影响。

第二分论坛以“万物、人性与知识——东亚的自然书写与哲学反思”为主题，由东南大学陆薇薇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多友教授评议。其中，湖南师范大学陈小法教授梳理中国茶德从唐至近现代的变迁，唐代陆羽《茶经》确立“精行俭德”伦理根基，宋代转向“致清导和”审美，元明清走向世俗化，近现代形成“廉、美、和、敬”体系，强调茶德始终融合儒佛道思想，兼具道德规范与生活美学属性。日本横滨商科大学教养教育中心久保辉幸教授指出小野兰山等日本学者整理了东亚原产植物拉丁语学名与中文名称的对应关系，贡献显著，但因未接触中国本土植物，仅基于日本产植物整理，存在一定局限性，且相关鉴定结果随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刘宇昊副研究员以中井履轩“气质不变化”说为核心，探讨日本近世中后期人性论演进，其严格区分“气质”“性”与“习蔽”，以“性善”为根基、“恶”归因为后天“习蔽”，既拒斥朱子学严苛修养论，又避免徂徕学“非道德”问题，推动儒学平民化与实践化。清华大学郑豪博士后从全球史视角探讨麋鹿的“重生”历程，梳理麋鹿在中外历史上的分布、迁徙、保护与繁衍，分析麋鹿的命运与全球生态变迁、中外文化交流、人类活动的关联，展现其作为跨文化、跨地域物种的独特历史意义。

第三分论坛以“思想与文明的再定义——战后日本的学术、文学与现代性反思”为主题，由山东大学丁晨楠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宋念申教授评议。其中，复旦大学商兆琦副教授剖析丸山真男关于尊严认知的核心思想，指出其将自由与德性视为尊严的核心维度，强调尊严既离不开个体自由的实现，又需以德性为支撑，探讨了在近代日本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尊严与社会秩序、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辩证关系。南开大学贾思京评介日本民众史代表学者安丸良夫的近代化研究，其以“通俗道德”论肯定民众历史主体性，用“边缘-中枢”图示批判近代天皇制，揭示“传统”在日本近代化中的两义性，批判战后“现代化论”与“新国家主义”，为日本近代史研究提供独特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叶晓瑶考察日本近代史学初创时期的发展状况，聚焦其教育功能与身份困境，分析近代史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定位、所承担的启蒙与教化使命，以及在文学与科学的双重影响下，史学学科面临的身份认同难题。

三场会议结束后，青年主题论坛随即展开。由上海师范大学陶赋雯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贺平研究员评议。上海理工大学杨本明教授从亚洲文明视域出发，研究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开展现状、立项趋势，分析翻译实践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亚洲文明互鉴中的作用，探讨如何通过翻译实践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亚洲文明的交流融合。暨南大学赵思洋副教授研究了近代南洋学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对中国区域研究自主性的早期探索意义，分析南洋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成果，探讨近代学者如何通过南洋研究突破传统区域研究的局限，构建具有自主性的研究体系。复旦大学王广涛副研究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宋晓煜助理研究员聚焦战后八十周年背景下日本的战争叙事，指出日本的战争记忆已从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演变为不同立场间的“记忆战争”，分析了日本国内不同战争叙事的形成原因、核心主张及其对东亚历史和解与国际关系的影响。

11月9日闭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安洙英副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多友教授、南京大学王奕红教授分别作大会主旨发言。陈多友教授核心研究汉字及汉典在日、朝、越的传播与本土化，指出传播路径含政治移植、宗教教育、商贸交流，各国历经工具借用、价值内化到主体性转化，衍生本土文字系统，体现“和魂汉才”式调和，揭示东亚汉字文化圈“同源异流”特质。王奕红教授通过考察战后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探索，探讨其中蕴含的“亚洲文明”想象与表达，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亚洲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以及文学在亚洲文明互鉴中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通过多视角、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为构建创新体系下的亚洲文明研究提供了宝贵思路，对东亚研究给予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陈多友教授作主旨发言

王奕红教授作主旨发言

研讨会闭幕后，11月9日下午于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文科实验楼1020会议室开展“长三角东亚研究工作坊——第四十次例会 · 硕博专场”。此次例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刘峰教授主持。李宜桐、王鑫、杨昕睿、焦娇和魏梽超五位同学分别对自己论文进行阐述，分享研究过程及结论，同时各位参会老师进行点评并给出改进建议。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国内外亚洲文明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中心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创新体系下的亚洲文明研究贡献了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