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谈｜既要劳动力又要安抚排外情绪，日本外劳政策的如意算盘打得响吗

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召开“关于接纳外国人和实现‘有序共生’社会的相关阁僚会议”，明确要求在 2026 年1 月前制定出基本方针。会议指出，除了要收紧对非法滞留者的相关规定外，还将强化对外国人取得土地的限制。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日本因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产生的“机会损失”规模高达年约 16 万亿日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

若要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来看，这两条政策方向似乎存在张力：一方面是“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加强外国人管控”的趋势。在这种矛盾中，日本政府、企业、外国在日人士都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与策略。

因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产生的“机会损失”规模高达年约 16 万亿日元。数据来源：日经新闻

不得不放弃的订单、锐减的员工与“被丢失”的16万亿日元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与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联合试算，2024 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造成的机会损失达约16万亿日元，其中非制造业（如酒店、个护、零售等）占80%。

笔者在栃木县日光市一家旅馆看到，许多楼层灯光昏暗，这个拥有130间客房的酒店实际运行率只有 50%。“我们已经忙不过来了，有餐食的预订大约有一到两成不得不放弃。”酒店经理表示。尽管这几年赴日游客数量增长迅猛，但酒店员工数比5年前减少了40%。

不止旅游业如此。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统计，2024 年度因招不到员工、员工离职、人力成本高企等原因导致人手不足从而倒闭的企业达309个，比上一年增加60%。很多保持经营的企业不得不返聘或雇佣退休老员工继续工作。

若在东京新宿、大阪心斋桥等繁华路段漫步可以发现，不仅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是“银发族”，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也好多是爷爷辈的。一到周末，街头老年人在工作、年轻人在嬉笑玩乐，形成鲜明的反差。

媒体报道大阪83岁的咖啡店经营者。

经济回暖被“拖后腿”，吸纳外劳又引发不满

一般情况下，经济回暖周期往往出现在出生率较高、年轻人较多的阶段。而日本正相反，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劳动力短缺却“拖了后腿”，甚至导致结构性问题。

一方面，即使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日本政府 2025 年春季公布），依然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虚位以待”。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有着“熬资历”的传统，很多企业的中高层都年龄偏大，笔者在走访企业期间经常见到中老年（男性）管理层，甚至还有70多岁仍在工作的工程经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受新技术和新生产力较为保守、谨慎。

数据显示，日本的零售业、餐饮住宿业等服务业在过去十年中，数字化和软件投资严重不足，该现象与人手短缺问题叠加，是导致这些行业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来源：日经新闻

因此，虽然高市内阁提出“积极财政”以刺激需求，但若供给——即人手、效率、产能跟不上，仅靠需求拉动，依然难以实现持续增长。笔者接触到一些行业比如酒类、艺术品、旅游业等，经常出现需求很大但生产者不愿意扩大规模的情况。

为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增加外国人才的引进力度。厚生劳动省多次强化对外国人就业支援、雇用管理改善、留学生就业支援、外国人在日安居支援等措施。同时政府设立翻译服务、外国人专用就业咨询窗口、外国人职业训练（含日语、职场习惯、法律社保知识）等。此外在签证换岗、长期居留、家庭同行等条件上也在讨论放宽。

在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日本的“市”与中国一样，同为省级以下地级行政层，但不再下设区/乡镇/村，面积和人口也比中国小得多——笔者注）为例，人口34万、面积约为上海的7%，却设有不下10个定期日语培训班，主要面向成人，也有面向儿童的，大多免费或只是象征性收费。

笔者曾与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女士聊天，其丈夫在日本从事生物研究工作，她和两个孩子也获得签证来到日本，虽然一句日语都不会，但参加当地社团培训，费用仅约45元人民币一年（48次课）。

在此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量外国工人涌入日本，2024年底达到230万人，另外还有370万持中长期在留资格者（如经营管理方向）。过去中国为最大来源国，但近年来巴西、越南、尼泊尔、印尼等国家增长迅速。

比较有意思的是，相比喜欢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巴西和东南亚人口更“平均”地分布在各地，因此在很多县市，巴西、越南人排名外劳人数前两位，主要从事工厂、生产等体力型工作。

引入外劳缓解企业“无人可用”苦恼的同时，日本社会内部却涌现出越来越强的排外情绪。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和保守，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不同，年龄较大的日本人表示不满，而外国人带来犯罪率上升的问题，更是引发全社会的不安。

因此，一些极右团体组织的“排外”集会时有发生，社交媒体上对外国人的歧视性言论也不断升温。中老年人对外来劳动力冲击本地生活方式的担忧日益加深，而部分年轻人虽然不难找工作，但仍对外国人的大规模涌入抱有警惕。

这种情绪在政治层面得到了放大。参政党等极右势力借机鼓吹“日本人优先”，将外国人与犯罪率上升、社区秩序混乱等问题挂钩，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对立。

在日本工作的越南人的宿舍。有日本网友认为：越南人的平均年收入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只要有以“劳动力短缺”为由增加的廉价打工移民，日本人的时薪和生活水平就不会改善。

因此，高市首相一边承认“部分领域确实需要外国人才”，但也强调必须“严格执法”并“加强国土管理”。这种既需要外国人填补劳动力缺口，又担心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两难心态，正是当前日本政府政策矛盾的核心。

日本到底需不需要、需要什么样的外国人才？

高市政权已将“成长战略”视为核心政策之一。比如，设定包括 AI、半导体、造船等在内的17个战略产业领域并由专责官员负责推进，这些产业多为“高技能”“高附加值”或涉及经济安全保障的领域。

因此，可以预见日本政府在未来会更加强调“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供给能力提升”，而不仅仅是“填补劳动力缺口”。

不难理解，日本希望未来更多引进高技能/专业人才、特定技能或技能育成型人才、跨国市场连接与推广型人才等。这些人才相对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高的同时也能交更多税，更遵守法律、维护治安。

而低/中技能的劳动力依然需要，但会更注重其稳定工作、遵守规则、长期定居或参与社区较好融合的人群，并在签证种类、社会治安、社保缴纳、语言适应监管可能更严格。

在这一宏观与社会的矛盾情绪交织下，在日华人也会受一定影响。近年来，中国游客与留日人数持续增长，华人不仅在旅游业、餐饮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也逐渐进入IT、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然而，随着土地取得限制的加强、驾照换领制度的收紧，以及社会氛围中潜在的排斥情绪，华人在日的就业、创业与生活或将面临更多障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正在推动的“有序共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开放”——在接纳必要劳动力的同时，尽量限制外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但这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仍是一个未知数。

从长远来看，日本需要的不仅是对外国人的“管理”，更是对经济结构与社会心态的“重构”。提高生产力、推动行业数字化、改善劳动环境，才是缓解人手短缺的根本之道。而在社会层面，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包容的多元共生社会，将是日本能否在人口减少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对于在日华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政策收紧与社会情绪都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与事业。然而，日本经济对外的依赖性与开放性，决定了它无法完全关闭国门。如何在管控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课题，也是所有在日外国人共同面临的现实。

（作者是前媒体人，现旅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