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身处“夹在中美之间”时刻，但“对华脱钩”将适得其反

2025年10月，牛津大学“牛津马丁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高级顾问兼多边人工智能主任山姆·道斯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承办的“明德战略对话（2025）”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新动能”，山姆·道斯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展开深度交流。本次对话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全球治理、中欧合作等议题，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文：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继续关注“明德战略对话2025”。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和各位介绍很多来自欧美的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非常资深、著名，具有英国绅士风范的思想家、学者，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山姆·道斯（Sam Daws）先生。

过去几天，我与道斯先生几乎朝夕相处，先后前往上海、浙江温州，最后回到北京。我们一同参观了很多中国优质公司，还和数千位中国年轻学者进行交流沟通——这也是“明德战略对话”的核心，希望让嘉宾通过探访中国很多城市、接触中国不同人群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更好促进中国和欧美、世界各国战略学术界的交流和相互的认知。道斯先生，第一个问题，您这次到中国来参加“明德战略对话”，过去四五天时间的最深感受是什么？

山姆·道斯：非常感谢王文院长，非常荣幸而且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明德战略对话2025”。这几天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凡的经历，我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也了解到中国年轻人的决心和热情，他们希望让中国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工业行业的创新，尤其在我工作的人工智能（AI）技术与AI治理方面。

中国数智水平令人兴奋，科技成果要以人为本

王文：我记得几天前一同在浙江参观一家未来工厂，工厂里几乎没有一个工人，现场的机器人完成了产品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流程。那时，我发现所有参观这座未来工厂的人都感到十分惊奇，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第一次参观未来工厂、无人工厂。所以，您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会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太“恐怖”了吗？

山姆·道斯：是的，我在现场感到兴奋。我还意识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一定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就业带来诸多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对于西方国家、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将从自动化、人工智能中获得更高效率，同时也要确保这样带来的效益和好处能让人民受益。我认为，中国现在非常关注这点，西方国家也应该这样做。总之，中国这些（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成果令人兴奋。

欧洲身处“夹在中美之间”时刻，但“对华脱钩”将适得其反

王文：这两年，当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制造时，这两年主流的论调几乎只有两个词，一个是“Over Capacity”产能过剩，第二个是“De-risk”去风险，您怎么看待当下一些西方媒体、智库对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评价？

山姆·道斯：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些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也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欧洲向美国出口受阻。另一方面，欧洲也担心中美关税战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受阻，进而使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转而出口欧洲，挑战当地企业。比如，中国的光伏产品和技术世界领先，欧盟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加征了关税。不过，我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部分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并正在积极管理，我也非常期待这种管理的结果。

王文：所以，在这些层面，我们的确需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调整。只有通过有效的对话，才能各自做出更多的调整措施。现在看来，似乎中欧之间、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压力、紧张感仍存，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和西方整体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您又如何看待？

山姆·道斯：我认为，西方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人有着不同视角。例如，美国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因为他们对中国迅速崛起感到焦虑，因此他们正在以降低风险、保护关键供应链或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制定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将这些西方政策视为遏制完全可以理解。我认为，最具有建设性的方法，首先是双方对彼此观点有明确认知，接受对方合理的安全关切，同时避免永久脱钩的政策。实际上，这意味着尽可能缩小管控范围，并与彼此建立互信的措施相结合，否则必将适得其反。

以我所工作的AI领域为例，我们可以在AI增进公共利益方面进行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流行病预防等。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夹在中美之间”的时刻，欧盟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同时希望保持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自主权，但美国一直在对欧洲征收关税。世界现在处于非常不确定的情况。

全球治理面临“空洞化”，但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王文：是的，我认为欧美学者都应该像您一样，经常善于对话和沟通。对于中国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惑，现在和欧美国家交流居然变得越来越难了，有的时候我邀请美国人、欧洲朋友到中国来，他们说“不能来，在中国很危险啊！”尤其英国、美国人感到中国会很危险。对于这样的论调，您如何看待？

山姆·道斯：至少根据我最近一周的经验来看，中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我想可能出于“商业利益”原因，例如美国发布了所谓的“实体清单”，导致美国商业人士也充满焦虑。但站在欧洲视角，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更多是源于对中国的误解。所以，“明德战略对话”正在做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就是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真正相互了解，这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

王文：“明德战略对话”致力于民间非常真实的接触和感受，更好地商议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危机与挑战的共同应对方案、建立必要的信任感。您刚才提到的焦虑实际都是源于对彼此信任感的缺失，这也导致全球治理变得“空洞化”了，您是怎么看的？

山姆·道斯：是的，现在全球治理很困难，但全球合作仍然非常重要、必不可少。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在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食品，安全，农业，和平，冲突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国际机构。但是，一些国家开始愈发怀疑这些“自上而下”法律与条文的价值，因此，维持多边体系需要提出新的创新合作方式。我认为，非常积极的现象是，如今正在建立了一些新的多边科学平台，比如联合国建立了人工智能相关机制与平台，中国也推动建立了有关人工治理的国际合作组织。

美国退出全球治理影响几何？

王文：是的，您刚才讲得很重要。关于全球治理，我们有很多合作空间。现在全球治理的最严重问题是美国的退出，过去半年多，美国连续退出了《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退出对全球治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山姆·道斯：我们身处的时代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充满了挑战，对于传统的多边组织也是如此。必须认识到，尽管美国确实在“后撤”退出了一些机构，但它仍然是许多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积极成员和贡献者。还有192个联合国成员国依然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对美国来说，例如，尽管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确实已退出《巴黎协定》，但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其他州仍在通过市长和州议会积极参与向净零排放过渡。

王文：是的，也许我们确实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合作空间，但是否还能让美国再回来，回到全球治理的大家庭里来？

山姆·道斯：必须承认，我视自己为一个重视自由国际主义的人，但也必须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我也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特朗普是打着重视家庭，重视信仰，重视宗教，重视爱国主义等旗号当选的。因此，我认为需要重新界定国际合作对美国中部那些感到失落的人的价值，这也是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努力的一部分。

以控制气候变化为例，如果我们能够阐明能源转型实际上与能源安全高度相关，就可以引起担忧能源转型成本和不确定性人士的共鸣，这样一来，持中间偏右思想的人也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同理心，我们也需要在如何设计国际制度与机构上更具创造性。

中国不轻言，但一诺千金

王文：是的。不过，在和美国合作遇到困难时，中欧在全球治理合作上就出现战略机遇。您觉得中欧在全球治理方面合作上有哪些增量？中欧现在面临着哪些新机遇，能让双方在全球治理合作上更加顺畅？

山姆·道斯：我认加强中欧合作时机大好。首先是加大贸易合作，增加欧洲、英国和中国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量。二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联合行动。三是预防全球卫生危机。四是共同努力解决世界各地和非洲的冲突，例如在非洲等地更好地合作来解决当地冲突，中国现在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地区调停当中，也可以加强合作。第五，加强科学合作。我认为科学已经与国际法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协同、国际合作的重要的试金石，在征得相关国家同意下，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数据和事实检验不同国家是否履行了其所承诺的国际责任。

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国家，几乎是唯一一个在控制气候变化问题上“行动大于承诺”的国家，这非常令人钦佩。在联合国，新的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同努力都取得蓬勃发展，我认为这些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动荡时代各国的共同关注，这些都是可以增强中欧合作的领域。

“一带一路”“中国AI”了不起

王文：现在中国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过去十多年，也是中国不断参与、逐渐引领全球治理的十多年。2008年中国首次参加G20峰会，2016年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25年9月份，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四大全球倡议——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如何看待？如何解读《全球治理倡议》呢？

山姆·道斯：我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非常积极。正如您说的，中国至少进行了三方面贡献。

一是对联合国机构的贡献，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人数比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人数总和还多。未来3年，中国对联合国经费贡献将和美国比肩。事实上，随着美国削减预算，中国即将在维和经费贡献上超过美国，在常规预算方面与美国持平。日本预算已经超过了50%了，还是挺厉害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

正如你所说，中国在三个层面上投资于联合国机构。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比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加起来还要多。在3年的时间里，它也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他们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贡献者。事实上，由于美国的削减，中国将在维和贡献方面超过美国，在常规预算方面与美国持平。因此，这些国家加上日本已经贡献了联合国常规预算的50%以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第二，中国确确实实支持区域组织发展。例如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帮助非盟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新的总部。我认为，这些区域组织对多边体系中的创新和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以条约为基础的区域组织，对多边调解、贸易、通过达成共同协议建立信任来说都作用积极。

第三，正如你所提到的，“中国倡议”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传承与发展。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或现在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这些都是对联合国议程的重要补充而非替代。因此，我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倡议中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倡议能够很好地融入现有国际路径，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气候变化目标等。

此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如何看待其发展——更少的援助，更多的投资。中国尤其专注于可持续的投资和以人为中心的投资。尽管在可持续发展、债务等方面存在挑战，但中国一直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为实际解决问题建立了重要途径。

还有，在全球治理领域，看到（中国）新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中国为AI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使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这是一种开源的方法，允许各国修改模型，使其适应当地文化、当地环境和当地语言。中国模型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能负担起的“全栈”模型，提供了集成的计算产品——算法产品+数据产品。相比之下，西方的AI产品是非常模块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单独购买每一个模块，并要在系统整合上付出更多努力和代价。因此，中国让发展中国家能够“用好”AI，为帮助弥合数字鸿沟做出了很大贡献。

AI让各行各业更高效，但AI治理必须以人为本

王文：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AI，如今AI发展已让人们感到“未来已来”，回过头看，AI不仅带来机遇，也有不少挑战。马斯克说，如果再让AI这么发展下去，可能会将人类替代，您是怎么样看待AI对人类目前所存在的这种挑战感呢？

山姆·道斯：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问题。人工智能既有改变人类的潜力，也有带来挑战和风险。就好处而言，它可以让几乎每个行业都更高效，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当人们被自动化取代时，我们需要确保他们在其他领域拥有福祉和工作。

人工智能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为科技创新带来重大突破。近两年已经有了不少应用。例如在材料科学领域，可以彻底改变能源生产和储存方式；在医药领域，我们今后可以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提供个性化的免费药品；在教育等领域，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环境研究中，我们有了支持气候变化的模型，还有更多的模型以支持维持生物多样性。

但挑战也很多，我们面临着人工智能安全的挑战。算法可能会有偏见，可能未来不再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恐怖分子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开发生物或化学武器。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人类种群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更大，它可能会失控并抛弃人类，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让AI主导人类。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既要专注于实现利益，又要在风险上进行现实的合作。

王文：所以，中国在AI发展进程中既有开放的态度，也会保持谨慎行动，为此，习主席也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那么，我们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您认为，中国、美国、欧洲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山姆·道斯：确实，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方法会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些方法可以彼此互补。英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两年前举办了布莱克利峰会，在会上作了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科学报告。现在，中国、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肯尼亚等国家都建立了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机构。这里既需要领导力，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例如，欧洲相当重视AI监管，例如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法律法规，但欧盟意识到它可能在某些领域过度监管，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也有自己的相关法律，并且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软件方面，而且在向“具身智能”过渡方面——特别是在工厂、机器人、自动化、也许未来更高阶生物智能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脑机接口，实际上是应用一种特殊设计人工智能芯片，不是来自硅半导体，而是来自生物自身，那可能是15，20年后的事了。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贡献。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在AI领域目前采取一种非常主权、商业和竞争的方式。但让我感到稍有安心的是，美国人仍在关注人工智能应该保持安全。

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我们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水、电来运行AI，训练它们进行推理。因此，我认为在更节约节能的AI软硬件设计和数据应用方面，大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通过各种方法。

中美人工智能“竞赛”，谁将笑到最后？

王文：我们还有更多的讨论是中美在AI领域的竞争，您怎么样看待中国和美国在AI领域竞争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赢还是美国能赢？

山姆·道斯：我不会把这样的过程描述为“谁会获胜”，我认为必须在一定的框架之下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新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下专注于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它只适用于人工智能的一小部分，这是一种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的竞争，比如拟人聊天、GPT、深度搜索等等。在这一方向上，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但我认为美国的模型在这些领域仍然是先进的。

但中国在具体应用、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技术上已经领先了。这是因为我之前谈到的成本、全栈应用、文化匹配等等。在这些层面中国领先。在人工智能的许多实际应用中，中国认识到，我们不需要最新的芯片、我们不需要最新的模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与挑战中——无论是在工厂、教育系统，还是卫生系统。所以，虽然有很多关于中美竞争谁会胜利的讨论，但如果两国仍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世界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将是积极的。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产生分裂与分歧。

王文：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畅想一下，正如您知道的，人民大学发起了“人类2050”研究计划。2050年的AI会怎么样，世界会怎么样？AI会主导人类吗？2050年的时候，世界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谁会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未来的国际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应该是什么样？

山姆·道斯：我希望人类将变得更明智，更有道德。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无论是管理人工智能、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还是信任和国际安全等更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道德和伦理问题。我在中国时曾被告知孔子有一句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在想，到2050年，我们人类自身需要进行怎样的转变呢？我们需要像水一样驱使我们前进的好奇心，但我们也需要像山一样在伦理框架方面的稳定性。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不过，我乐观地认为，我们将学会利用各种新技术，让人类变得更美好。我们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找到更加尊重彼此语言、文化、治理体系的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实际上进化出一种方式，实现更和谐、更好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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