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项英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陈毅：他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这是红军主力成功完成战略转移之后，毛主席站在陕北的土地上，面对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忍不住发出的感叹。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跟着主力部队离开，苏区总要有人留下来的，中央经过反复斟酌考虑，最后选定了两个人：项英和陈毅。

虽然两人都被留下了，可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陈毅对此愁容满面，项英却喜形于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别急，咱们一点点往下看。

1934年的秋天，中共苏区就连空气里都是紧张的味道。几万人的中央红军主力正在悄悄收拾行囊，准备进行一场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长征”。

这么大一支队伍离开，总要留些人马在苏区进行后续的工作。可这留下来的活儿，可并不简单：国民党大军正虎视眈眈，留下来的人要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任谁看了都是九死一生的绝境。

中央也经过了十分慎重的考虑，最终决定将项英和陈毅留下来做“主心骨”。

当时，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苏区有着很高的威望，工人出身的他长期搞工运，和老百姓也走得近，大家都愿意相信他。

陈毅呢？那会儿正躺在瑞金国家医院的病床上呢。他的坐骨不幸被炮弹碎片打坏了，高烧不退，动都动不了，更别说一起长征了。

博古也专门去了医院，跟他解释说，原本中央是想抬着他一起走的，可考虑到他在江西地面上的威望，还有打游击的经验，最终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帮项英。

为啥这么说？毕竟人无完人，项英虽说党务和群众工作做得顶呱呱，可军事指挥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尤其是游击战争这一块儿，几乎是一片空白。

让人没想到的是，接到留守命令的时候，项英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整个人身上的那股子振奋劲儿藏都藏不住。反观躺在病床上的陈毅，听完这件事却整个人都懵了。

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还说，自己当时真是哭笑不得。这可不是嘲讽项英，只是觉得老战友这份热情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陈毅自己心里也是又急又无奈。

那项英到底为啥会这么高兴呢？说到底，还是他把留守这件事想得太乐观了。

那时候的他觉得，红军主力转移出去以后，肯定很快就能打个大胜仗，到时候就回来支援苏区。只要自己能守住现在的阵地，等主力军回来，说不定还能把根据地重建起来，甚至还有可能比原来的更大。

他心里早就有了计划，要在瑞金、会昌、于都和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扎下根，办个军事学校培养骨干，再建个兵工厂改善装备，满心都是把中央苏区恢复以往模样的念头。

这份对革命的热忱确实值得敬佩，但他没有料到，敌人会有多么凶残，局势会有多么险恶。

那时候，国民党早就对中央苏区“红了眼”。

1933年9月底，南昌行营里面灯火通明，蒋介石盯着地图上江西这一块，手指狠狠地画了个圈。他这次铁了心要拔掉苏区这颗“钉子”，一下子调集了50多万的军队，还配上了最新式的武器，甚至请了德国顾问，学欧洲的打法，一步步修碉堡推进，就是要把苏区团团围住。

之前毛主席指挥打仗的时候，总能想出些巧点子，把敌人耍得团团转，前四次“围剿”都打赢了。

可这次掌权的是博古和李德，两人满脑子的理论知识，说什么都要跟敌人硬碰硬。毛主席提了好几个办法，比如把敌人引进来打，或者放弃守城主动出击，甚至建议联合福建的十九路军一起对付蒋介石，可这些靠谱的主意，博古和李德一个都没有采纳。

结果就是，苏区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白军修的碉堡更是像蜘蛛网似的，把根据地围得严严实实。红军战士们装备比不上敌军，只能拿着老旧的步枪冲锋，对面敌人的机关枪一扫，成片的人就倒了下去。

广昌那一仗打得最惨，几千人都牺牲了，却连一块阵地都没守住。打完那一仗，谁都明白，光靠着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儿，根本就顶不住敌人的进攻。

陈毅就是在兴国前线受伤的。当时前线打得昏天黑地，他作为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不光要管后勤补给，还得稳住地方干部的情绪。

那天，他正在前沿阵地检查，一发炮弹就突然废了过来，爆炸的冲击波直接把他掀进了弹坑。卫生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动不了了，送到后方医院一检查，坐骨碎了。

那时候苏区医疗条件差，这样的伤势在前线基本上就是等死了。幸运的是，陈毅命大，医生从他屁股上取出好几块碎骨头，这才算保住了命。可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他每天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炮声，心里跟明镜似的：第五次反“围剿”输定了。

病房里更是天天都有伤员抬进来，缺胳膊断腿的，惨叫声更是不断。陈毅看着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心里就堵得慌。他知道博古和李德那套打法救不了苏区，可毛主席说话都没人听，更别说自己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越来越糟。

项英却没看到这些残酷的现实。他觉得主力红军往西走，蒋介石肯定会派大军去追，苏区这边的压力就小了。留守部队打打游击，发动群众，说不定还能把丢了的地盘夺回来。

有人私下里提醒他，万一敌人不追主力，反而集中兵力打苏区怎么办？项英摆摆手，说这不可能，蒋介石费了那么大劲把红军主力逼走，哪有不追的道理。

10月13日那天，项英专门去医院看陈毅。俩人是老革命，关系不错，先聊了几句家常，项英问他伤势怎么样，能不能下地。陈毅苦笑着说，至少还得躺一个月。

接着，项英就把中央的决定说了，说主力要走，他俩留下来负责留守。陈毅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表情都僵了。

他盯着项英看了半天，想从对方脸上看出点担忧，可项英却越说越兴奋，眉飞色舞地讲着自己的计划，说等主力在外面打开局面，他俩在这边守住苏区，到时候两边呼应，革命肯定能迎来转机。

陈毅听着，心里五味杂陈，他尽量温和地跟项英分析：“老项啊，形势比你想的要糟得多。蒋介石是要把红军斩草除根，主力走了，他只会集中更多兵力对付我们。现在苏区已经被打残了，老百姓伤亡惨重，留下来的人面对的会是一场大屠杀啊！”

项英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可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你就是太悲观了，现在还没到最坏的时候，只要大家团结，肯定能克服困难。”他甚至说，第五次反“围剿”还没完全失败，留守部队说不定能打个翻身仗。

陈毅听了他这话，心里更是又气又无奈，他知道跟项英争论没用，对方已经钻进了乐观的牛角尖。他只能再次提醒项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可项英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还说陈毅是因为受伤心情不好，才会这么悲观，等伤好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看着项英离开的背影，陈毅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比想象中的难上百倍。

主力红军走了以后，现实很快就给了项英一记狠狠的“耳光”。

国民党压根就没去追主力，反而调集了2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疯狂的“清剿”，叫嚣着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

可项英还是没醒悟，坚持用正规战的思路应对，把24师和游击队集中起来跟敌人硬拼，还拒绝了陈毅分散打游击的建议。

1934年11月的谢坊战斗，虽然歼灭了敌军半个旅，可也暴露了留守部队的主力。敌人立刻加紧构筑封锁线，把苏区团团围住。后来的牛岭战斗，红24师5个团被敌人个个击破，损失惨重。

这时候项英才意识到形势有多危急，可他还是舍不得放弃“重建大块根据地”的想法，不愿意把得力干部和好武器分给地方游击队。

陈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边忍着腿伤四处劝说，一边带头做表率，动员妻子赖月明回兴国搞地下工作，还把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家属妥善安置好，就是想给游击战争减轻负担。

直到1935年初，项英一连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请示，可一直没收到回音。他不知道那时候中央正在开遵义会议，军情紧急，根本没时间回复。

眼看着敌军逼近贡江两岸，留守部队已经陷入绝境，项英这才终于下定决心，全面转向游击战争。

可这时候已经晚了，敌人的封锁线早就形成，中央分局和各地游击队的电台联系也断了。随后的9路突围中，贺昌、阮啸仙等重要干部相继牺牲，原本1.6万多人的留守部队，最后只剩下几千人。

后来在延安汇报的时候，项英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都是因为我在战略上不能及时转变，等到想改的时候，空间和时间都来不及了，这损失是最悲痛的血的教训啊！”

不过，虽然项英犯了错，但他很敢于正视错误。后来他跟陈毅在赣粤边油山会合后，两人一起确立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的方针，把游击队分成小组分散活动，用“打圈子”“伏击战”这些灵活的战术，在深山密林里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3年到底有多难？陈毅在《赣南游击词》里写过：“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游击队员们只能住山洞，吃野菜、野果，有时候甚至要烧马蜂窝、捉蛇来充饥，可就算这样，他们还是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抗日战争留下了宝贵的力量。

其实，项英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为革命奔波。早年他在武汉当工人，就带头搞罢工，为工人争取权益，后来到了苏区，不管是搞工运、建政权，还是后来打游击、领导新四军，都付出了全部心血。

1941年皖南事变中，他被叛徒杀害在安徽泾县的蜜蜂洞里，年仅43岁。

虽然他在留守苏区初期犯过错误，可他对革命的忠诚、敢于担当的勇气，还有后来正视错误、坚持斗争的精神，都值得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