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宰相章惇的传奇人生与千古争议

北宋嘉祐四年的汴京城，初春的寒风还裹着残雪的凉意，朱雀门外放榜的红墙下却挤得密不透风。二十四岁的章惇站在人群里，目光死死盯在榜单状元“章衡”两字上——那是他的族侄，此刻正被一群人围着道贺。

当传诏官将进士敕书递给章惇时，他却扬臂将敕书摔在地上，“大丈夫当取魁首，怎能屈居晚辈之下？”说罢转身而去，留下一道决绝的背影，满场人都僵在原地。这“弃敕而去”的狂举，北宋科举以来从未有过，以至于苏轼晚年还忍不住提及此事：“子厚当年掷敕时，我若在场，定要为他递杯酒，这等胆气，世间少有。”

一

章惇的少年时代，满蘸江湖之气。他出身福建浦城官宦世家，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但管不住这个儿子，别家公子都在书房里读书习字时，章惇却背着刀剑弓弩跑上闽山拜师学艺，一手剑法使得行云流水，连当地猎户都怕他三分。后来随父迁居苏州，又迷上了书法，写字也带着股侠气，北宋书法家黄伯思见了不禁赞叹：“意态横生，超出褚薛之上。”

宰相章惇（影视剧照）

比起笔墨纸砚，章惇更爱纵马山林，与苏轼相识便始于一场惊险的山林之游。彼时两人都是凤翔府幕僚，苏轼比他大两岁，却总被这个后辈的胆气惊到。那年秋末，两人相约游览仙游潭，只见潭水幽深，两岸绝壁如削，唯有一根横木架于悬崖之上，朽得发黑，风一吹便吱呀作响，据说自潭边有记录以来，没人敢走过去。

“子瞻敢不敢？”章惇拍了拍横木，木头碎渣簌簌往下掉。苏轼往崖下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这要是掉下去，怕是连尸骨都找不着。”章惇却大笑着走上横木，哪怕横木晃得厉害，也丝毫不慌张，走到最险处竟腾出一只手，蘸着墨在绝壁上写：“苏轼、章惇来此一游”，笔力遒劲得连最后一笔勾都带着冲劲。

等章惇面不改色地走回来，苏轼忍不住感叹：“子厚他日必能杀人。”章惇反问：“何以见得？”“能拿自己性命当儿戏的人，做事定然决绝，杀起人来也不会手软。”苏轼话里虽带调侃，章惇却大笑起来，“子瞻这是怕我日后成了狠毒之人？”那天两人在潭边喝了半坛酒，从《史记》聊到兵法，直到月亮升到崖顶，才醉醺醺地牵着马回家。

谁也没料到，多年后这对共游畅聊的知己，日后竟在朝堂上成为对立的两方。

北宋治平四年，章惇再考科举，这回考了二甲第五名，授著作佐郎。后派去商洛当县令，正赶上当地大旱，他没急着上书求赈，反而带着衙役往山里跑，在山涧里找到一处水源。于是带着百姓挖渠，白天顶着日头监工，晚上睡在渠边草棚，手上磨出了血泡，就用布裹着接着干活。等渠水引到田里时，百姓们围着他跪谢，他摆手婉拒：“这是官该做的事。” 后来他调任雄武军节度推官，边民和驻军抢土地，闹得要拔刀相向，章惇拿着地图，在两军中间画了条线：“驻军守边，边民种田，各有各的地界，犯了就按律办。”一句话就平了争端。这时候的章惇，还没染上朝堂的戾气，满心想的都是为官做好事。

二

熙宁二年，王安石奉诏变法，在汴京设了三司条例司，四处招募干事之人。李承之把章惇推荐给王安石时，还特意叮嘱：“这人脾气倔，但做事靠谱，您可得多担待。”王安石没当回事，直到章惇来见他，两人在书房里聊了三天三夜，从青苗法聊到均输法，从陕西粮价聊到江南漕运，章惇不仅能接得住王安石的问话，还能指出新法的漏洞，比如青苗法“按户等放贷”，可能会让小吏趁机盘剥贫民，他提议“先在州县试点，多派官监督”。

北宋名相王安石

第三天夜里，烛火快烧到灯台了，王安石揉着太阳穴感叹：“我找了这么久，总算找着个懂新法的人。王雱（王安石之子）比你差远了，恨得之晚啊！” 当即任命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让他跟着自己修订新法。

章惇果然没让人失望。修订免役法时，他跑了十几个州县，见了上百个农户，回来就改了条款：以前是“按户等均摊役钱”，富户和贫户差不了多少，贫户往往交不起；他改成“富户多交，贫户免交，中等户减交”，还加上“不许小吏额外加钱”的规定。条例公布那天，汴京的贫民围着三司条例司的门，放了一串鞭炮。这在变法派里，是少有的热闹。

熙宁四年，章惇奉命去夔州路查差役事务，沿途见陕西粮价疯涨，军粮都快供不上了。他没等回汴京请示，就先让人传信给陕西各州：“丰收的地方多买粮，存在粮仓里；军队没事时，就移到粮多的地方去，省得运粮麻烦。”等回到汴京把这事奏报宋神宗，神宗皇帝拍着桌子赞：“你倒是胆子不小，不过敢于做事！”后来这招成了宋朝的 “常平移军法”，救了好几次急。

最让章惇出名的是经略荆湖。那时候梅山（今湖南新化一带）蛮族，跟朝廷闹了几十年，官府派兵去围剿，总被山里的瘴气和蛮族的陷阱折腾得损兵折将。章惇去了之后，没急于派兵，反而找了个懂蛮族话的猎户当向导，背着干粮就进了山。蛮族酋长见他一个文官敢来，先是吃惊，后来听他说“免三年赋税，让蛮族子弟去读书，学会了农耕，日子才能好过”，才放松了警惕。

章惇在山里待了一个月，跟酋长歃血为盟，回来就组织人修筑武阳、开峡二城，夯土声震得地面发颤，蛮族百姓也来帮忙，有的扛木头，有的送水。等城筑好，安化县设起来，蛮族子弟穿着新衣服去学堂，章惇站在城楼上，看着田里的稻子绿油油的，忍不住笑了。

可麻烦也跟着来。平定南江蛮时，他的部下李资，见蛮族妇女长得漂亮，就抢了两个回营。蛮族酋长怒了，带着人攻营，杀了十几个宋兵。章惇得知后，气得把李资绑起来，当着蛮族的面斩了，可蛮族还是不依，非要朝廷退出南江，还纠集族人一路攻杀过来，章惇没办法，只好下令迎战。那仗打得极为惨烈，江里浮尸漂了几十里，当地百姓一年不敢吃鱼。御史张颉在汴京弹劾他“嗜杀邀功”，章惇却在朝堂上梗着脖子说：“今日不打，他日蛮族再反，死的人更多！我是为了百年安宁！”宋神宗看着他通红的眼睛，最终还是没降他的职。可这事像一根刺扎在旧党心里，为他日后被贬谪埋下了祸根。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回朝拜相。司马光一上台，就忙着废除新法，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等一个接一个地被废，朝堂上没人敢说话，唯独除了章惇。

那天在延和殿，司马光说要恢复差役法，限五日之内完成。章惇 “腾”地站起来，指节叩击案几，声音震得鎏金香炉里的灰烬簌簌下落：“差役法废了这么久，现在仓促恢复，各县连户册都没整理好，怎么弄？要是逼着贫民去当差，他们破了产，谁来负责？”司马光气得胡须颤抖：“这是先帝旧法，难道还错了？”“先帝的法难道不能改？不合时宜的法，留着害人吗？”章惇毫不退让，还补了一句：“您这是村夫子的见识，不懂什么叫治国。”

高太后坐在帘后也听着气得呵斥：“章惇竟敢对宰相无礼？”章惇却毫不畏惧：“臣是为社稷争，不是为自己争。要是陛下日后问起，为什么百姓流离失所，臣不能说是司马光要这么干的。”满朝大臣都低着头不敢大声喘气。谁也没见过有人敢在太后面前这么硬气。

《清明上河图》（局部）

更激烈的还在后面。司马光为了跟西夏讲和，竟要把熙宁年间收复的安疆、葭芦等四寨割让出去。章惇得知后，在朝堂上拍了桌子，声音像炸雷：“议者可斩！那是将士们用命换来的土地，如今割出去就是让将士寒心，让西夏觉得大宋好欺负。”这话一出口，满朝死寂，司马光脸色惨白，指着章惇气得说不出话来。高太后愤怒得当即下令，将章惇贬为汝州知州。

这是章惇第一次远贬，离开汴京那天，天阴沉沉的，苏轼去送他，递了杯酒：“子厚，忍忍吧。”章惇接过酒，一口干了，没说话，翻身上马就走了。

三

外放的日子，章惇没闲着。在杭州当知州时，西湖里的淤泥快把湖填满了，他学着苏轼的样子，组织人疏浚西湖，还在湖边修了几座亭子，供游人歇脚。当地百姓说：“苏知州修了苏堤，章知州清了西湖，都是好官啊！”可旧党却弹劾他“借修湖邀买民心”，章惇懒得辩解，自请去提举洞霄宫——那是纯粹的闲职，在道观里待着不用管政事。他在道观里种了几棵梅树，没事就写写字、读读书，可想起朝堂上的事，总是辗转反侧睡不着，翻出王安石给他的信，看着“勉之，新法终有再兴之日”的字迹忍不住叹气。

“乌台诗案” 发生时，章惇还在道观里。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被抓，宰相王珪还说苏轼的“蛰龙知不知”是“不臣之心”，章惇立刻赶回汴京，在朝堂上跟王珪吵了起来：“龙又不是陛下专属的，池塘里的龙也是龙。你拿一句诗断章取义陷害苏轼，是想夷灭他一族吗？”王珪知道章惇的“威名”，内心不免有些畏惧，承认这是舒亶说的。章惇冷笑一声，袖袍一甩：“舒亶的口水也能当证据？你这个宰相，是白当了！”正是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让苏轼免了死罪，改为贬谪黄州。

文学家苏轼

“猛人”章惇即便在党争里落败沉寂，但一以贯之的侠气仍未丢失。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一上台就改元绍圣，意在继承神宗的遗志。他第一个召回章惇并拜为左相。这年章惇五十四岁了，但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掌权后的章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绍圣绍述”，极力主张恢复新法。他先找了一群懂新法的人，重新修订条例：青苗法里加了“自愿借贷，不许强迫”，利息也定了上限，不许超过两分；市易法里规定“只能用现钱交易，不许赊账”，免得小吏把坏账算在百姓头上……修订好的条例公布后，百姓们奔走相告说王安石变法的“猛将”章惇归来了，许多农户主动去借青苗钱。因为他们知道，这次不会被盘剥了，只要“猛将”章惇在，变法的热血就会一直在。据当时户部统计，绍圣三年的国库结余，比元祐末年多了近三成，宋哲宗拿着账本夸赞章惇：“还是你懂新法。”

既然内政理顺了，那就把心思放在边疆上。这些年西夏老是来犯边，抢了粮食就跑，宋朝军队追不上只得作罢。章惇找到族侄章楶，派他去泾原当经略使，并给他制定了战略：“筑堡拓土，步步为营，把西夏的地盘一点点抢过来。”章楶领命在平夏城筑了两座堡垒，西夏国主李乾顺急了，带了五十万大军来攻。宋军才三万，却凭着堡垒和神臂弓，把西夏军杀得大败，还擒获了西夏骁将。

捷报传到汴京时，章惇正在跟宋哲宗议事，见了捷报，他忍不住笑了：“西夏没什么可怕的！”宋哲宗也很高兴，想开条件与西夏讲和，章惇却摇头制止：“不能讲和，得趁胜追击，痛打落水狗，让他们不敢再进犯我大宋！”他又派了人去收复天都山，把宋朝疆域往西推了数百里。西夏国主没办法，只好派使者来汴京跪求称臣。这是宋朝对西夏少有的胜利，章惇看着西夏使者低头的怂样，想起当年宰相司马光想要割地西夏求和的行为，忍不住叹了口气：“要是早这么干，何至于让西夏嚣张这么久？”

“猛人”章惇接着经略湘西、川黔。他派使者去招降西南夷，许诺“免赋税、设学堂、开博易场”，四十五个州的蛮族酋长纷纷前来归顺。章惇派人教蛮族百姓种水稻、纺布，鼓励汉蛮通婚，这放在以前，汉蛮之间见面就吵架，如今有了通婚后，两家一起种田，一起赶集，倒成了一家人。博易场开起来后，蛮族的皮毛、药材，汉人的盐、布，摆在同一个摊子上卖。当地官员上报：“蛮汉一家，天下太平。” 章惇看了在奏折上批了个“好”字。

四

章惇当宰相七年，没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儿子章援考中进士，想让父亲安排个好差事，章惇却把儿子派到偏远州县：“你得自己干出成绩，不能靠我。”族人来求官也一概拒绝：“官是给能做事的人的，不是给亲戚的。”那时候的汴京官员们都忙着给亲戚找官做，只有章惇家冷冷清清，不少人说他不近人情，章惇却不在乎：“我当宰相，是为了治国，不是为了拉帮结派。”

苏轼致章惇《归安丘园帖》

元符三年，宋哲宗驾崩，才二十五岁，没留下儿子。皇位该传给谁，成了大问题。向太后召集群臣议事，开口就说要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满朝大臣忙着附和，说“太后圣明”，只有章惇站了出来。

他跨步出列朝向太后躬身，声音却像洪钟：“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这话一出口，殿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向太后的脸色瞬间煞白，用手指着章惇说：“立储是皇族家事，宰相管得着吗？”“天下事都是宰相的事！”章惇抬起头，目光扫过满朝大臣，“端王好蹴鞠、好书画，天天跟高俅这些人混在一起不问政事，要是让他当皇帝，社稷怎么办？”

章惇提议立简王赵似，或者申王赵佖，可向太后不同意，说“先帝更喜欢端王”。两人争了整整一天，章惇据理力争，说得口干舌燥，可大臣们都站在太后那边没人帮他。最后，向太后下了懿旨，强行立赵佶为帝。章惇站在殿上，看着赵佶穿着龙袍接受百官朝拜，觉得心凉了半截：“这天下怕是要完了。”

宋徽宗即位后，没立刻动章惇，可旧党残余纠结了新党里的奸臣蔡京，很快罗织章惇的罪名，“诋毁宣仁太后”“擅开边隙”“不尊新帝”，一道接一道的弹劾奏折递上去。宋徽宗本来就记恨章惇反对自己即位，顺水推舟把章惇贬为越州知州，接着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最后贬成了从八品的湖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雷州——那是最偏远之地，湿热难耐且满是蚊虫。

章惇被贬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坐着小船去雷州，地方官都怕得罪蔡京，没人敢招待他，他只好自己买干粮，晚上就睡在船上。到了雷州，官舍破得漏雨，自己找了块油布，搭在屋顶上遮雨。蚊虫多，就点着艾草，坐在油灯下读书，有时候读着读着，想起当年在凤翔府跟苏轼相处的日子，忍不住老泪纵横。

章惇书法《会稽帖》

这时候苏轼遇赦北归，从儋州往回走。章惇儿子章援担心苏轼报复父亲，赶紧写信给苏轼替父道歉。苏轼收到信，很快就回了信：“我跟你父亲相交四十年，虽然中间有过隔阂，但交情还在。你父亲为人刚直，就是太执着了，没什么好恨的。”章援把信读给章惇听，章惇拿着信纸，手指颤抖半天说不出话。当年的知己，终究还是懂他的。

崇宁四年，章惇在湖州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徽宗念他曾是三朝元老，追赠他为太师、魏国公。可没过几年，蔡京就进谗言说章惇“是新法余孽，不能留美名”，宋徽宗又下诏，把章惇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并令“其子孙永不能做官”。

五

九龙山下的风，总带着几分苍凉。章惇墓前的石马半陷在泥土里，石羊被藤蔓缠绕，唯有那块破碑还立着，像是在为一段被误解的历史作证。

元代修的《宋史·奸臣传》里，章惇的名字刺眼地排在蔡京、秦桧之间，史官用“穷凶稔恶”四字定调，这一判就是七百年。可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真实的章惇，远比这几个字复杂得多。他的“过”不容回避：在党争中手段酷烈，对旧党官员的贬谪确实严苛；推行新政时操之过急，在部分地区引发民怨。这些都被如实记录，成为《宋史》“奸臣”论的依据。但他的“功”更不该被遗忘：开发梅山地区成为重要粮仓，收复的西北领土守护了南宋半壁江山；推行免役法等改革影响了明清两代的赋税制度；不任人唯亲坚守法制，在立储大事上敢言人所不敢言等。

历史自有后人来评说。王夫之在《宋论》评价最为中肯：“惇之才识，非寻常可及。其建置之州县，至今为利；其裁定之法规，后世犹循。”南宋李纲评价说：“若论守法令、惜名器，章子厚确为贤相。”岳飞之孙岳珂在《桯史》载：南宋将领吴玠守蜀时，依靠的正是章惇当年经营的这些要塞，“若无章公西北之经营，蜀地早入金人之手。”免役法推行时，连苏轼都上书激烈反对，章惇却在朝堂上与司马光激辩：“免役之法，利在长远。”二百年后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是借鉴章惇免役法思路。梁启超称赞章惇是“宋代第一改革家”，比王安石还敢做事。胡适认为章惇反对宋徽宗即位是“富有卓越政治远见”。

汴京盛景图（局部）

九龙山下石像生斑驳的身影依然在仰望苍穹，它们见证过九百年间的风云流转、荣辱兴衰。功过是非，如山河纵横，从来难以一言蔽之——历史终将为每个人找到应有的位置，只要后人愿意以澄明之心，凝视那段沧桑而复杂的过往。

章惇的一生，恰似一卷难以尽读的长书，有侠客般的豪气，有孤臣般的决绝，有命运留下的憾恨，亦有贯穿始终的执着。他或许从来不是完美的士人，却以一生的炽烈与坚定，为宋朝史册留下了无法绕行的一笔重墨。

这，或许正是对他最真实、也最公允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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