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母亲去北京看病，在大姨家借宿一晚，却让我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拿到我妈的检查报告时，天是灰的。

我攥着那张纸，指节都白了。

那张薄薄的纸，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生疼。

医生说，小城市医疗条件有限。

建议我们去北京看看。

北京。

多远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筑巢。

我爸走得早，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她一辈子没出过我们那个小县城，最远的地方就是去市里给我开家长会。

现在，她病了，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妈反而比我镇定，她拍拍我的手，皱纹里挤出一点笑。

“多大点事，听医生的，去就去。”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酸楚得厉害。

钱是个大问题，挂号、检查、住院，哪一样不是无底洞。

我工作没几年，手里的积蓄掰着指头都能数清。

我妈把她的存折拿出来，一张皱巴巴的存折，上面是她卖早点、打零工攒下的几万块钱。

“妈这还有。”她说得轻描淡写。

我眼圈一热，差点当着她的面哭出来。

去北京，住宿也是个大头。

医院附近的宾馆，一天就好几百，我们耗不起。

我突然想到了我大姨。

我妈的亲姐姐，嫁到北京三十多年了。

小时候，大姨偶尔回老家，每次都穿得光鲜亮丽，说话京腔京韵，是我们那一群孩子里最羡慕的对象。

她总会给我们带北京的特产，稻香村的点心，甜得发腻，但在我们当时看来，那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我试探着跟我妈提了一句：“妈，要不……给大姨打个电话？”

我妈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别了，太麻烦人家了。”

我知道我妈的心思，她一辈子不愿求人。

“妈，大姨是你亲姐姐，不是外人。咱们就是过去借住几天，等挂上号，安排好检查，稳定了就搬出来。”

我好说歹说，我妈才勉强点了点头。

电话是我打的。

拨号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

说实话，我和大姨并不亲近，自从我上了大学，联系就更少了。除了过年时一条格式化的拜年短信，我们几乎没有交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谁呀？”大姨的声音带着一丝警惕和不耐烦。

“大姨，是我，小月。”

“哦，小月啊。”她的声音立刻热情了八度，像换了个人，“怎么想起给大姨打电话了？在单位挺好的？”

我寒暄了几句，然后艰难地开了口。

“大姨，是这样，我妈……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们这的医生建议去北京看看。我们想……”

我话还没说完，大姨就接了过去。

“来北京看病啊？哎哟，那得赶紧来啊！北京的医疗水平就是全国最好的！”

她的热情让我有些意外，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

“大姨，我们想……能不能先在您家借住几天？我们挂上号，安顿下来就走，不给您添太多麻烦。”

“嗨！你这孩子，说得什么话！”大姨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大声，“你妈是我亲妹妹！你们来北京，不住我这住哪儿？住外面那得花多少冤枉钱！就这么定了，来了就住大姨家！什么时候的火车？大姨去接你们！”

挂了电话，我长舒一口气。

我把大姨的话学给我妈听，我妈紧绷的脸也松弛下来。

“你大姨还是疼我的。”她喃喃地说。

那几天，我和我妈都在一种微妙的期待中度过的。

对未知的病情的恐惧，被即将与亲人团聚的温暖冲淡了不少。

我们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为了省钱，是慢车，要在火车上晃荡一夜。

临走前，我妈特意去买了我们当地最有名的烧鸡和酱鸭，用好几层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

“不能空着手去，你大姨他们爱吃这个。”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火车上，我妈几乎没怎么睡。

她一会儿担心北京的专家号不好挂，一会儿又念叨着大姨家的表哥张磊，说好多年没见，不知道长成什么样了。

我安慰她：“妈，您就放宽心，一切有我呢。”

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像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一早，火车终于抵达北京西站。

一出站，滚滚热浪和攒动的人潮就把我们给淹没了。

我拉着我妈，护着行李，在人群里艰难地寻找着大姨的身影。

我给她打了电话。

“小月啊，你们到了？哎呀，大姨这边有点事走不开，你表哥公司临时有个会。你们自己打个车过来吧，地址我发你手机上。”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匆忙，完全没有了电话里的热情。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笑着对我妈说：“妈，大姨和表哥忙，咱们自己过去。”

我妈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打了辆车，司机一听地址，眉头就皱了起来。

“那地方可不好找，在胡同里头呢。”

车子在宽阔的马路上飞驰，然后拐进越来越窄的巷子。

最后，在一个只容一辆车通过的胡同口停了下来。

“进不去了，你们自己走进去吧。”

我付了钱，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扶着我妈，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大姨家在一个杂院里，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没有独立的院子，就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说不清的味道。

我对着手机上的门牌号，找到了大姨家。

门是虚掩着的。

我敲了敲门。

“谁啊？”

门开了，大姨探出头来。

她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烫着小卷，有些干枯，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家居服。

看到我们，她脸上堆起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

“哎哟，可算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她把我们让进屋，我这才看清她家的全貌。

很小。

一个大概十几平米的客厅，兼做餐厅，被各种家具和杂物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家里乱，别见笑啊。”大姨一边说，一边把沙发上的几件衣服拢到一边。

我妈局促地站在门口，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姐。”她小声地叫了一句。

“哎，来了就好。”大姨接过我们手里的土特产，随手放在了门边的柜子上，“嗨，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多破费。”

那语气，听不出是客气还是嫌弃。

姨夫从里屋走出来，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他冲我们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坐到沙发上，拿起报纸看，再没说过一句话。

表哥张磊不在家。

“小磊加班呢，现在年轻人，忙啊。”大姨解释道。

我扶着我妈在沙发上坐下，那沙发已经很旧了，坐下去会陷进一个坑里。

大姨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是凉的。

“你们先坐会儿，我去准备午饭。”

我连忙站起来：“大姨，我帮您。”

“不用不用，你陪你妈坐着，坐了一夜火车，累坏了吧。”她摆摆手，走进了狭小的厨房。

厨房里传来叮叮当...铛的声响。

我和我妈坐在客厅里，像两个不小心闯入别人家的陌生人。

姨夫翻报纸的声音沙沙作响，电视机开着，播放着午间新闻，但声音很小。

整个空间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尴尬。

我妈坐立不安，不停地搓着手。

我看得出，她很紧张。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大姨端着饭菜出来了。

一盘清炒白菜，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看不见几片肉的西红柿鸡蛋汤。

主食是馒头。

“家里没什么准备，你们随便吃点，别客气。”大姨把筷子递给我们。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就是我大姨说的“给你们接风洗尘”？

我妈显然也愣住了，但她很快低下头，拿起馒头小口小口地啃着。

“姐，挺好的，挺好的。”她含糊地说。

我看着那盘几乎没放油的炒白菜，再看看我妈小心翼翼的样子，一股说不出的心酸涌上心头。

我们带来的烧鸡和酱鸭，还静静地躺在门边的柜子上，大姨连塑料袋都没打开。

这顿饭，吃得异常沉默。

只有大姨一个人在说话。

“现在北京的物价啊，涨得太吓人了。去趟菜市场，一百块钱买不了几样东西。”

“小月啊，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在北京，没个一两万，根本活不下去。”

“你表哥他们公司，今年效益又不好，奖金都减半了。”

她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小小的针，扎在我心上。

我听明白了，她在哭穷，在暗示我们，我们的到来是个负担。

我攥着筷子，指节发白，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但看到我妈哀求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妈不停地给我使眼色，让我别说话，多吃饭。

她自己却只吃了几口白菜，喝了半碗汤。

吃完饭，大姨收拾碗筷，我妈赶紧起身要去帮忙。

“你别动，你身体不好，坐着歇着。”大姨一把按住她。

然后她看了我一眼。

我立刻会意，站起来说：“大姨，我来洗吧。”

大姨没拒绝，只是说：“那行，厨房小，你小心点。”

我站在那油腻腻的厨房里，洗着碗，听着客厅里大姨和我妈的对话。

“妹妹啊，你看你这病，打算怎么治啊？北京看病可贵了，挂个专家号都得好几百，要是住上院，一天就好几千，跟流水似的。”

“我们带了钱了，姐。”我妈的声音很低。

“带了钱？带了多少啊？我跟你说，在北京看病，没个十万二十万，根本打不住。你们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我知道了，姐。”

“还有啊，你们住我这，也别嫌地方小。北京就这个条件，寸土寸金。我们家这房子，还是单位分的，要是自己买，一平米十几万，想都不敢想。”

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哗哗的水声，也盖不住她那尖锐刻薄的声音。

我的怒火在胸中燃烧。

这是我妈的亲姐姐吗？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妈是来投奔她的，不是来要饭的！

洗完碗，我从厨房出来，脸色肯定很难看。

大姨瞥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上，表哥张磊回来了。

他长得很高，戴着眼镜，穿着一身名牌，但脸上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疲惫和倨傲。

他看到我们，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叫了声“二姨，表妹”，然后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晚饭比中午稍微丰盛了一点。

因为表哥回来了，大姨把我们带来的烧鸡切了一半，摆在桌子中间。

“小磊，你最爱吃的烧鸡，你二姨特地从老家带来的。”大姨殷勤地给儿子夹了一大块鸡腿。

张磊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夹起鸡腿就吃。

“味儿不对，没以前好吃了。”他嚼了两口，皱着眉头说。

我妈的脸，瞬间白了。

大姨连忙打圆场：“嗨，可能路上时间长了，有点走味了。来，吃这个，妈今天特地给你做的红烧肉。”

她把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推到张磊面前。

那碗红烧肉，午饭的时候根本没出现过。

原来不是没有准备，只是不舍得给我们吃。

我的心，一瞬间凉透了。

我看着我妈，她低着头，默默地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一口菜都没夹。

那半只烧鸡，几乎全进了张磊的肚子。

我和我-妈，还有姨夫，都没怎么动筷子。

大姨的眼睛，全程都盯在儿子身上，嘘寒问暖，仿佛我们三个是透明的。

“我吃饱了。”我放下碗筷，声音冷得像冰。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站起来：“妈，我们出去走走。”

我没等他们反应，拉起我妈就往外走。

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外面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

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

我妈的眼圈是红的。

“小月，是妈不好，让你受委屈了。”

“妈，您说什么呢？”我的鼻子一酸，“是他们太过分了！”

“别这么说你大姨，她……她也不容易。”我妈还在为她辩解。

“她不容易？她哪里不容易？她就是自私！刻薄！她有把您当亲妹妹吗？”我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

我妈被我吓了一跳，眼泪掉了下来。

“小月，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我看着她懦弱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

“妈，我们不住她家了。明天一早，我们就走。我们去住宾馆，花自己的钱，谁的脸色也不看！”

“可是……钱……”

“钱的事您别管，我来想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在外面待了很久，直到感觉身上都凉透了，才慢慢走回去。

推开门，大姨和姨夫正在看电视。

看到我们，大姨的脸色不太好看。

“跑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我没理她。

晚上睡觉，成了最大的问题。

大姨家是两室一厅，她和姨夫一间，表哥一间。

根本没有多余的床。

“你们就在沙发上对付一晚吧。”大姨从柜子里拿出两床被子，扔在沙发上，“家里地方小，将就一下。”

那沙发又短又窄，一个人睡都伸不直腿，更别说两个人了。

而且客厅正对着大门和厕所，人来人往，根本没法睡。

我妈看着那沙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大姨，我妈身体不好，需要好好休息。她不能睡沙发。”我开口了。

大姨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不睡沙发睡哪儿？我家就这么大地方。总不能让我跟你姨夫去睡沙发吧？”

“要不，我跟小磊挤一挤，让你妈睡我那屋？”姨夫突然开口。

“那怎么行！”大姨立刻尖叫起来，“小磊明天还要上班，他睡觉轻，不能被人打扰！”

姨夫不说话了。

“要不，我跟我妈睡表哥那屋，让表哥睡沙发？”我提出了一个方案。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大姨的音量又高了八度，“小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能睡客厅？再说了，他房间里都是电脑文件，贵重东西多着呢，万一丢了少了怎么办？”

她这话，简直就是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贼。

我气得浑身发抖。

“大姨，你什么意思？你是怕我们偷你家东西吗？”

“我可没这么说，是你自己想多了。”大姨撇撇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姐，你别生气，小月她不懂事。”我妈赶紧出来打圆场，拉着我的胳膊，“我们就睡沙发，挺好的，挺宽敞的。”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捏我的胳膊，示意我不要再说了。

我看着我妈卑微的样子，看着大姨那张刻薄的脸，心如刀绞。

最终，我妥协了。

我和我妈，蜷缩在那个狭小的沙发上。

我让她尽量睡在里面，我睡在外面，半个身子都悬在空中。

客厅的灯关了，但表哥房间的门缝里，还透出光来。

他大概在打游戏，键盘敲击的声音和鼠标点击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时不时还传来他几句骂骂咧咧的脏话。

厕所的门，一晚上开了关，关了开。

姨夫起夜，大姨起夜，表哥也起夜。

每一次开门关门，都伴随着刺耳的声响和走廊灯的亮起。

我妈在我身边，翻来覆去，我知道，她根本没睡着。

大概到了后半夜，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了大姨和姨夫在他们房间里压低声音的争吵。

“你今天怎么回事？还想把床让给她们睡？你疯了？”是大姨的声音。

“她毕竟是你妹妹，还生着病……”是姨夫的声音。

“妹妹？我认她是我妹妹，她认我这个姐姐吗？这么多年，除了有事，什么时候想起我来了？一来就张口要借住，打秋风打到我家里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人家也带了东西……”

“东西？就那两只破鸡？打发要饭的呢？我跟你说，看病就是个无底洞！这次住了，下次还来！以后就赖上我们了！你那点死工资，养得起两个闲人？”

“小声点，让人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我就是故意说给她们听的！让她们有点自知之明，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我儿子明天还要考试呢，被她们吵得心烦，考不好怎么办？我告诉你，明天她们要是不走，我就直接把她们东西扔出去！”

接下来的话，我听不清了。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了头顶。

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身体的僵硬。

我只感觉到一种铺天盖地的愤怒和屈辱。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身边的我妈。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她也听到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那一刻，我恨不得冲进那个房间，跟他们拼了。

但是我不能。

我妈还在我身边。

我不能让她看到我最狼狈、最失控的样子。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像小时候她哄我睡觉那样。

她在黑暗中抓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她的手，冰凉。

那一夜，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地起了床。

我用手机订了附近一家快捷酒店。

然后，我开始收拾我们的东西。

我把我们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箱。

我妈也起来了，默默地帮我。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当我们把行李箱拖到门口时，大姨的房门开了。

她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看着我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姨，谢谢您昨晚的收留。我们不打扰了。”我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大姨的脸色变了变，大概是没想到我们真的会走。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不住了？怎么不住了？是不是嫌大姨招待不周啊？”

她这话，看似自责，实则是在堵我们的嘴。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大姨，您招待得太好了。好到我们无福消受。”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她的脸涨红了。

“我怎么说话了？”我一步步逼近她，“您昨晚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您放心，我们不会赖着您，不会花您一分钱，更不会影响您儿子考试。我们现在就走。”

“你……你……”大姨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

“姐，小月她不懂事，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我妈又想来拉我。

我甩开她的手。

“妈，今天这事，您别管。”

我转头看着大姨，一字一句地说：“我妈把你当亲姐姐，千里迢迢来看病，想在你这儿借住一晚。你不愿意，可以直说。没必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又是哭穷，又是甩脸子，半夜还指桑骂槐。你不就是怕我们花你的钱，占你的地方吗？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们就算露宿街头，也不会再踏进你家门一步！”

“反了！真是反了！”大姨气得跳脚，“我好心好意收留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白眼狼！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们是不是白眼狼，您自己心里清楚。”我冷笑一声，拉起行李箱，“那两只烧鸡和酱鸭，就当是我们喂狗了。”

说完，我拉着我妈，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门。

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伴随着大姨歇斯底里的咒骂。

清晨的北京，天还蒙蒙亮。

我和我妈拖着行李，走在空无一人的胡同里。

冷风吹过，我妈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我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妈，冷吗？”

她摇摇头，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小月，妈对不起你，妈没用……”她哽咽着说。

“妈，您别这么说。”我抱住她，“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该带您来这儿受这份气。是我太天真了，以为血缘关系真的那么重要。”

我们找到预定的酒店，开了房间。

当我妈躺在干净、柔软的大床上时，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疲惫，有委屈，也有解脱。

安顿好之后，我立刻开始在网上查医院、挂号。

我发现，很多知名专家的号，都已经被黄牛炒到了天价。

我咬了咬牙，花了两千块钱，从一个号贩子手里，买到了一个三天后协和医院的专家号。

等待的那几天，我带着我妈在北京转了转。

我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长城。

我妈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

她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那笑容，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治好我妈的病，让她以后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看专家的那天，很顺利。

医生很和蔼，详细地询问了病情，又安排了一系列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虽然是肿瘤，但是良性的，只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切除就可以了。

我拿着诊断书，手都在抖。

不是害怕，是激动。

我冲出诊室，一把抱住等在门口的我妈。

“妈！是良性的！良性的！医生说做个小手术就好了！”

我妈也哭了，抱着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

住院需要一大笔押金。

我卡里的钱，加上我妈的积蓄，还差一大截。

我不想让我妈担心，就说钱够了。

然后，我一个人躲在医院的楼梯间里，开始打电话借钱。

我给同事打，给朋友打，给大学同学打。

我放下了所有的自尊和骄傲，一遍遍地跟人解释情况。

有的人很爽快，立刻就把钱转了过来。

有的人很犹豫，说要跟家里商量一下。

也有的人，直接就拒绝了。

一个下午，我打了二十多个电话，嘴唇都说干了。

终于，凑够了手术的押金。

我交完钱，回到病房。

我妈正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

“妈，都办好了。”我笑着说。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心疼。

“小月，辛苦你了。”

“不辛苦，为您做什么都值得。”

手术那天，我一个人守在手术室外。

那几个小时，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当手术室的灯变成绿色，医生走出来说“手术很成功”的时候，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人还是麻醉状态，没有醒。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温暖。

我知道，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妈在医院住了一周。

那一周，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给她喂饭，擦身，陪她说话。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大.姨。

那个名字，像一个禁忌，被我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

出院那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好，阳光灿烂。

我们买了回程的火车票。

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

我接了。

“喂，小月吗？我是你表哥。”

是张磊。

我愣了一下。

“有事吗？”我的语气很冷。

“那个……我妈让我问问，你二姨的病怎么样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自然。

“不劳你们费心，已经做完手术了。”

“哦，那就好，那就好。”他干巴巴地说，“那什么，我妈说，那天是她不对，她也是心情不好，说话重了点，让你别往心里去。”

我简直要气笑了。

心情不好？

一句心情不好，就可以把那么恶毒的话，泼在自己亲妹妹身上？

一句别往心里去，就可以抹掉我们所受的屈辱和伤害？

“我替我妈谢谢她的‘关心’。”我加重了“关心”两个字，“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挂了，我们要上车了。”

“哎，等等！”他急忙说，“那个……我妈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她给你们……接风。”

我沉默了。

我能想象出电话那头，大姨是怎样一副嘴脸，逼着她儿子打这个电话的。

大概是怕我们在老家的亲戚面前，说她的坏话，让她没面子吧。

她真正在乎的，从来都不是我妈的死活，而是她自己的脸面。

“不必了。”我冷冷地说，“我们高攀不起。”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拉黑了那个号码。

回到老家，我妈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我给她请了个保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我工作更努力了，拼命赚钱。

我要让她过上最好的生活，弥补她前半生所有的辛劳和委屈。

关于北京发生的事，亲戚们也都有所耳闻。

有一次，一个远房表姨来家里看我妈，拐弯抹角地问起大D姨。

“听说你们去北京，你姐都没让你们进门？”

我妈的脸色有些尴尬。

我直接说：“是啊，大姨家地方小，金贵，住不下我们这种穷亲戚。”

表姨的表情很精彩。

我知道，用不了几天，这些话就会传遍整个亲戚圈。

我不在乎。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大姨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就是要让她尝尝，被人指指点点的滋味。

这可能很幼稚，很不大度。

但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

凭什么受了委屈的人，还要故作大方地说“没关系”？

凭什么施暴的人，可以躲在“家和万事兴”的牌坊后面，心安理得？

我不想当那样的“好人”。

后来，我听说大姨在亲戚群里大发雷霆，说我妈没良心，说我没教养，把我们骂得一无是处。

没有人附和她。

群里一片死寂。

再后来，她就退群了。

她和我们老家这边，算是彻底断了联系。

我妈偶尔会叹气，说：“何必呢，毕竟是亲姐妹。”

我说：“妈，有的人，不配做亲人。”

从那以后，我妈再也没提过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妈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她又开始在小区里跳广场舞，跟老姐妹们聊天说笑，气色比以前还好。

我也升了职，加了薪，还按揭买了套大一点的房子，把我妈接过来一起住。

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那在北京的一夜，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我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个夜晚。

想起那个狭小、冰冷的沙发。

想起我妈在黑暗中无声的眼泪。

想起大姨那些刻薄、恶毒的话语。

每一次想起，我的心都会被悔恨和自责啃噬。

我后悔，为什么当初要那么天真，要去投奔她。

我后悔，为什么在她第一次甩脸子的时候，我没有立刻带着我妈离开。

我后悔，为什么我要让我妈，在我面前，承受那样的屈辱和卑微。

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我妈的身体，在那之后，明显大不如前。

医生说，是那次手术伤了元气，需要慢慢调养。

但我知道，真正伤了她元气的，不是那场手术。

是那个寒冷的夜晚，是那份被至亲之人践踏的真心。

心病，才是最难医的。

我用尽全力，想让她开心，想让她忘记那些不愉快。

我带她去旅游，给她买漂亮的衣服，陪她做她想做的一切。

她每次都笑得很开心。

但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一个家庭伦理剧里，演到姐妹反目的情节。

我妈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我知道，她没忘。

她只是把那道伤疤，藏在了心底最深处。

而我，是亲手把她推向那把尖刀的人。

这份悔恨，成了我余生都无法摆脱的枷锁。

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的软弱和天真，给我最爱的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几年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又去了一趟北京。

办完事，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那个熟悉的胡同口。

胡同还是那个胡同，杂院还是那个杂院。

我站在院子门口，往里望。

正好看到大姨提着一篮子菜走出来。

她比几年前更老了，背也有些驼了，头发全白了。

她也看到了我。

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对视着。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索的……悔意？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像看一个陌生人。

然后，我转过身，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

我突然就释然了。

我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消除那份悔恨。

但，我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未来。

我可以选择，不再让任何人，伤害我和我的家人。

我可以选择，用我全部的力量，去守护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那份悔恨，不会消失。

它会永远在那里，像一个警钟，时时刻刻提醒我：

永远不要高估任何关系，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之恶。

也永远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让自己最亲的人，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

这是我用一个晚上的屈辱，和我妈半生的心伤，换来的教训。

代价惨重，但刻骨铭心。

我回到酒店，给我妈打了个视频电话。

她在视频那头，正在阳台上侍弄她的花草。

“小月，事情办完了吗？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妈。您在家好吗？”

“好着呢！你看，我这盆君子兰，又开花了！”她把镜头对准一盆盛开的君子兰，笑得像个孩子。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的笑容里，没有一丝阴霾。

我的眼眶，湿了。

“妈，我想您了。”

“傻孩子，妈也想你。早点回来。”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北京，这座我曾经无比厌恶的城市，此刻在我眼中，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它见证了我的天真，我的愤怒，我的悔恨。

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觉醒，我的重生。

人生的路，还很长。

我会带着那份永不磨灭的悔恨，和我妈给我的、无尽的爱与温暖，坚定地走下去。

再也不会回头。

我后来听老家的亲戚说，表哥张磊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隆重，大姨几乎请遍了所有能联系上的亲戚。

但我们这一支，她没敢发请柬。

据说，婚礼上，有不识趣的远房亲戚问起我妈。

“二姐怎么没来？”

大姨的脸，当场就挂不住了，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妈身体不好，来不了。

那亲戚也是个实在人，追问了一句：“不是说早就好了吗？前两天看她还在公园跳舞呢，精神头好着呢。”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从那以后，大姨在亲戚圈里，就更抬不起头了。

她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北京亲戚”的优越感和面子，被她自己亲手撕得粉碎。

我听到这些，心里没有一丝快意。

只有一片麻木的平静。

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的生活重心，只有我妈，和我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给我妈报了个老年大学，学国画。

她一开始还推三阻四，说自己笨手笨脚，学不会。

我鼓励她：“妈，您就当去玩儿，交交朋友也好。”

没想到，她还真学出兴趣来了。

每天在家里铺开宣纸，一画就是一下午。

画得最多的，是山水，是花鸟。

她的画里，总有一种开阔、明朗的意境。

我知道，她的心结，正在一点点地解开。

而我，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慢慢地与自己和解。

我不再夜夜被噩梦惊醒，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陷入对过去的悔恨中。

我开始明白，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

那段经历，不是为了让我沉沦，而是为了让我成长。

它让我看清了人情冷暖，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次，我妈画了一幅画，是一株迎着朝阳的向日葵。

她把画递给我，说：“小月，送给你。”

画上的向日葵，金黄灿烂，每一片花瓣都充满了生命力。

我看着那幅画，突然就懂了。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而我妈，就是我的太阳。

只要她在，我的世界，就永远不会有黑夜。

那份悔恨，或许会伴随我一生。

但它再也不是我的枷锁。

它是我胸口的一枚勋章，上面刻着两个字：

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