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为何没出元帅？下辖四个军，军长分别是什么军衔？

“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我们领导革命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这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侧面也表明，“山头”是客观存在的。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土地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有三个大的“山头”，即三大主力方面军；还有两个小“山头”，即留守南方的游击队和陕北红军。

这里面除了陕北红军外，其他四个“山头”55年都出了元帅。要知道1936年中央对陕北红军进行了一次整编，其也有四个军，实力不容小觑，为何没有出一个元帅呢？

另外，既然没有出元帅，陕北红军的这四个军长后来又是什么军衔？成就如何？

一、缺乏代表人物的陕北红军

其他的几个“山头”，都有不可取代且一直在重要岗位上的代表人物，但陕北红军几位创建者去世得都太早了。

如果谢子长、刘志丹还在世，高岗没犯错，那情况就完全不同。谢、刘都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高则是后来扛起陕北红军旗帜的那个人，除了他们三，其余的资历或职务都够不上元帅的标准。

或许有人会疑惑，高有这个资格吗？事实上，他如果参与评衔、没走错路，大概率是能跻身元帅且排名还比较靠前的。

高在战争年代的历史职务：红26军政委、红15军团副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待四野南下，他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大功，连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都多次夸赞。

为什么我会说正常情况下，高参与评衔就能获得元帅呢？看两个名单，一是大军区司令员。

建国初期共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大军区，除东北外，其他五个大军区司令员都是元帅。

还有就是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时军委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五人，51年增补林彪、高岗两人。

54年再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七人。这里面参与授衔的，都是元帅，排名还跟55年的顺序一模一样，所以如果搞参与授衔，情况可以参考。

二、四个主力军军长的发展

中央抵达陕北后，陆续对陕北红军进行整编，共有红27军、28军、29军和30军这四个军。

红27军军长贺晋年，陕西安定人，早年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做兵运工作，后又参与创建、发展数支游击队，是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

中央抵达陕北之初，贺晋年担任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红27军重新组建时他又出任军长。

在抗日战争中，他主要留在后方，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中央西北局委员。

到解放战争，就去往了东北战场，亲历剿灭土匪谢文东、李华堂部的战斗，也参加过四平、辽沈、平津、湘赣等著名战役，曾任四野15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8军军长。

建国以后他被调到东北军区，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在高岗的支持下，还陆续兼任军区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位高权重。

可在1954年，高出事了，原本关系亲密、绑定颇深的贺晋年无法避开，就导致职务、军衔都受到影响。

拟授名单上，贺晋年是大校，这个结果显然有些不公，后来有贺老总、彭老总等人鸣不平，毛主席听后也很惊讶：

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当年我们长征到达陕北，还要感谢陕北同志的帮助呢。以贺晋年的资历和功劳，起码也应该是少将，怎么才能是大校呢？最终贺晋年军衔定格在少将。

红28军的首任军长是刘志丹，可惜他1936年4月牺牲在了东征途中，之后这支部队就由中央红军的宋时轮领导。

宋时轮的履历也较为顺利，后来担任过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冀热察宁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野10纵司令员等职。

他最被人熟知的，当然是曾任第九兵团司令员，率部在朝鲜战场进行了艰难的长津湖战役，此战争论很多，对他也有一定影响。

从朝鲜回国后，宋时轮就逐步转到军事教育领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29军首任军长是萧劲光，这位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很快就调回中央工作，之后就让李仲英接任军长。

李仲英是陕西安定人，曾混迹于哥老会当中，后来受到谢子长等人感召，毅然带着一票兄弟参加革命。他的职务跨度变动很大，有时领军作战，有时去搞统战，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7年中央移驻延安不久，李仲英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率部参加对三边地区的剿匪战斗。任务完成，他又被调离部队转到抗大学习。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仲英担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比起陕北红军出身的贺晋年、阎红彦等人都要高。但是，李仲英在359旅没干多久，很快返回抗大担任游击战执行军事教员。

他这一生，就是有这样的反复调动，因而后来职务就不太高，到1948年8月都只担任了西北野战军8纵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西北基本解放后，李仲英调为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兼分区党委书记，多次深入剿匪，维护地区的稳定。

但由于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犯了简单急躁的错误，1950年8月，李仲英被调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在这个职务上，他又遭人举报有吸食鸦片的举动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因而在“三反五反”中，被当成典型处理。

对此，李仲英很不服，他说：我打仗肺部受过很严重的伤，有时说话、呼吸都会剧痛，吸食大烟是出于医疗需要，得到了张闻天的批准。我也没有贪污，轿车是王震基于我们的老交情送给我的。

但这些话没起到作用，上级反而认为他这是在对抗政策，随即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对李仲英进行严肃处理，并撤职查办。

李仲英跑到北京去找毛主席申诉，主席宽慰了一番，让他找到中央党校住一段时间，等查清事情经过才给他答复。

但李仲英性子很急，在北京没生过几天就返回西安，回去就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定性的结果没办法再改变。

1954年有人旧事重提，西北局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将李仲英开除党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此后李仲英就在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这些岗位上被赋闲，直到1961年离世。

红30军军长是阎红彦，陕西安定人，15岁时就加入共产党员李象九的部队，16岁时入党。

他也是陕北红军的重要人物，陕甘游击队成立时，谢子长是总指挥，刘志丹是副总指挥，阎红彦是第一大队大队长，级别没差多少。

很长一段时间，阎红彦职务也不低，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不过在重庆解放后，阎红彦逐步转入地方工作，历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等职，55年1月还当选为四川省副省长。

这年只要离开军队系统的人，正常来讲都不参与授衔，阎红彦本来也会是这种情况。

但陕北红军也是个“山头”，必须要出一个上将代表，翻遍全军，要么早逝、要么犯错或被犯错影响，要么就是资历不够，看来看去，只有阎红彦合适。

因此，授衔前阎红彦被紧急任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重新穿上军装的阎红彦在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