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等来考公“复活赛”

比起年轻人，中年人无论是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从前，网上一条热评是，“38岁考公，体检还能过得了吗？”

“2026年国考年龄限制普遍放宽至38岁，应届硕士博士放宽到43岁。”10月14日，刷到这条消息的方亭几乎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停止备考注册会计师的计划，用3年时间冲刺考公。

事实上，很多考公圈内人更早嗅到了年龄放宽的信号。今年8月，上海市公务员局官网发布的公告显示，执法类公务员报考年龄上限放宽到38岁。各类考公培训机构的关于放开年龄限制的“小作文”铺天盖地，卡在35岁线上下的大龄考公人对这个消息尤为敏感，早早开始了备考。

国考修改年龄限制是风向标。近日，山东、天津、四川、江苏等多省份相继发布的2026年公务员招录信息中也对年龄做出了修订，与国考保持一致。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体来说，他们无法舍家去外地发展，大多数受访者更关心省考，报名国考更多是为了“试试水”。一边是家庭责任，另一边是工作压力，大龄考公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力都难以和年轻人抗衡，他们中的很多人决定拉长备考战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义猛认为，公务员招考放宽年龄限制是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形势的变化；对于公务员队伍来说，也需要在其他行业得到充分历练的资深专家型、专业型人才加入，更好地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10月24日，2026年国考报名入口正式关闭。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10月24日17时30分，2026年国考报名总人数达3515251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26万人，刷新历史新高，卡在年龄线被“复活”的大龄考公群体，也将迎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

2025年3月15日，安徽省考笔试，考生在安徽省阜阳市二中考点进场参加考试。图源 IC

“最后一次机会”

方亭出生于1989年12月，今年原本是她最后一次敲开体制大门的机会。

今年4月，方亭报名了苏北县城的事业编考试，以笔试第二名成绩进入了面试。她此前在当地一家私企工作。生完孩子后，没有长辈帮忙，方亭辞去了这份工作，全职在家带娃。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前东家又正好缺人，方亭才回到了职场。

然而家中琐事却牢牢绊住她，做饭、家务、接送孩子……前几年丈夫“几乎每两年就要动一次手术”，完全离不开她照顾。方亭也曾报名过考公，但没时间备考，总是止步于笔试。

终于等到孩子上小学了，丈夫身体恢复了，能够分担一些育儿压力，方亭这才有了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台资电子厂，这个曾被视为当地最养人的单位，从巅峰时期的一千多名员工缩编到如今的两百多人，方亭的危机感也随着35岁一同到来。

准备事业编的笔试并不算难，进入面试，方亭才感受到真正的压力。为了备考，她使用AI工具对话练习。方亭的丈夫是公务员，恰好又被抽调培训成为公务员考试的面试官，方亭让丈夫陪她练习面试，但这个过程却是一地鸡毛。

“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一直打击我。”方亭感到很委屈，丈夫当年也是考了三年才考上公务员，“我说你当时报班培训过，我是新人小白，你这样打击我，我就没信心了。”面试陪练因夫妻争吵而告终。

最终，方亭没有通过那次面试。她断了进体制的念想，开始一门心思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国庆假期结束，网购的注会复习资料刚到没多久，方亭刷到了国考年龄放宽的新闻，她转发给丈夫，对方回复，“国考定调了，省考肯定也会放宽，安心备考。”方亭立刻下载了考公培训的APP。

与方亭不同，出生于1988年的杨志明在体制内已经十余年，他在山西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是考公的长跑选手。

从大学毕业到工作这十几年来，杨志明大部分时间都在考公。2024年，是他卡在35岁最后一次参加省直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是省委宣传部下属部门的岗位，并且取得了笔试第一名的成绩。

得知笔试成绩的那一刻，杨志明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了公务员队伍的门口，就差临门一脚，“最后一次，必须全力以赴。”

面试是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举行。面试会议室的楼层很高，能俯瞰整个太原城市，杨志明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场景，他穿过候考室站在楼道边，看着远处的景色内心五味杂陈。

多年备考的辛苦从来不曾和外人道，杨志明抱着很深的信念，等答完那三道面试题，“自己的命运就会改写。”他甚至想好了，“上岸”后要发布的微信朋友圈内容。

然而，面试时因为紧张，他又一次失败了。

那条“预制”的微信朋友圈最终没有发布。他只是平静地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知结果，中年人连遗憾都没有精力去消化，“你毕竟还有家庭要去照顾。”

杨志明有些灰心，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最后一次，结束了。”

杨志明这些年考公的准考证。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要考公？

为什么要考公？杨志明也时常问自己。

他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就业前景不错。杨志明毕业的2012年，同学们热衷于进互联网大厂，杨志明却只考虑体制内的职业道路，他考过国考和事业编，但均以失败告终。

那一年山西省大学生村官面向省内26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大学生以上学历的党员应届毕业生选聘，五十多个应聘者竞争三个岗位，杨志明顺利上岸，成为一名“村官”。

当村官的两年半里，杨志明参加过两次国考，目标是国税局，两次进面试却未能录取。2014年下半年，他考入了现在所在的省直事业单位。

一次工作借调到省厅，杨志明直观地感受到，在收入和晋升途径上，事业单位与公务员也有差距。除此之外，杨志明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状态也不太满意。考公的念头越来越强烈，2017年，他又捡起了考公的复习资料，这一考就是六七年。

杨志明承认，自己的家庭是影响他择业观念最主要的原因。他的父亲在事业单位工作，母亲是公务员，所以很早就给他规划了体制内的道路，就连这次国考年龄放宽限制，父母也格外上心，特意打来电话告诉他抓住机会。

生于1989年的岳清此前从没有想过考公。今年7月，一个同事考上了事业单位，政审人员到岳清的公司来调查，岳清也参加了，看着同事的去向，她突然觉得，这似乎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岳清在江苏一家私企从事工程造价，晋升到中层后，职业天花板似乎也到头了。建筑行业前景大不如前，岳清的收入几乎砍半。

事实上，前几年岳清已经感受到水温变凉。以前公司每年都会招应届生，如今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年轻面孔了。她想着再观望一下，就这样犹犹豫豫地来到了35岁职场红线年龄。

转行？自己能做什么，岳清没有想好。业内跳槽？似乎也不是好选择，她所在的三线城市并没有太多选择机会。

那么只剩下考公考编这条路了。岳清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她的高中老师替她选了这个在当时是香饽饽的专业。全班仅有4个女生，毕业后其中一人去了设计院，其他三人进入企业做工程造价。

岳清回忆，那还是土木专业学生的黄金年代，只有极少数学生考公，连考研的都不多，因为本科生就能有不错的工作。在三线城市的岳清毕业起薪有六七千元，远超其他专业的同龄人。

工作后岳清认识了同行业的丈夫，两人赶上了建筑行业时代红利的尾巴。除了工资收入，早期行业内很多技术人员出租出借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俗称“挂证”）赚钱，仅这项灰色收入每年就有几万元。

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以及“挂证”合规整治，同行夫妻抗风险能力的弊端显现，家庭经济状况比起前些年明显差了一截。

岳清突然意识到，家里还是要有一个人在体制内，公务员待遇与她现在的收入相差无几，但和年轻时的择业观念不同，目前“稳定”的考量高于一切。

韦宁复习的资料笔记。受访者供图

“38岁考公，体检还能过得了吗？”

对于大龄考公群体来说，做出考公的决定并不容易，一边是在职工作压力，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裸辞备考；另一边是家庭责任，夫妻其中一方备考意味着另一方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并且大多数人都只考虑本地的工作岗位，国考的地方岗位不多，省考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方亭记得，自己参加本地县城事业编考试的时候也遇到过山东来考试的年轻人，他们组团全国巡考，像方亭这种已有家庭的人，去外地发展不在她的考虑之中。

另一方面，比起年轻人，中年人无论是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从前，网上一条热评是，“38岁考公，体检还能过得了吗？”

回想这些年考公的经历，杨志明觉得自己缺席了太多家庭亲子时间。前几年妻子受到他的影响也开始考公，考公成为整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孩子放学后交给父母带，夫妻俩则找一间自习室学习到晚上10点。“有时候孩子要看到妈妈才能睡觉。”杨志明说，夫妻俩回家哄完孩子睡觉还得接着学习，常常是父母半夜醒来发现两人还在伏案苦读，直到凌晨三四点。

几乎每个寒暑假，孩子都被送回父母老家，这样两人可以安心备考。2023年春节回老家县城，夫妻俩在大年初一就找了一家不打烊的自习室继续学习。

杨志明妻子的专业是地理，考公几乎没有合适的岗位，只能报竞争更激烈的“三不限”岗位。在育儿和家庭方面，妻子付出更多，“她对考试的投入没有我这么多。”杨志明坦承，2023年，妻子曾以笔试第二名的成绩进入面试，但最终还是落选。

“和刚毕业那会儿比，我们现在记忆力和学习精力都不如从前。”杨志明说，但这些年题目的灵活性难度却在不断提高，他报考的省直岗位的题难度又比市县岗位大。

为了弥补差距，杨志明只得投入更多精力，他卸载了抖音，关掉了微信朋友圈，疫情期间他索性搬到了地下室复习。

除了付出时间和精力，也有大龄考公选手另辟蹊径。韦宁在山东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她还在社交平台上经营着一个学习账号，交流考公“弯道超车”的心得。

考公圈内素有“法皇汉帝宇宙机”的说法，意思是法学、汉语言文学与计算机这三大专业是考公热门专业，招聘岗位多，而某些专业的对口岗位极少，只能去报考竞争最激烈的“三不限”岗位。

韦宁的本科专业是外语，硕士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大类。

原则上，明确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岗位，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位的韦宁也可以报考，但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一些公考和事业单位的招录中，部分硕士岗位会限制报考人的本科专业，本科外语专业的她无法报名。

为了保险起见，她还是想有一个正宗的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保持本硕专业的一致性。北京211院校毕业的韦宁决定通过函授和自考的方式再重新“刷”一遍本科专业，尽可能增加“上岸”的机会。

2022年底的公务员考试，韦宁以2分之差未能进入面试。她参加了一所山东省内普通院校的函授本科法学的入学考试，2023年3月入学，后拿到法学的双证。2023年至2024年她参加了山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了汉语言文学的双证——“我现在相当于有4个专业用来考公。”韦宁说。

研究生毕业后，韦宁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通过人才引进进入济南的事业单位。和杨志明一样，韦宁考公的目的也是职业晋升，她的目标是尽快评上副高职称，但事业单位的职称名额往往稀缺，韦宁只得把希望寄托于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晋升路径或者副高名额相对更宽裕的其他事业单位。

韦宁未婚，没有家庭的牵绊，考公和她以往任何一次人生尝试一样，只是为了实现某种自我肯定。“很多人到了一定阶段就没有追求了”，韦宁不想过一种停滞的生活。

像游戏路上的升级打怪，她可以每年抽出3个月时间专门复习考公，甚至为此专门在单位附近租房备考。

在韦宁的讲述里，她家境优渥，有一对开明的父母，有一份稳定工作。她喜欢钻研政策，对体制内的门道侃侃而谈，“山东考公地狱模式中，要数山东省直、济南市直、青岛市直最难”，而她要挑战的，正是最困难的一条路。

韦宁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换专业备考的经历。受访者供图

为35岁“松绑”

进入体制内到底意味着什么？方亭也很难说清楚，丈夫的职业生涯或许是一个参照。

方亭认识丈夫的时候，他还在一家教培机构当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抽空复习，他只能报考“三不限”岗位，七百多人竞争一个岗位，考了三年终于“上岸”。考上公务员后，丈夫也时常劝说她考公，她逐渐认可丈夫的职业选择。

杨志明曾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报班培训费用。记得有一次周末参加完模考，他去超市买菜，顺手把备考资料放在摩托车座上，买完菜回来，备考资料就不见了。这原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让他积攒了很久的情绪涌上心头。

回顾十余年的职业生涯，杨志明觉得最开心的还是当“村官”的日子。他负责村“两委”换届选举，那时候社区办刚刚成立，一切从无到有，他打交道最多的是普通老百姓，“很纯粹。”

刚毕业的杨志明每天骑一辆自行车去上班，看门大爷乐呵呵地朝他打招呼，“这孩子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迟。”杨志明对这个评价很受用，尽管经常加班，他却感觉自己在做实事，生活充实，“累并快乐着。”

在国考年龄放宽的消息出来以后，杨志明征求了妻子的意见，高强度的备考势必要让另一半承担更多的家庭育儿责任，妻子体谅他多年的努力，愿意支持他圆梦。

对于大龄考公群体来说，国考放宽年龄限制传递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35岁这条职场年龄红线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可能。

1994年首次公务员招录时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规定了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年龄为三十五周岁以下，2007年施行、2019年修订的《公务员录用规定》都延续了这一要求。再后来，“35岁”从体制内影响到体制外，逐渐成为社会职场招聘年龄的“潜规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义猛认为，1994年初规定的35周岁年龄限制或与时代背景有关，改革开放后，干部队伍面临老化现象，邓小平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来被写入十二大的党章，提出“35周岁以下”的要求可能正是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现实举措之一。

“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报考公务员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包括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也同时明确，这两项条件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调整。”

贾义猛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只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年龄条件是年满18周岁，并无35周岁以下的规定，”因此，应该明确的是，一直以来，“不满35周岁”并非一条死规定。

贾义猛告诉新京报记者，国考放宽年龄限制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这是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形势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长寿化社会，职场人适合健康工作的年龄也在延长，这与延迟退休政策一脉相承；其次，公务员招录的类型和形式正在变得更加灵活多元化，年龄调整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后，对于公务员队伍来说，也需要在其他行业得到充分历练的资深专家型、专业型人才加入，更好地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在贾义猛看来，此次国考年龄限制的调整对于各地省考和全国事业编招考放宽年龄限制将会形成示范和传播效应，今年各地公务员省考和全国范围的事业编人员招录很有可能参考借鉴这一政策。

从更长远的未来看，这一变革对全社会更多职业领域普遍存在的“35岁职场应聘的年龄门槛”也将产生积极的“松绑”效应，从而撬动更加公平、开放的社会就业环境的优化。

2023年杨志明妻子参加公务员面试，杨志明拍摄的考场照片。受访者供图

人生是没有“岸”的

有人想“上岸”，也有人选择“下岸”。

韦宁认识很多网络“考友”，对这个圈子的“大神”如数家珍。有人成了职业考公选手——一个双非院校毕业的男生考了六年，他的行测能达到80多分，这几乎是一个天花板分数。

他曾顺利“上岸”过多次，但在每一个单位他都很难干满半年。今年他又考上了深圳的一个岗位，试用期内他辞职了，去了一家考公培训机构工作。

韦宁的另一个“考友”，一个1988年出生的女性，从部委辞职出来创业。和前一个考友情况相似，他们并不适应体制内的工作节奏，只是喜欢考试带来的成就感。

“行测的知识考查很全面，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申论和面试能提升一个人的综合政治素养。”在韦宁看来，她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考公刷题作为一种减压方式，可人生选择终归不是刷题，一个人最终还是会走上最适合自己的路。

在36岁这一年，江文强逆着潮流离开体制内，结束了14年的公职生涯。

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60公里的市区公务员，成为一名警察。但渐渐地，江文强发现体制内的生活并非想象中完美。30岁左右，他考到了区直机关。一次老同学聚会，他发现同龄人中做生意的已经事业有成，而他还是一个普通科员。

最终促使他产生离职念头的是2016年父亲出了一次意外，高空坠落骨折，江文强意识到，他不愿意过一眼到头的日子，他要辞职去外面的世界。

对一个山东人而言，这注定是个难以被身边人理解的决定。唯有妻子支持他，江文强的妻子告诉他，即使辞职后没有赚到大钱，也不要有压力，这给了他信心和底气。

辞职后，江文强给自己放了2个月假，他并不担心工作机会。

江文强参加过两次国考，两次省考，除了上大学时第一次参加国考败北之外，后面三次他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秀。

时常有考公培训机构向他抛出橄榄枝，但既然出来了，江文强只想创业为自己打工。

“可能我们学法学的还是有一个法律梦。”现在，江文强成为一名律师，主要代理事业单位的人事纠纷案件以及行政争议案件。这是一个相对垂直的领域，他的案源遍布全国，公职背景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偶尔，熟悉的朋友也会推荐人来找他培训考公面试，去年他带的9个人过了7个，其中一个小伙子笔试成绩一般，面试以高出第一名6分逆袭成功。

这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对照，江文强接触的两拨人中，一边是想挤入体制，另一边是想要离开体制。

他时常观察这两个群体，发现一些想要进入体制内的人和他当年一样，是受到家庭影响，但每个人的个性、能力都不一样，他们对于体制内工作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当有人向他吐露择业困惑时，他会和对方仔细分析哪些特质适合体制内发展，他认为有时候这比考试本身更重要。

如今，他仍然在那些“上岸”和“下岸”的故事中做一个摆渡人，但或许，“其实人生根本没有岸。”江文强说。

（应受访者要求，方亭、岳清、杨志明、韦宁、江文强系化名）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张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