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1987年，北方的天，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的确良布。
我叫陈辉，二十五岁，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的一名技术员。
那天，我结婚了。
娶的是我们厂长林国栋的独生女，林岚。
婚礼办得不小，厂里有头有脸的都来了。
我穿着借来的西装，胸口别着一朵俗气的大红花，脸上的笑比哭还僵。
林岚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真好看，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她挽着我的胳膊，眼睛里全是星星。
可我听到的，却不是祝福。
“看见没，就是那小子，一步登天了。”
“技术员？我呸，要不是攀上了厂长，他算个屁。”
“这年头，脸皮厚才是硬道理啊。”
声音不大，针一样，一根一根往我耳朵里扎。
我端着酒杯，手在抖。
我丈人，林国栋，我们红星厂说一不二的厂长，正板着一张脸，挨桌敬酒。
他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小。
“小陈，以后林岚就交给你了。”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常年发号施令的威严。
我赶紧点头哈腰：“爸，您放心。”
他“嗯”了一声，没再看我，转身又去跟下一桌的副厂长们碰杯。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看不上我。
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靠着自己考上个破技校，分到厂里当工人。
要不是林岚铁了心非我不嫁，这门婚事，他一百个不同意。
婚礼一结束，我跟林岚回了分给我们的新房。
两室一厅，厂里分的，就在家属院最好的位置。
家具家电都是新的，松下的大彩电，日立的双开门冰箱。
全是他妈林家置办的。
我一屁股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感觉自己像个贼。
林岚给我倒了杯水，挨着我坐下。
“累了吧？”她问，声音温柔得能掐出水。
我没说话，拿起水杯，一口气喝干。
水是甜的，可我心里苦得像嚼了黄连。
“陈辉，你别听他们瞎说。”林岚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
“我没听见。”
骗人。
那些话，像烙铁一样，全烙在我心上了。
“吃软饭的。”
“小白脸。”
“等着瞧吧，不出三年，肯定得离。”
我闭上眼，婚宴上那些鄙夷的、看好戏的眼神，就在我眼前晃。
他妈的。
我陈辉，就算穷，骨头也是硬的。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
一进车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原来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工友，眼神躲躲闪闪。
车间主任老张，以前见了我爱搭不理，今天破天荒地给我递了根烟。
“小陈，新婚快乐啊。以后就是厂长姑爷了，可得关照关照我们这些老家伙。”
他笑得一脸褶子，像朵烂菊花。
我没接他的烟。
“张主任，您说笑了，我还是那个小技术员。”
老张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又堆了起来。
“瞧你说的，谦虚，谦-虚！”
他把“谦虚”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我懒得理他，换上我的蓝色工作服，走到我的工位上。
今天的工作是检修一台老旧的C620车床。
活儿不难，但很脏。
我刚拿起扳手，跟我一个班组的小李凑了过来。
“辉哥，这活儿我来吧，您歇着。”
他一脸谄媚。
我皱了皱眉：“你干你的活儿去。”
“别啊辉哥，您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这种粗活哪能让您干啊。”
我心里的火“噌”一下就上来了。
“滚蛋！”
我吼了一声。
小李吓了一跳，悻悻地走了。
整个车间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我没管，脱了外套，钻到油腻腻的车床底下。
机油的味道，铁屑的味道，汗水的味道。
这些味道，才让我觉得踏实。
我不是什么厂长姑爷。
我就是个修机器的。
中午去食堂吃饭，更是重灾区。
我端着餐盘，走到哪儿，哪儿的说话声就小了。
然后就是窃窃私语。
我打了二两米饭，一个土豆烧肉，一个炒白菜。
刚找个角落坐下，采购科的赵科长端着盘子就过来了。
“哎呀，小陈，一个人吃呢？”
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盘子里是红烧大排和清蒸鱼。
“一个人清净。”我闷头扒饭。
“年轻人，别这么大火气嘛。”赵科长夹了一筷子鱼肉，慢悠悠地说，“你现在是林厂长的女婿，跟我们不一样了，以后要多跟厂里的领导们走动走动。”
我心说，跟你走动？跟你学怎么捞油水吗？
全厂谁不知道你赵科A长手脚不干净。
“赵科长，我就是个技术员，不懂那些。”
“你啊，还是太年轻。”他摇了摇头，一副“我教你做人”的表情，“技术能当饭吃吗？关系，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
我把最后一口饭塞进嘴里，站了起来。
“我吃饱了，您慢用。”
我把餐盘往回收处一放，头也不回地走了。
背后，我能感觉到赵科长那轻蔑的目光。
晚上回家，林岚已经做好了饭。
四菜一汤，很丰盛。
“今天在厂里怎么样？”她给我盛饭。
“就那样。”我不想多说。
“是不是有人说闲话了？”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没吭声。
林岚叹了口气，把一筷子红烧肉夹到我碗里。
“陈辉，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你得忍。”
“忍？”我抬起头，眼睛有点红，“我为什么要忍？我没偷没抢，我凭自己本事吃饭，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些人的指指点点？”
“因为……因为我爸是厂长。”林岚的声音低了下去。
是啊。
就因为她爸是厂长。
这成了我的原罪。
我放下筷子，心里堵得慌。
“我不吃了。”
我站起来，想回卧室。
“陈辉！”林岚也站了起来，声音带着哭腔，“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觉得委屈，我呢？我夹在中间，我就不难受吗？”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圈，心一下就软了。
我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
“对不起，岚岚，我不是冲你。”
“我知道。”她在我怀里小声地哭，“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我们得一起面对，不是吗？”
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的香味。
是啊，我们是夫妻。
“岚岚，你相信我吗？”我问。
“信。”她毫不犹豫。
“那你给我点时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闭嘴。”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理会任何人的闲言碎语。
我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儿，我抢着干。
没人愿意修的旧设备，我一个个给它整利索了。
下班后，别人去看电影、打扑克，我一个人泡在厂里的资料室。
那些落满灰尘的德语、日语设备说明书，我借来一本本啃。
我技校学过一点德语，为了看懂图纸，我又买来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
晚上回家，林岚睡了，我还在台灯下画图纸，算数据。
我像一根上了弦的弹簧，把自己绷到了最紧。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也从鄙夷，慢慢变成了不解。
“这小子，图啥啊？”
“装样子吧，给老丈人看的。”
“就是，演戏谁不会。”
我不在乎。
我知道，光靠埋头苦干还不行。
我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看见我能力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88年春天，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型号是DMG-80。
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个顶尖的宝贝疙瘩。
据说光是运费就花了好几万。
设备运到厂里，问题也来了。
德国专家来安装调试，弄了半个月，机器总是出问题。
不是程序跑飞，就是精度达不到图纸要求。
德国专家急得满头大汗，德语说得跟机关枪似的。
厂里配的翻译，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连蒙带猜，也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眼看交货日期一天天临近，新设备却趴窝了，我老丈人林国栋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大泡。
他把厂里所有技术骨干都叫到一块开会。
副厂长、总工程师、车间主任，一个个愁眉苦脸，谁也拿不出个章程。
“废物！一群废物！”林国栋在会上拍了桌子，“平时一个个都吹得天花乱坠，真到节骨眼上，全他妈是软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这时候，我推门进去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我。
“你来干什么？”主管技术的马副厂长皱着眉问我。
他是厂里的老资格，一直觉得我配不上林岚，也是背后说我坏话最起劲的一个。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林国栋面前。
“爸，让我试试吧。”
整个会议室瞬间炸了锅。
“你？你一个修C620的，懂数控吗？”
“小陈，别在这儿胡闹！”
“就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几十万的设备！”
马副厂长更是冷笑一声：“林厂长，您看看，这就是您的好女婿。不知天高地厚！”
林国栋的脸黑得像锅底。
他盯着我，足足有半分钟。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
这段时间，我把那台DMG-80的德语说明书，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每一个零件，每一行代码，都刻在我脑子里了。
“爸，”我又叫了一声，“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修不好，我立马辞职走人。”
我把话撂这儿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林国栋。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好。”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三天。”
“你要是修不好，就给我滚出红星厂！”
我转身走出会议室，背后是马副厂长不屑的冷哼。
我直接去了车间。
德国专家还在那儿唉声叹气。
我走到他面前，用我那蹩脚的德语说：“你好，我能看看吗？”
他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翻译赶紧解释了几句。
德国专家耸了耸肩，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他显然不相信我这个穿着油腻工作服的年轻工人能解决他都搞不定的问题。
我没管他。
我围着那台DMG-80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听它的声音，摸它的温度，看它的每一个仪表。
就像一个老中医，在给一个疑难杂症病人号脉。
整整一天，我没离开机床半步。
饭是林岚送到车间的。
她看着我满身的油污，眼睛红红的。
“陈辉，别太拼了。”
“没事。”我冲她笑了笑，“你老公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晚上，车间的人都走光了。
诺大的厂房里，只剩下我和那台冰冷的机器。
我打开控制柜，一行一行地检查代码。
然后，我找到了问题。
不是硬件故障，也不是程序错误。
是参数设置。
德国专家是按照德国的标准电压和频率来设置的。
但我们国内的电网标准，跟他们有细微的差别。
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差别，导致了机床伺服系统响应延迟，精度自然就达不到。
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问题。
需要对机器的底层逻辑和我们国家的工业标准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才能发现。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我拿起工具，开始修改参数。
那一刻，我无比感谢那些在资料室里熬过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
林国栋、马副厂长，还有一大帮厂领导，都来了。
德国专家也来了。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马副厂长抱着胳膊，皮笑肉不笑地说：“小陈，怎么样啊？是不是该准备辞职报告了？”
我没理他。
我走到机床前，插入一张打了孔的纸带，那是加工程序。
然后，我按下了启动按钮。
“嗡——”
机床发出了和昨天完全不同的、一种极其流畅悦耳的声音。
主轴飞速旋转，刀具在工件上精准地移动。
切削、钻孔、攻丝……
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
十分钟后，一个复杂的零件加工完成。
我取下零件，递给质检科长。
质检科长赶紧拿出千分尺和投影仪，开始测量。
车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分钟后，质检科长抬起头，满脸的不可思议。
“报告厂长，所有尺寸，全部合格！精度……精度比图纸要求还高了0.002毫米！”
“哗——”
人群瞬间沸腾了。
德国专家第一个冲了过来，抢过那个零件，翻来覆去地看。
然后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用生硬的中文说：“牛！你，牛！”
我笑了。
我转过头，看向马副-厂长。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比川剧变脸还精彩。
最后，我看向我老丈人，林国栋。
他站在人群后面，没有说话。
但他的眼睛，亮得吓人。
他看着我，眼神里再也没有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的，欣赏。
从那天起，我在厂里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人再敢当面叫我“小白脸”了。
车间里的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陈工”。
连那个之前对我爱搭不理的车间主任老张，现在见了我也得点头哈腰。
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
虽然只是个副科，但这是我凭自己本事挣来的。
我第一次挺直了腰杆，走在厂区的马路上。
当然，不和谐的声音还是有。
“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吗？”
“要不是他老丈人是厂长，能给他这个机会？”
说这些话的，主要是马副厂长那一派的人。
我知道，这事儿没完。
马副厂长在厂里经营多年，根深蒂固。
他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给我下绊子了。
技术科接了个任务，要对二车间的所有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
这是块硬骨头。
设备老化严重，图纸资料不全，改造预算又少得可怜。
马副厂长力排众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小陈年轻有为，又是从二车间出来的，对情况熟悉。这个任务，非他莫属。”
他在会上说得冠冕堂皇。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个坑。
干好了，是应该的。
干不好，他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我拿下。
我老丈人林国栋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知道，他又在考验我。
“行，这活儿我接了。”
我当场就答应了。
你不是想看我笑话吗？
我偏不让你得逞。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几乎就住在了二车间。
我带着技术科的几个年轻人，一台一台地测绘设备，分析瓶颈。
白天，我们跟工人一起，守在机器旁边，记录每一个数据。
晚上，我们在办公室里画图，讨论方案，吵得面红耳赤。
没有预算买新零件，我们就去废料堆里淘宝。
把报废设备上的电机、齿轮、轴承拆下来，修复，改造，再利用。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跟个鬼似的。
林岚心疼得直掉眼泪，天天给我炖各种补汤。
“陈辉，咱不干了行不行？钱什么时候不能挣啊。”
“不行。”我喝着鸡汤，头也不抬地看着图纸，“这不是钱的事儿。”
这是我的一口气。
我咽不下。
两个月后，二车间的技术改造方案，正式出炉。
我拿着厚厚一叠图纸和报告，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林国栋正在喝茶。
他示意我坐下，然后拿起我的方案，一页一页地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他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他看得非常仔细，时不时地用红笔在上面圈点。
半个小时后，他放下了方案。
“想法不错。”他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但是，太理想化了。光是液压系统的改造，就需要五万块钱。我上哪儿给你弄这笔钱去？”
“爸，”我向前探了探身子，“钱的问题，我想过了。我们不需要五万，五千就够了。”
“五千？”林国栋挑了挑眉毛，“你小子跟我开玩笑呢？”
“我没开玩笑。”我从包里又拿出几张图纸，“这是我设计的替代方案。我们不采购全新的液压泵，而是利用厂里淘汰的那几台旧冲床的液压系统，进行修复和改造。性能上能达到新泵的80%，但成本，只有二十分之一。”
林国栋接过图纸，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他盯着图纸看了很久，又抬头看看我。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还有科里的小王和小李，我们一起琢磨的。”
林国栋把图纸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显得有些激动。
“就按你这个方案办！钱，我批！人，你随便调！谁要是不配合，你直接来找我！”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老丈人这一关，我算是过了。
技术改造工程，正式上马。
我被任命为项目总指挥。
这下，马副厂长更坐不住了。
他虽然明面上不好再说什么，但背地里的小动作，一点没少。
他安插在二车间的心腹，车间主任老张，天天给我找麻烦。
今天说这个零件找不到，明天说那个工人请了病假。
反正就是变着法儿地拖延工期。
我知道，这是马副厂长在给我上眼药。
我没跟他硬碰硬。
一天晚上，我提着两瓶好酒，一斤猪头肉，敲开了老张家的门。
老张开门一看是我，愣住了。
“陈……陈科长，您这是？”
“张主任，没打扰您吧？”我笑着把东西递过去，“最近项目上的事，多亏您支持了。我代表技术科，来感谢您。”
老张一脸的受宠若惊，赶紧把我请进屋。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老张的话也多了起来。
我给他倒上一杯酒，叹了口气。
“张主任，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容易。”
“马副厂长那边，天天盯着我，就盼着我出错。您这边呢，夹在中间，也难做。”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难处。”
老张端着酒杯，沉默了。
我继续说：“但是张主任，您想过没有。这个项目要是黄了，马副厂长顶多是丢点面子。我呢，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可您呢？二车间的生产效率上不去，效益年年垫底，您这个车间主任，年底能在厂长那儿交差吗？”
“这个项目要是成了，二车间的产量翻一番，奖金多发好几万。工人们念谁的好？您这个车间主任，脸上是不是也有光？”
“马副厂长能保您一辈子吗？他明年就该退了。可这厂子，这二车间，您还得待下去不是？”
我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老张的心坎里。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闷酒，最后把酒杯重重一顿。
“陈科长，你别说了！”
“我老张不是不识好歹的人！”
“明天开始，二车间的人，你随便用！谁他妈敢偷懒耍滑，我第一个扒了他的皮！”
从那天起，老张跟换了个人似的。
项目进度，一日千里。
一个月后，二车间第一台改造完成的机床，试车成功。
效率比原来提高了整整40%！
消息传开，全厂轰动。
林国栋亲自到现场剪彩，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我们红星厂，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马副厂长的脸，比吃了苍蝇还难看。
那一年年底，二车间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
光是奖金，就比别的车间多发了三个月工资。
车间的工人们见到我，都发自内心地喊我“陈工”，眼神里全是佩服。
我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在红星厂，站稳了脚跟。
198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市场经济开始抬头。
我们这些老牌国营厂，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产品老旧，思想僵化，跟不上市场的节奏。
厂里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少。
工人的工资，开始拖欠。
厂里人心惶惶。
林国栋愁得头发都白了一半。
他天天开会，想办法。
但那帮老脑筋的副厂长、科长们，除了抱怨，谁也拿不出个实际的办法。
“市场？市场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国家单位，听国家的就行了！”
“跟那些个体户抢生意？丢不丢人！”
马副厂长更是公开唱反调：“我们红星厂是老牌大厂，有光荣的历史！不能自降身价，去搞那些投机倒把的东西！”
林国栋气得在会上又拍了桌子。
“光荣的历史能当饭吃吗？再这么下去，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会议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林国栋把我叫到了他家。
这是我结婚后，他第一次主动叫我来家里吃饭。
师母做了几个菜，我们爷俩喝着酒。
“小陈，厂里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林国栋叹了口气，“你年轻，脑子活。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知道，他这是真的没辙了。
我放下酒杯，沉吟了片刻。
“爸，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抱着铁饭碗等死了。”
“我们得走出去。”
“走出去？”
“对。我们的设备虽然老，但我们的技术工人，是全国最好的。我们的产品质量，比那些乡镇企业强得多。”
“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不出来，是卖不出去。”
“我们缺的，是一个了解市场的销售团队。”
林国栋沉默了。
他是个搞生产出身的厂长，一辈子都在跟机器打交道。
让他去搞销售，比杀了他还难。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成立一个销售科？”
“对！”我点了点头，“而且，不能再用厂里这些老油条。我们要从外面招人，招那些懂市场、敢闯敢拼的年轻人。”
“还要改革分配制度。销售科的工资，要跟业绩挂钩。卖得多，就拿得多。上不封顶！”
我的话，让林国D栋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这事儿……阻力会很大啊。”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知道。”我说，“尤其是马副厂长他们，肯定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但是爸，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不变，就真的晚了。”
林国栋猛地喝干了杯里的酒。
“好！就这么干！”
“这个销售科，就由你来负责组建！”
我成了红星厂历史上第一个销售科的科长。
消息一出，厂里又炸了。
“疯了吧？让一个搞技术的去搞销售？”
“厂长这是任人唯亲啊！”
马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公开反对。
“我坚决不同意！这是拿我们红星厂的前途开玩笑！陈辉他懂什么叫销售？他连张发票都开不明白！”
林国栋力排众议。
“他不懂，可以学！你们懂，你们谁给我拉来一张订单了？”
一句话，把所有人都噎了回去。
销售科成立了，办公室就在传达室旁边一间废弃的小仓库里。
除了我这个光杆司令，一个人都没有。
我去人事科要人，人事科长两手一摊。
“陈科长，不是我不给你。厂里正式编制就这么些，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谁愿意放着好好的车间不待，去跟你跑销售啊？”
我去车间动员，那些年轻工人一听要去跑业务，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陈工，我们就会摆弄机器，不会跟人说话。”
“是啊，万一卖不出去，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家里的老婆孩子谁养活？”
我碰了一鼻子灰。
我知道，靠厂里这帮人，是指望不上了。
我咬了咬牙，在市里的报纸上登了个招聘广告。
“红星机械厂销售科，诚招业务员数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能说会道，敢闯敢拼。待遇：底薪+高额提成，上不封顶！”
广告登出去三天，一个人都没来。
第四天，来了个瘦得跟猴儿一样的年轻人。
他叫刘伟，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
“陈科长，我……我能行吗？我没卖过东西。”他怯生生地问。
“没卖过东西怕什么？”我看着他那双滴溜溜乱转的眼睛，“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喝最烈的酒，见最难缠的客户？”
刘伟被我问得一愣，随即挺起了胸膛。
“敢！”
“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销售科的第一个兵！”
就这样，我的销售科，总算有了第二个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陆续招了三个像刘伟这样的待业青年。
我们五个人，组成了红星厂最初的销售团队。
我把厂里积压的那些产品资料整理出来，给他们做了三天简单的培训。
然后，我把一张中国地图铺在桌上。
“兄弟们，从今天起，这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我们的战场！”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跑、求、还是骗。一个月之内，我必须看到订单！”
“谁拿回第一张订单，我个人奖励他一百块钱！”
一百块！
在当时，那可是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刘伟他们几个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们像一群饿狼，背着样品和资料，奔向了全国各地。
而我，则把目标锁定在了广交会。
那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唯一的窗口。
我知道，要想让红星厂活下去，必须拿到外贸订单。
我跟林国栋申请去广交会的名额和经费。
马副厂长又跳了出来。
“简直是胡闹！广交会是什么地方？那是国家级的平台！我们厂连个外贸许可证都没有，他去干什么？去丢人现眼吗？”
林国栋也有些犹豫。
“爸，你不让我去，我们厂就真的只能等死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拿不回订单，我这个销售科长，自动辞职。”
我又一次立下了军令状。
林国栋最终还是同意了。
他从自己的厂长基金里，挤出两千块钱给我当经费。
“省着点花。”他把钱交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
我揣着这两千块钱，和全厂的希望，一个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
湿热的空气，听不懂的鸟语，满大街的奇装异服。
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而又不安。
广交会的展馆里，人山人海，万国客商云集。
我背着一个装满资料的大挎包，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里面乱转。
我们厂没有展位，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只能见人就发我们的宣传册，用我那蹩脚的英语，一遍遍地介绍我们的产品。
但根本没人理我。
那些外商，都围在那些有气派展台的大厂周围。
像我这样打游击的，他们连正眼都瞧一下。
两天下来，我嗓子哑了，腿也快断了。
发出去几百份宣传册，连一个有意向的客户都没碰到。
带来的两千块钱，也快花光了。
我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盒饭。
晚上，躺在潮湿的床上，听着窗外的喧嚣，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难道，红星厂真的没救了吗？
第三天，我揣着最后几十块钱，再次走进了展馆。
我决定做最后一搏。
我在机械展区，盯上了一个正在跟人谈生意的中东商人。
他穿着白色的长袍，留着大胡子，看起来像个有钱的油老板。
我等他谈完，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Hello, sir. May I have one minute of your time?”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不耐烦。
“我叫陈辉，来自中国红星机械厂。我们生产全中国最好的车床。”
我一边说，一边把我们厂唯一一张彩色的宣传页递了过去。
那上面，印着我们厂最得意的产品——一台经过我改造的C620车床。
他本来想直接走开，但当他的目光落在宣传页上时，他停住了。
“This machine… Is it made by you?” 他指着照片问。
“Yes, sir!” 我赶紧点头。
他拿起宣传页，仔细地看了起来。
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
关于主轴的精度和热变形。
我心里一喜。
他是个懂行的！
我立刻用我所知道的所有专业词汇，详细地给他进行了解答。
我们俩，就在嘈杂的展馆过道里，站着聊了半个多小时。
从车床的结构，聊到材料，再聊到加工工艺。
他越聊越兴奋，眼神也越来越亮。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Young man, I am interested in your machine. Where is your booth?”
我尴尬地笑了笑。
“Sorry sir, we don’t have a booth.”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
他笑了。
“No problem. This is my card. Come to my hotel tonight. We can talk more.”
我接过名片，手都在抖。
上面写着：哈桑·阿里，阿联酋迪拜通用机械公司，CEO。
那天晚上，我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在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身还算体面的衬衫。
然后，我走进了那家五星级酒店。
我跟哈桑先生，聊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告诉我，他们公司需要一批高精度的普通车床，用于他们在中东的维修车间。
他们之前一直从欧洲进口，价格非常昂贵。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质量可靠，价格又有竞争力的替代品。
我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
我把我带来的所有技术资料都展示给了他。
包括我亲手绘制的那些改造图纸。
他看得非常仔细。
最后，他看着我。
“Mr. Chen, I trust your technology. But I need to see your factory.”
“No problem!”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Welcome to Red Star Factory!”
一个星期后，哈桑先生带着他的技术团队，飞到了我们这个北方小城。
林国栋亲自带队，在机场迎接。
当他看到我领着一个外国考察团走出出站口时，他脸上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狂喜和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
马副厂长也跟在后面。
他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接下来的三天，哈桑先生的团队对我们厂进行了极其严格的考察。
他们考察了我们的生产线，抽检了我们的产品，还跟我们的技术工人进行了交流。
我全程陪同，充当翻译和技术讲解。
最后一天，在签约仪式上。
哈桑先生拿起了笔。
“Mr. Lin,” 他对林国栋说，“Your factory is old. Your management is… not so good.”
林国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马副厂长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But,” 哈桑先生话锋一转，“You have the best engineers, and the most dedicated work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他看向我，“You have him.”
“So, I decide to give you this chance.”
他低下头，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50台C620改进型车床。
总金额，30万美元！
当翻译把这个数字念出来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都疯了。
30万美元！
在1989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足够我们厂全体工人发两年工资！
林国栋激动得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哈桑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而我，看着合同上那个数字，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我成功了。
我为红星厂，带回了救命的订单。
这笔订单，像一针强心剂，注入了奄奄一息的红星厂。
厂里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了。
工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我的销售科，也一战成名。
刘伟他们几个，也陆续从全国各地拿回了订单。
虽然都是些几千几万的小单子，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销售科的办公室，从传达室旁边的小仓库，搬到了办公楼二楼。
人员也从五个人，扩充到了二十个人。
我，陈辉，成了厂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年底，我被破格提拔为厂长助理，兼销售科科长。
正式进入了厂领导班子。
那一年，我27岁。
当然，我的崛起，也让某些人如坐针毡。
马副厂长在各种场合，明里暗里地给我使绊子。
他说我拿了外国人的回扣。
他说我的销售合同是假的，是骗国家的钱。
他甚至跑到市纪委去告我。
但市里派人来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
那30万美元的外汇，可是实打实地打到了厂里的账上。
马副厂长的行为，让他彻底在厂里失去了人心。
连他自己派系里的一些人，都开始疏远他。
而我老丈人林国栋，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不再叫我“小陈”，而是开始叫我的名字，“陈辉”。
他会主动找我讨论厂里的发展方向。
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决策上，他会先征求我的意见。
我知道，我不再仅仅是他的女婿。
在他眼里，我已经是一个可以倚重的左膀右臂。
1990年，南方讲话的春风吹来。
全国上下，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
林国栋的年纪也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开始考虑退休和接班人的问题。
按照资历，接替他的，应该是常务副厂长马副厂长。
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让马副厂长这种思想僵化、只懂权斗的老油条上台，红星厂好不容易迎来的这点起色，很快就会被他败光。
厂里人心惶惶。
一天，林国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他给我泡了杯茶。
“陈辉，你来厂里，几年了？”
“爸，快三年了。”
“三年……”他感慨道，“这三年，你的表现，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你是个有本事，有担当的人。”
他看着我，眼神前所未有的严肃。
“我想把这个担子，交给你。”
我心里一震。
“爸，这……这不行。我太年轻了，资历也不够。马副厂长他……”
“别跟我提那个废物！”林国栋打断了我，“红星厂，不能交到他那样的人手里！”
“可是……”
“没有可是！”林国栋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热火朝天的厂区。
“陈辉，我知道，让你现在就当厂长，阻力会很大。但是，我等不了了。”
“我准备向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推荐你，作为下一任厂长的候选人。”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他眼神里的期盼。
我想起了三年前，我结婚那天，那些刺耳的议论。
想起了我趴在油腻腻的机床下，发誓要让所有人都闭嘴的那个下午。
想起了我在广交会，像个乞丐一样，到处求人的那个夜晚。
我的血，一点点地热了起来。
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谢谢您的信任。”
“我，有信心。”
消息传出，整个红星厂，乃至整个市的工业系统，都震动了。
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进厂才三年的“厂长姑爷”，要被推荐为国营大厂的厂长？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反对的声音，排山倒海而来。
马副厂长更是上蹿下跳，联络了一帮老家伙，天天往市里跑，往省里写信。
“任人唯亲！”
“国营资产，岂能当成自家后院！”
“坚决反对一个毛头小子，来领导我们几千人的大厂！”
那段时间，我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质疑和审视。
我没有去辩解什么。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我带着我的销售团队，跑遍了半个中国。
我们拿下了华北最大的煤矿机械订单。
我们跟东南亚的代理商，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
我们厂的产品，第一次摆上了百货大楼的柜台。
1990年底，我们厂的销售额，突破了一个亿。
利润，比去年翻了三倍。
工人的平均工资，成了全市工业系统最高的。
厂里盖了新的职工宿舍，建了新的幼儿园。
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上。
林国栋正式宣布，他将辞去厂长职务。
并向上级推荐我，作为唯一的厂长候选人。
马副厂长当场就站了起来。
“我反对！我代表老同志，坚决反对！”
他话音刚落。
二车间主任老张，也站了起来。
“我代表二车间全体职工，坚决拥护陈辉同志当我们的厂长！”
“没有陈厂长，我们二车间还在开破机器，拿那点死工资！”
紧接着，技术科长站了起来。
“我代表技术科，支持陈厂长！是他带领我们搞技术革新，让我们有了用武之地！”
然后是销售科的刘伟。
“我代表销售科，支持陈厂-长！是他带着我们这帮待业青年，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一个又一个。
车间主任、技术骨干、普通工人……
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达着对我的支持。
声音汇成了一股洪流。
马副厂长和他那几个老伙计，被这股洪流，淹没了。
他脸色煞白，颓然地坐了下去。
我知道，我赢了。
我不是靠我老丈人。
我是靠我自己，赢得了全厂职工的心。
大会最后，进行投票表决。
我，陈辉，以98%的赞成票，通过了厂长提名。
1990年12月28日。
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来到我们厂，正式宣布了任命。
我，陈辉，28岁，正式成为红星机械厂的厂长。
从我结婚，到我成为厂长。
整整三年。
那天，我站在厂长办公室的窗前。
这个我曾经无数次仰望的地方。
窗外，是熟悉的厂区，是高耸的烟囱，是机器的轰鸣。
林岚从后面轻轻地抱住了我。
“累吗？”她问。
“累。”我笑了笑，“但值。”
我转过身，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依然有我初见她时的星星。
但更多了些别的东西。
是骄傲，是心疼，是风雨同舟的默契。
“以后，别人不会再说你吃软饭了。”她说。
我刮了刮她的鼻子。
“那他们会说什么？”
“他们会说，我们厂长夫人，真有眼光。”
我们都笑了。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知道，属于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路，还很长。
还会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困难。
但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的背后，站着我心爱的女人，和几千名信任我的职工。
我叫陈辉。
1987年，他们说我吃软饭。
1990年，我成了他们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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