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廆扩展领地时也注重农耕并进行汉化改革，但也没放弃本族传统

前燕乃慕容鲜卑（鲜卑慕容部、慕容鲜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政权，曾一度雄踞北方。起初，慕容鲜卑在东部鲜卑中势力最弱，但原本岌岌可危的部族从边裔小国发展成割据中原的强大帝国，疆域最盛时曾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鲜卑族是西汉初期，从我国东胡系统中分化出来的古代少数民族之一。

据《三国志》记载：“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鲜卑族之称由此而来。鲜卑慕容部在东汉中期就已见之于史料记载。东汉桓帝时，檀石槐将其领地分为中、东、西三大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其中一大帅即为慕容。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中部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是则慕容部之始也。”也就是说，胡三省认为“慕容”原为大人之名，后逐渐演变成此部落的名称。其史料依据可能源自于同为东胡一脉的乌丸“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这一民族特点。

游牧生活向农耕生产的演进

前燕为慕容鲜卑族建立的第一个民族政权，其实自太康六年（285年）慕容廆继任慕容部首领之初，就已经开始对前燕的建立产生了潜移默化而至关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前燕帝国的出现与慕容廆开创累叶之基密不可分。

太康六年（285年），慕容廆被部众拥立为首领。而此时正值年少的他上任不久便急于发展壮大，试图用武力占领周边地区，扩大领地。《晋书・慕容廆载记》 载：“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但可能是出自当时部族内部稳定和生存的需要，慕容廆随后率众“入寇辽西，杀略甚众”。结果可想而知，晋武帝派发幽州诸军讨伐慕容廆，廆军大败。慕容廆又攻伐辽东，虽在数次东伐夫余的过程中取得一些利益，可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惨重。经过与晋的多次较量后，慕容廆清醒地认识到，在自身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整政策，不能急功近利，要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击，拓展疆土以图大业。于是，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

慕容廆的此番言论不无道理，因早在景初二年（238年），其曾祖莫护跋就已“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他的祖父木延又因从魏将讨伐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至慕容廆的父亲慕容涉归时，恰逢魏晋之际，慕容涉归与晋和好，因为保全柳城有功，被晋拜为鲜卑单于。此时的他便带领部众迁居到了辽东北，与汉人毗邻而居，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逐渐接受先进的文化，改变旧有陋习。于是，慕容廆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权衡利弊之后，于太康十年（289年）乃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

慕容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慕容廆很早就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产业来谋求发展。随着部落不断壮大，土地资源变得极为有限，牧场也随之缩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早在其即位之初，就曾与庶兄吐谷浑因马斗发生过不悦，导致兄弟反目，进而吐谷浑率部众西迁。这一事件究其最终原因，无外乎利益之争，而重要的一点即为统治区域内人口的增多，而经济发展方式单一，导致畜牧业生产出现瓶颈，产出已经无法满足所需。鉴于上述原因，慕容廆先后组织了两次迁徙，最终确立了以大棘城为统治中心。

这一地区位于辽西走廊地带，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农牧皆宜地带，又是中原与东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过渡带，适合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此融合并存，从地理形势看，可谓中原政权向东北拓展的重要孔道。自此，慕容鲜卑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确立了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的转型。这一过程也可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目前，在我国北方地区所清理、发掘规模最大的三燕时期墓葬群——北票喇嘛洞墓地中，就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铁器。其中铁制生产工具，包括有犁铧、犁镜、䦆、镰、铲、斧、凿等。同时，在慕容廆的带领下，慕容鲜卑部还引进了栽桑养蚕技术。据史料载：“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在慕容廆统领慕容部的49年期间，有39年是以棘城为统治中心的。而慕容廆迁都的目的正是为了发展农业，即“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

几经迁徙之后，慕容部逐渐抛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开始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势力日炽之后，更是倾向于南下中原，而不是西进回到鲜卑人早期的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于是他们沿着农耕民族的足迹，得以融入汉族之中。而慕容廆善于学习借鉴，不固守陈规。不断增强国力，为前燕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识时达变的汉化改革

慕容廆在不断扩展领地的同时，还注重政治上策略的建设。慕容廆深知欲令智丧、利令智昏之理，开始采取长算远略，休养生息，并总结得出这样的治国之策，文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他在积极吸取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治国之道、教育体系，引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的同时，还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与完善，完成了慕容部的初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始积累，为前燕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慕容廆

在治理国家的层面上，由于中原体制已经相当完备，并且复杂精细，故而慕容廆采用魏晋时期的各项制度，包括用中原之法制来取代鲜卑部落之旧规、用五部都尉改造旧有的八部行政制度等，也就是所谓的“法制同于上国”。慕容廆又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在地方管理体制上，慕容廆逐渐改变原有的鲜卑部落制，在统治区设立郡县以便于管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进程，更能够强化国家民族的整体凝聚力，增强对外战斗力，也有利于统治权力的集中，便于统治者的领导。慕容廆的政治主张实则治国之要，也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且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

不惟如此，慕容廆还尤为重视人才，不分贵贱、尊卑、种姓，唯才是举。他重用大批汉族士大夫，发挥他们的智慧才干，量才授任，各得其所。《资治通鉴》载：“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廆举其英俊，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逄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及封弈、封裕典机要。”

曾任昌黎太守的裴嶷曾言道：“中国丧乱，今往就之，是相帅而入虎口也。且道远，何由可达！若俟其清通，又非岁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岂可不慎择其人。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仁行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可见当时的慕容廆审时度势的远见卓识，并能够礼贤下士，乃至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纷纷依附而来，集结成为强大的智囊团，为鲜卑慕容部的崛起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文化教育方面，慕容廆更是崇尚儒学，注重教育。慕容鲜卑部本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尚武善骑射，但对中原文化知之甚少。出于自身发展的长远考虑，如何提高统治阶级的文化素质和水平来稳固已有的政权，也成为慕容廆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实据《晋书》记载，从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时期开始，就已经渐慕诸夏之风，欣赏中原的风俗习惯。“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这种文化氛围对慕容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少年时期的他就已对儒学及儒家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与学习。

张华

曾任幽州刺史（治蓟县，今北京西南）兼领乌桓校尉的张华对慕容廆就有过很高的评价。“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八尺，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可见，当时的张华对年方十四的慕容廆欣赏有加。慕容廆继任单于之位后，年轻的他就已经对中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及习惯熟稔于心。正是在这样一位首领的领导下，慕容部在东部鲜卑三部中率先开始了汉化改革，慕容廆成为首位在鲜卑人中推行汉化改革的统治者。

据史料记载，“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弥加敬惮”。慕容廆将统治中心迁到辽西地区之后，更是采取休养生息的策略，广纳贤士，流亡儒士多奔赴其地。于是，大规模的推崇儒学，倡导儒家文化，也在统治阶层内部随即展开，并开始推行中原典制等。慕容廆重用贤能，曾引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一职，并且在理政之余，亲临听学，于是礼乐渐兴。

经历慕容廆的汉化改革，慕容部迅速由前国家社会中建立起封建性质的地方割据政权，就在慕容廆及慕容皝的领导下，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慕容部兀然崛起。

兼容并蓄的文化互动

慕容廆在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并非一味地照搬照抄，而同样继承、改良、发挥着本民族的优势。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当互相之间接触、交往时，不免会发生碰撞和相互影响。随着交流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彼此借取、主动调适的现象就会更加显现。加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文化水平及文化的主客体地位关系等的不尽相同，就会出现“文化适应”现象，产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慕容鲜卑部在与中原民族长期的互动和交往中，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壮大的需要，逐渐调整原有的文化结构，但同时也借鉴和吸收着先进技能，为己所用。

作为游牧民族，善骑射无疑是慕容鲜卑部最大的特点。据考古发现证实，马具及甲骑具装在慕容鲜卑早期已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在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喇嘛洞ⅡM101）出土了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且与以往所见不同，其平面为椭圆形，两端状如弯钩，上刻龙纹，表现出“低桥型”的特点。此外，在喇嘛洞ⅡM202和ⅡM266中，还发现了铁鞍桥包片，其制作方法及外形与鎏金铜鞍桥包片相同。这些实物的出现，证明了在慕容部建立政权之初，马具的形式已开始多样化。而与马具密切相关的甲骑具装，早在十六国时期，就作为军队主力——骑兵所备的防护装具而流行，只不过在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得到相关物证。

1988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朝阳市十二台乡砖厂内的一座前燕墓葬（88M1）时，出土了铁甲骑具装一套，复原后有头盔、劲甲、马胄各一件，此外还包括十七种计一千多片甲叶。此次出土的实物，填补了有关十六国时期重装骑兵考古资料的空白，也进一步证明了前燕早期的甲骑具装为继承中原文化之产物，慕容氏又将其发展、完善，并且大胆创新，根本解决了人的骑乘、人体与马身的结合以及人对马的驾驭、战时防护等一系列问题，也对当时高句丽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慕容廆执政时期，前燕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被征服地区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强制作用，当然也得益于慕容廆治国措施和理念的实施。除了彰显慕容廆审时度势的卓越才能之外，更是对其能够在困境中谋求发展，求同存异，对中原文化具有较强的吸收、嫁接与自我改造能力的凸显。其实，在《晋书》中，早就对慕容廆的才能及品质有过高度的概括，其曰：“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战！然其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敦地利，任贤士，该时杰，故能恢一方之业，创累叶之基焉。”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慕容廆并不是碌碌无为、弱小的地方势力之首领，而是锋芒展露，业已被中原政权阶层及士大夫所熟知。

慕容廆本人并不封闭排外，也不傲慢自大，更不盲目崇拜异质文化。在发扬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他也积极吸收、引进有利于自我发展的先进文化、技能，并为民族长远发展谋求精神动力，创造条件。更难能可贵的是，慕容廆本人勇谋兼备、宅心仁厚，能够礼贤下士，并深明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之理，又善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有着较强的团队意识。所以，统治者的性格品质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命运，更左右着一个民族政权的兴衰与更替。杰出的慕容廆也是凭借着自身较为完善的性格，优良的才能与品质，不断扩张领域，壮大自己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深深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