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都是伪劣产品！

说起当代中国书法，启功先生是一个必须被提及的人物。作为中国当代书法巨擘，他的书风引领了一个时代，至今仍成为学习的范本。

启功先生的书法清秀、典雅，自成一派，深受民众喜爱，被誉为“启功体”。启功先生博学多才，精通历史、文学，在文物鉴定，诗词歌赋和书画上都有着极高的造诣，用启功先生自己的话讲，他自评“书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

在他的心里，自己的书法并不算很好，应该没有达到令自己满意的地步。虽然启功先生以书法闻名，其实他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常说自己是书法的小学生，这一方面来源于谦虚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源于对自己书法创作水平的不满意。

启功先生大名享誉海内外，特别是担任书协主席以后，更提升了他书法的市场价值，这导致很多人期望得到他的一张墨宝。

启功先生性格随和，往往有求必应，每天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他都一一满足，从不拒绝，这占据了他大量的学习时间，并且也创作出了诸多应酬之作。

启功先生曾自嘲自己每天就是在批量“刷字”，这导致市面上启功先生书迹颇多，但是精品却很少。启功先生对于自己这段时间的书法创作颇为不满，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自我批评。

启功先生曾说过：“中书协创立的时候我被选为副主席，后来主席退休了，我当时有事去上海，结果他们缺席判决，就让启功当主席，就这样又给我增加了一个虚名。事实上我写字每当会长时还好点，我写的还可以踏踏实实的，一当会长大伙都让我写，这下就成了大陆货了，都是伪劣产品。”

确实市面上启功先生书迹颇多，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特别是在很多高科技的加持下，其仿制的作品往往让资深鉴定专家都难下定论。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根本原因就是启功先生的应酬之作太多，这些作品往往急于求成，难以精工，与他认真书写的精品佳作相差很大，也许一件线质浮滑、用笔轻率的下品还真是启功先生的亲笔，这就给鉴定带来很大困难。

曾经有人说过“出名就意味着创意的终结”，强如启功先生这样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也被名气所累，频于应酬，耽误了他太多宝贵的时间，这让他的书艺难以再次精进，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在当代社会，一位艺术家，尤其是获得广泛认可的艺术家，应当如何平衡社会角色与个人艺术追求之间的关系？启功先生的境遇，绝非个例，它几乎是所有被推向神坛的艺术大师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社会对于名人的需求，往往是功利且贪婪的。人们索求的，并非纯粹的艺术精神，更多的是一个名人的符号，一件可以炫耀的藏品，一份附庸风雅的资本。

启功先生温润如玉的品格和“有求必应”的处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了他艺术精进的枷锁。

他的书斋，从静思默想的禅房，变成了门庭若市的“墨宝生产线”。当创作行为从内在的情感抒发与美学探索，异化为外在的社会义务与人情交付时，作品中的“匠气”便可能取代“灵气”，“熟练”便可能侵蚀“创造”。

这并非启功先生才情不济，而是在那种高强度、低反思的重复劳动中，任何细腻的艺术感觉都难免被磨损。

大师的创作生涯是一个动态的、包含不同层次的过程，并非每一件真迹都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市场的逐利本性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它们需要“名头”，但未必需要“艺术”。

于是，无论是真迹中的次品，还是仿作中的精品，只要能满足“启功”这个符号的消费，便拥有了流通的价值。这不仅是启功先生的悲哀，也是整个艺术市场在浮躁风气下的缩影。

时过境迁，我们今日回望启功先生那句“都是伪劣产品”的自评，不应仅仅视作一位老人的自谦或无奈，更应视作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和尖锐的警示。

它警示艺术家，尤其是成名的艺术家，需对盛名保持警惕，需要有意识地守护创作所必需的孤独与沉思时间。艺术的王国，终究需要以灵魂的深度来丈量，而非以作品的数量和市场价位来标定。

它警示社会与公众，对待艺术和艺术家，应多一份理解的深度，少一份索取的功利。健康的艺术生态，在于滋养孕育艺术的环境，而非竭泽而渔地消费艺术家的名声。

它更警示后来者，学习“启功体”，若只停留在结构的模仿与笔画的描摹，便是走上了歧路。真正应该继承的，是启功先生那种融汇百家、化古出新的治学精神，是那种“学问深时意气平”的文化气质，以及那份在喧嚣中始终保持的、对自身艺术诚实以待的批判精神。

启功先生的“伪劣产品”论，是他对自己一段特定时期创作状态的苛刻评价，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情境与个人境遇。

那些他自嘲的“伪劣产品”，或许在艺术上参差不齐，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真实、有血有肉的启功——他不仅是高悬于艺术殿堂的巨擘，也是一位亲和民间的艺术使者。

他的遗憾，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关于名声、艺术与自我最为发人深省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那些“伪劣产品”，也因其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大师的困境与坦诚，而拥有了超越其自身艺术价值的、独特的历史文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