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这是费利佩六世登基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西班牙国王时隔18年再度访华,更标志着西班牙一年之内实现了对华访问的“大满贯”——继政府首脑、外交大臣之后,国家元首也如约而至。
在中西深化双边关系的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欧洲内部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角色转换”。
欧盟统计局10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第三季度勉强实现0.2%的增长,略高于市场预期。分析认为,欧元区和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动力不足,制约了整体表现。相对以德国为首的主要国家,曾饱受欧债危机影响的南欧成为欧洲经济的亮点,例如西班牙正经历经济快速发展。
传统上,德国等大国注重发展制造业,但近年受到美国关税、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经济陷入衰退,政治面临不稳定。南欧国家近年则凭借旅游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实现复苏。
但从欧盟发展的角度来看,有观点认为,南欧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难以代替传统大国的地位。德国等大国必须推进改革,南欧国家则需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以加强欧盟单一市场并平衡欧盟不同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欧猪五国”正走出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欧洲国家因巨额负债面临偿还困境。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由此爆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过度借贷的南欧国家被称为“欧猪五国”(PIIGS)。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希腊、葡萄牙等国实施紧缩计划,削减了支出。
如今,南欧国家未完全摆脱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相较危机前,希腊现在的经济体量缩小了约五分之一。整个南欧地区的失业率仍然较高,各国被迫实施结构性改革,例如提高退休年龄、精简官僚主义、工业私有化、彻底改革劳动法等。
但同时,南欧国家正在逐步走出困境:西班牙等国是欧盟少数经济增长的国家,在欧债危机中濒临破产的希腊经济正在复苏。
根据IMF的数据,2024年西班牙经济实际增长率为3.5%,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希腊的增长率为2.3%,是法国和英国的两倍多。德国经济则连续第二年收缩。
这些国家的政府现在对支出限制以及打破这些限制对市场的潜在后果也更为敏感。以意大利为例,2022年,梅洛尼以减税和提高养老金的竞选承诺当选总理,上台后奉行相对谨慎的财政政策,以安抚脆弱的债券市场。此后,她控制了意大利的预算赤字,预计明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降至3%以下。
相对而言,三大经济体法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增长疲软,预算赤字扩大。和欧债危机爆发前相比,欧洲核心大国和“欧猪五国”出现“角色互换”。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欧洲分析师弗兰克·吉尔表示,“目前在欧洲(经济)表现较好的许多国家,都是(受到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与15年前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得更有弹性。”
南欧国家依靠以旅游为首的服务业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新冠疫情后,全球民众对旅游的需求激增。如今,旅游业至少占希腊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
欧盟还给予数千亿欧元的拨款和贷款,以资助意大利的海底电缆、希腊的电网更新、西班牙的高速互联网建设等。
高盛高级经济学家菲利波·塔代伊认为,惠及南欧的经济变化出现在更深的层面。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塞维利亚已发展成为新兴科技、金融和初创公司的中心。这些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曾由低价值工作主导,现在正在增加技术工作岗位,应该能提高整体的生产力。
“债务危机之后,南欧国家完成了财政功课。”塔代伊表示,“这些国家的财政前景,比法国或荷兰和德国都更加避开了风险。”
财政挑战和政治不稳定
与此同时,英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正面临麻烦。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期间,欧洲国家曾大量借款,正尝试改善财政状况。而南欧国家的赤字水平已降回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分析指出,德国等核心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贸易和工业为中心,正受到美国关税、中国崛起、停止进口廉价俄罗斯能源的影响。在经济增长疲软的前提下,其财政挑战难以缓和。
预计今年法国的赤字将占GDP的5.4%,新冠疫情前为2.4%。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这一数据均超过4%。
分析认为,由于各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国防支出、绿色能源转型支出、债务利息支付额大幅上升等问题,未来几年的支出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长。同时,这些核心国家难以通过削减福利的方式应对其他方面的支出。
过去一年里,法国三届政府因削减开支计划倒台。总理勒科尔尼不得不宣布暂停总统马克龙标志性的养老金改革。
10月,标准普尔因法国的政治僵局下调其主权评级。该机构的分析师吉尔认为,“显然,人们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问题是,对于该怎么做没有太多共识。”
英国也在努力通过增税解决不断上升的债务和支出飙升问题。今年夏天,首相斯塔默暂时搁置了一项削减部分残疾福利的计划。未来几周内,英国政府将宣布一项主要依赖增税的预算计划。英国政府此前承诺在本十年末前平衡日常预算、降低债务负担,但经济学家对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持怀疑态度。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如果经济增长停滞,选民就会感到不满,进而转向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政治越分裂,就更难在可能会带来阵痛的经济政策上达成共识。
智库欧亚集团欧洲区董事总经理穆贾塔巴·拉赫曼认为:“极具挑战性的财政政策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厄运循环,这种联系正得到加强。在法国、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公共财政的挑战加剧政治不稳定,让推行改革变得更困难。”
经济学家呼吁各国政府开始行动,应对挑战,而不只是让欧洲央行采取托底措施。
在欧债危机爆发和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央行等机构大规模购买债券、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即降低企业、家庭和政府的借贷成本,减少了受影响的国家平衡预算或处理不断增加的债务的需求。但一些人曾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措施部分导致了欧洲大国陷入经济困境。
拉赫曼分析称,基于欧洲央行的支持,目前尚未有欧洲国家达到经济崩溃的临界点,“但如果不正视和处理这些缓慢发展中的挑战,就会增加(经济陷入)无序危机的风险,潜在的长期损害也会随之增加。”
法国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Amundi)全球宏观主管马哈茂德·普拉丹进一步指出,真正的障碍是,欧洲将没有财政空间应对未来的冲击。“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在未来的冲击中,政府可能将不得不认真进行权衡取舍。”
欧盟经济引擎缺乏动力
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中接近金融崩溃,现在又恢复增长,被看作欧洲现在的“稳定之锚”。
今年1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时强调,南欧国家可以“为共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WIFO)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表示,自2010年以来,南欧国家的通胀率一直低于西北部的核心国家,这增加了前者的竞争力。“欧元区债务危机后进行改革的努力已得到回报,尤其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
但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欧洲经济的前景远非光明,欧元区整体经济陷入停滞。2024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的增长相较前一季度保持不变。只有当年第二季度的GDP同比增长0.4%。
分析人士把欧元区的停滞归咎于德国的持续疲软。2024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德国GDP均收缩0.2%。
德国最大私人银行之一豪克·奥夫豪泽·兰普私人银行(HAL)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克鲁格此前对路透社表示,在欧元区和全球范围内,德国(经济)都“越来越落后”。
德国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智库Ifo经济研究所前负责人汉斯-维尔纳·辛恩进一步分析称,除了外部能源危机,欧盟和德国在从化石燃料向绿色能源过渡时“失去平衡”,尤其影响了德国的化学和汽车工业,打击其竞争力。
此外,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荷兰也是目前欧元区存在问题的国家。
但费尔伯迈尔表示,南欧国家难以取代德国成为欧盟新的增长引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太小了”。仅德法两国就占欧元区产出的一半以上。
费尔伯迈尔认为,目前重要的是,欧盟核心国家“推进必要的改革,以提高竞争力”,南欧国家则要继续努力。这样将加强单一的欧洲市场,并形成“平衡欧盟内部地区间差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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