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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小人物只因说了句“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由此遭受残酷的迫害》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3年1月,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博古进入江西瑞金,即中共临时中央算是搬进了苏区。
博古身为王明的代言人,一方面要全力推行王明“左”倾教条的“进攻路线”;另一方面,也要立威,坐稳自己的位子。因此,下车伊始,就不断批评、指责毛主席在实践中总结的路线和政策,打击、排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干部和指挥员。
鉴于毛主席在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威望,他投鼠忌器,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判“毛泽东路线”,而是偷梁换柱,以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为靶子,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罗明路线”,对罗明、以及对“罗明路线”进行猛烈开火。
罗明稀里糊涂地被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被批斗了三天三夜,然后被遣送到瑞金写检查。
在瑞金,经博古当面指出,他总算弄清楚了,所谓的“罗明路线”,其实就是“毛泽东路线”。
原来如此!
罗明后来回忆,博古当时冷笑着对他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待这些“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博古一律毫不留情。
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先后被撤销职务。
萧劲光不仅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将被处以极刑。
毛主席的观点是,人可以批判,可以撤销职务,党籍可以开除,军籍也可以开除,但万万不可杀头,头一被砍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此,他拉上了王稼祥等人,与博古拼死力争,终于抢救出了萧劲光的一条命。
萧劲光最终被判为五年徒刑。
此外,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因为在先前的“赣南会议”上不同意任弼时、项英等人对毛主席的批评。博古新账旧账一块算,把他们指定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诬蔑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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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毛主席在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不怕压力、坚持原则,坚持积极防御路线。
博古对此大为恼怒,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拿掉了毛主席所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而让张闻天代替。
至此,毛主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了,成为了闲人一个,彻底被边缘化了。
当然,博古并不打算就此收手,扬言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他听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主席通信,便声色俱厉地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是派别活动,明显是对党心存不满!”
如此一来,很多人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了。
毛主席也担心自己会连累到别人,深居简出,尽量不与外界接触。
1936年,他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聊起这一段,感慨万分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尿。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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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普通人可以不接触或少接触毛主席,但作为毛主席的亲人可不行。
即毛主席的亲人全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厄运。
毛泽覃被撤了职还不算,还被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要他交待“反党活动”。
负责管理文件的贺子珍,被发配去当收发员。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原是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却被免职,要求到红军大学学习,美其名曰:“回炉深造”。
毛主席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下台,一个个被整,欲哭无泪。
他曾对前来看望自己的贺怡无限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都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不过,越是身处逆境,毛主席的心志越坚强。
1957年,他和曾志谈起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说:“我没有工作……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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