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在深圳摆地摊，一个香港老板说：小伙子，跟我干票大的

一九九四年，深圳。

毒辣的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走在上面，感觉鞋底随时都会被粘住。

空气里混着一股汗味、廉价香水的味道，还有路边牛杂档飘过来的、腻得发慌的香料味。

我叫陈峰，二十二岁，从湖南乡下跑到这片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快一年了。

黄金没捡到，袜子倒是卖出去不少。

我在华强北，当时还远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就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充满生机和灰尘的露天市场。

我的摊子，就是一块褪了色的红布铺在地上。

红布上是十双一扎的白色尼龙丝袜，还有几双厚实的运动棉袜。

“靓仔，这袜子怎么卖？”

一个穿着花衬衫、头发抹得锃亮的中年男人，弯腰捏了捏我脚边的棉袜。

我赶紧挤出笑，露出一口被劣质香烟熏黄的牙。

“老板，有眼光。纯棉的，吸汗，十块钱三双。”

他没说话，又拿起一双丝袜，对着太阳光看了看，那动作，比我还专业。

“这个呢？”

“这个便宜，十块钱一扎，一扎十双。”

我心里盘算着，这一扎袜子我进价五块，卖十块，纯赚五块。一天能卖个十来扎，刨去吃饭和租那个“农民房”里一张床位的钱，能剩下二十来块。

二十来块，在深圳，能干嘛？

吃一顿好点的快餐，或者，给我妈寄回去，让她少点担心。

男人放下袜子，没说买，也没说不买，就那么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是在看一个卖袜子的，倒像是在审视一件货物。

“小伙子，哪里人？”他问，普通话里夹着浓重的粤语口音。

“湖南的。”我老实回答。

“来多久了？”

“快一年了。”

“就靠这个？”他指了指我地上的红布。

我有点不自在了。

这感觉就像你光着屁股，还被人围观。

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憋着一股劲。

靠这个怎么了？我没偷没抢，靠自己双手吃饭。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万宝路，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接了过来。

这烟，平时我只敢在心里想想。

他自己也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圈在湿热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一天能赚多少？”

“看运气。”我含糊道。

“运气好呢？”他追问。

“四五十。”我稍微夸大了一点。

“运气不好呢？”

“开不了张。”

他点点头，烟灰掉在了他锃亮的皮鞋上，他浑不在意。

“一个月，一千多块。住最差的房子，吃最烂的伙食，寄几百块回家。然后呢？”

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小锤子，不重，但一下一下，全敲在我心窝最软的地方。

然后呢？

是啊，然后呢？

难道我陈峰，读了高中，在我们村也算个文化人，跑到深圳来，就是为了一辈子卖袜子？

我看着他，不说话。

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皮鞋尖碾灭。

“我叫李文昌。”

他说。

“香港来的。”

我心里一咯噔。

香港老板。

在九四年的深圳，这四个字，就跟“财神爷”差不多。

他们有钱，有见识，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当然，也可能是骗子。

我捏着那根没舍得点的万宝路，手心有点出汗。

“小伙子，我看你很久了。”

李文昌说。

“你跟旁边那些人不一样。”

我扭头看了看。

左边是卖盗版磁带的阿虎，正戴着耳机摇头晃脑，脚跟着节奏打拍子。

右边是卖凉粉的大婶，一边挥着蒲扇赶苍蝇，一边跟人讨价还价。

哪里不一样？

我们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他们眼里是生意，你眼里是东西。”李文昌说得高深莫测。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你每次跟人介绍袜子，都会说这棉的好在哪里，那丝袜的弹性怎么看。你懂你的货。”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

“你不是在求人买，你是在告诉他，这东西值。”

我心里忽然有点热。

来深圳快一年，第一次有人这么“懂”我。

不是把我当成一个卖袜子的，而是当成一个……懂行的人。

“你不想一辈子卖袜子吧？”

他又问了一遍那个“然后呢”的问题。

我猛地摇头。

做梦都想。

“想不想跟我干？”

我脑子“嗡”的一声。

“干……干什么？”我声音有点发抖。

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神秘又充满诱惑的笑容。

那笑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小伙子，跟我干票大的。”

“大的？”我重复了一遍，感觉这两个字有点烫嘴。

“多大？”

李文昌没直接回答，他反问我：“你见过最大的单子是多少钱？”

我想了想，我见过阿虎一次性卖给一个工厂采购五十盘邓丽君的磁带，收了三百多块。

那是我见过最大的一笔钱。

“三百？”我试探着说。

李文昌笑了，笑得肩膀都在抖。

“三百？”

他伸出三根手指。

“后面再加四个零。”

三……万？

我呼吸都停了。

“还不够。”

他摇摇头，又伸出一根手指。

“三十万。”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三十万，那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们全村人一年的收入加起来，有这个数吗？

“三十万的单子，只是开胃菜。”

李文-昌的语气很平淡，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要做的，是后面再加一个零，两个零的生意。”

三百万。

三千万。

我感觉自己像在听天书。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精明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一点开玩笑的成分。

没有。

他很认真。

“李……李老板，”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我……我就是一个卖袜子的，我能干什么？”

“你能干的多了。”

李文昌说。

“你够细心，你够胆大，最重要是，你穷怕了。”

最后那四个字，像一根针，扎得我生疼。

是啊。

我穷怕了。

我怕看到我妈为了几块钱医药费跟人借钱时那张为难的脸。

我怕我弟因为交不起学费，要跟我一样，早早出来打工。

我怕我自己，在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里，像一颗尘埃一样，无声无息地活着，然后老去。

“你敢不敢？”李文昌盯着我。

这个问题，比“跟我干什么”更致命。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一边是每天二十块的安稳，虽然辛苦，但至少饿不死。

另一边，是“三十万”“三百万”的空中楼阁，听着诱人，但也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骗子？

我打量着李文昌。

他穿的衬衫，料子很好，虽然有点皱。皮鞋是“老人头”的，虽然沾了灰。手腕上那块金表，在阳光下闪着光。

不像骗子。

骗子不会在我这个穷鬼身上浪费一根万宝路。

“我……我要是跟你干，我这摊子怎么办？”

我问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李文昌又笑了。

“你这摊子，加上你这个人，我一个月给你开八百块。”

八百块！

我一个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才能攒下五六百。

他一开口，就给我八百。

“先跟我三个月。三个月后，你要是觉得我李文昌是骗子，或者你觉得自己干不了，你随时可以走。这三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你的。”

他把条件开得明明白白。

我没有理由拒绝了。

或者说，我内心的渴望，已经压倒了所有的疑虑。

“好！”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跟你干！”

周围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阿虎摘下耳机，一脸莫名其妙。

卖凉粉的大婶停下了蒲扇，好奇地张望着。

李文昌满意地点点头。

“把你的东西收一收。”

他指了指地上的袜子。

“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卖这些了。”

我看着那堆熟悉的袜子，心里突然有点空落落的。

就像一个士兵，被要求放下他唯一的武器。

我默默地把袜子一扎一扎捆好，塞进那个破旧的尼龙袋里。

“这些……怎么办？”我问。

“送人，或者扔了。”李文-昌说得云淡风轻。

我犹豫了一下，把尼龙袋递给旁边的阿虎。

“虎哥，送你了。”

阿虎愣住了，接过袋子，掂了掂。

“峰仔，你发财了？”

我苦笑一下：“还不知道是发财还是跳海。”

李文昌没催我，就站在一边，抽着他的第二根烟。

我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跟这个蹲了快一年的地方，做了最后的告别。

“李老板，我们去哪？”

“去见见我们的第一桶金。”

李文昌说完，转身就走。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嘈杂的人群。

阳光依旧刺眼，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前方的路，好像亮了一点。

李文昌带我上了一辆出租车。

红色的，夏利。

在当时，能打车的人，都是有钱人。

我紧张地坐在副驾驶，屁股都不敢坐实了。

这是我第二次坐小汽车，第一次是来深圳时，搭了一个老乡的顺风货车。

“师傅，去沙头角，中英街附近。”李文昌用他那口“港普”说。

车子开动，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

那些熟悉的摊位，熟悉的面孔，越来越远。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既兴奋，又惶恐。

“阿峰。”李文-昌突然开口。

我赶紧应了一声：“哎，李老板。”

“以后别叫我李老板，叫我昌哥。”

“哎，昌哥。”我从善如流。

“知道我们去干什么吗？”

我摇头。

“中英街，你知道吧？一半归香港，一半归深圳。里面的东西，免税，便宜。”

这个我知道，来深圳的人，没人不知道中英街。

那里是购物天堂，也是走私客的乐园。

“我们要做的生意，就在那里。”

昌哥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的东西，递给我。

“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入手冰凉，沉甸甸的。

是一个BP机。

摩托罗拉的，英文logo。

我见过，华强北有得卖，一个要两千多，顶我四个月的工资。

“给我的？”我不敢相信。

“嗯，方便联系。”

昌哥指了指上面的数字。

“这是我的号码，有事呼我。”

我把BP机紧紧攥在手里，感觉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这玩意儿，比我那个尼龙袋里的所有袜子加起来都贵重。

“昌哥，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生意？”我又问了一遍。

“水货。”

昌哥吐出两个字。

我心里一沉。

水货，就是走私货。

说白了，是犯法的。

“怕了？”昌哥看着我的眼睛。

我没说话，但我的表情肯定出卖了我。

“阿峰，你想赚钱，想赚大钱，就不能怕。”

昌哥的语气严肃起来。

“九四年的深圳，机会和风险是双胞胎。你想抓住机会，就得承担风险。”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句话，听过没？”

我点点头。

这句话，在深圳，每天都能听到无数遍。

“我们不搞那些犯大法的，不碰粉，不碰枪。我们搞的，是电子产品。”

昌-哥解释道。

“香港那边，一部新的BP机，一千多港币。拿过深圳河，到华强北，就能卖到三千人民币。中间的差价，就是我们的利润。”

“一部机，赚一千多。十部呢？一百部呢？”

他看着我，眼神里闪着光。

我被他说得心潮澎湃。

一部赚一千，一百部就是十万。

那三十万的单子，不过是三百部BP机而已。

“可是……怎么带过来？海关查得很严。”我提出了关键问题。

“所以，我才找你。”

昌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负责香港的货源和这边的销路。你，负责把货，从河那边，安全地带到河这边。”

我彻底明白了。

我就是那个“水客”。

那个负责在裤裆里、鞋底里、背心夹层里藏东西，每天在海关面前玩心跳的人。

这是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

被抓到，轻则罚款没收，重则坐牢。

车子在沙头角边境管理区门口停下。

要进中英街，得办一张“边防禁区通行证”。

昌哥显然是熟门熟路，不知道跟站岗的武警说了几句什么，又塞了个信封过去，没多久就拿了两张证出来。

“走吧。”

他领着我，走进了那条闻名已久的街道。

一边是飘着紫荆花旗的香港界，一边是五星红旗的深圳界。

街上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提着大包小包。

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

昌哥没带我逛那些金店、化妆品店，而是七拐八拐，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

巷子尽头，是一家叫“昌兴电子”的小铺面。

铺面很小，只有一个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

“昌哥来了。”

瘦高个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说的是粤语。

昌哥也用粤语跟他交谈了几句。

我一句也听不懂，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旁边。

那种感觉，比我在华强北被人当成土包子还难受。

在这里，我不仅穷，我还是个聋子，是个哑巴。

“阿明，这是我新找的伙计，阿峰。”昌哥用普通话介绍我。

“明哥。”我赶紧叫人。

阿明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我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和不信任。

“昌哥，稳唔稳阵噶？（牢不牢靠啊？）”他用粤语问。

“放心，我睇人好准。（放心，我看人很准。）”昌-哥回道。

然后他转向我，用普通话。

“阿峰，从今天起，你跟着阿明。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多看，多学，少说话。”

“是，昌哥。”

昌哥又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他说他要去香港那边安排货源。

铺子里只剩下我和阿明。

气氛有点尴尬。

“识唔识听白话？（懂不懂听粤语？）”阿明问。

我摇头。

他“啧”了一声，脸上露出一点不耐烦。

“跟我来。”

他带着我进了铺子后面的一个小仓库。

仓库里堆满了纸箱，上面印着“SONY”“PANASONIC”的字样。

他指着一个打开的箱子。

“喏，这是索尼的随身听。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重新包装。”

箱子里，是几十个崭新的随-身听，连着耳机，包着塑料膜。

“怎么包装？”我不解。

阿明从旁边拿起一个茶叶罐。

“看见没？把机器和耳机分开，塞进去。说明书和保修卡，另外放。”

他给我示范了一遍。

把一个随身听拆开，主机塞进一个“铁观音”的茶叶罐里，用茶叶末盖住。耳机线则缠起来，塞进另一个小盒子里。

“为什么要这样？”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阿明不耐烦地说，“海关就喜欢查原包装的电子产品。拆散了，伪装成茶叶、饼干，才好过关。”

我明白了。

这就是他们的“专业”。

“干活吧。今天下班前，把这一箱五十个，全都弄完。”

阿明说完，就回到前面柜台看报纸去了，留我一个人在闷热的仓库里。

没有风扇，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一点光。

我脱了上衣，开始干活。

拆包装，分离主机和配件，塞进各种奇奇怪怪的盒子里。

茶叶罐、月饼盒、蛋卷筒……

我一边干，一边想。

这就是昌哥说的“干票大的”？

就是让我在这里，干这种偷偷摸摸的打包活？

我心里有点失落。

我以为，他会教我怎么谈生意，怎么看市场。

结果，我还是个干苦力的。

只不过，从露天，换到了室内。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崭新的随身听外壳上，我赶紧擦掉。

这玩意儿，一个就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小心翼翼，像对待珍宝一样。

一直干到天黑，我才把五十个随身听全部“伪装”好。

腰酸背痛，浑身都是汗。

阿明走进来，检查了一下我的成果，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行了，下班吧。”

他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我。

“晚饭钱。”

我接过钱，说了声“谢谢明哥”。

走出铺子，中英街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我找了个路边摊，要了一碗猪脚饭。

十五块。

这在以前，我是绝对舍不得吃的。

我一边大口吃饭，一边看着手里的BP机。

它一直没响。

昌哥，是不是把我忘了？

或者，这根本就是个考验？

考验我的耐心和服从。

我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心里暗暗发誓。

不管是什么考验，我陈峰都接着。

我不仅要学会打包，我还要学会他们说的鸟语（粤语），要弄懂这行里所有的门道。

我不能再回去卖袜子了。

绝对不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待在那个闷热的仓库里，给各种电子产品“换装”。

BP机、随身听、游戏机……

我见到了许多只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东西。

任天堂的红白机，世嘉的MD，还有一种叫“大哥大”的砖头一样的电话。

阿明对我依旧爱答不理，除了交代工作，几乎不跟我多说一句话。

我也不主动问。

昌哥说了，多看，多学，少说话。

我把这句话当成了圣旨。

我发现，阿明每天都会记一个账本。

上面用我看不懂的符号，记录着货物的进出。

我还发现，每天下午，都会有不同的人来铺子里，跟阿明低声交谈几句，然后提走一些伪装好的“茶叶”或者“月饼”。

这些人，就是“水客”。

他们是真正要把货带过关的人。

我每天晚上回到那个十平米的农民房，床板硬得硌人。

同屋的工友们打牌、吹牛，唾沫横飞地谈论着流水线上的哪个妹子最正点。

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我拿出在旧书摊买的《粤语三百句》，借着昏暗的灯光，一遍遍地念。

“雷好（你好）。”

“多谢（谢谢）。”

“几多钱啊？（多少钱？）”

工友们笑我，说我想去泡香港妞。

我懒得解释。

夏虫不可语冰。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仓库里把一部“大哥大”拆解开，准备塞进一个特制的音响壳里。

阿明突然走了进来。

“阿峰，昌哥让你过去一趟。”

我心里一跳。

终于来了。

“去哪里？”

“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格里拉！

那可是全深圳最高档的酒店。

我听说，在里面喝一杯咖啡，就要几十块钱。

我赶紧洗了把脸，换上我最干净的一件衬衫。

衬衫还是有点皱，领口也洗得发黄了。

我看着镜子里土气的自己，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明哥，我……就穿这个去？”

阿明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少了一丝不耐，多了一点复杂。

“昌哥见你，又不是见港督，穿什么不一样？”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昌哥让我给你的，这个月的工资，八百块。”

我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厚的一沓。

“另外，昌哥说，你这个月学得不错。这是给你的奖金。”

他又拿出两张“大团结”（一百元）。

我拿着那一千块钱，手都在抖。

来深圳快一年了，我第一次，一个月赚到了一千块。

“快去吧，别让昌哥等久了。”阿明催促道。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内口袋，拍了拍，这才安心。

我第一次，底气十足地，打了一辆车。

“师傅，香格里拉。”

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老板。

酒店门口的旋转门，都比我租的房子亮堂。

我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堂里，看着穿着体面的人们从我身边走过，感觉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

我找到咖啡厅，昌哥正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咖啡。

他换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昌哥。”

我走过去，有点拘谨。

“来了，坐。”

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服务员走过来，问我喝什么。

我看着菜单上那些几十上百的价格，舌头都打结了。

“跟他一样。”我说。

昌哥笑了笑。

“阿峰，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明哥教了我很多东西。”我捡好听的说。

“是吗？他跟我说，你小子像块海绵，什么都吸。”

昌-哥抿了一口咖啡。

“粤语学得怎么样了？”

我愣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我在学粤语？

我试探着用蹩脚的粤语回答：“学紧啊，不过……讲得唔系好。（在学，不过说得不太好。）”

昌哥眼里闪过一丝赞许。

“不错。肯学就好。”

他把一个文件袋推到我面前。

“看看这个。”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一沓资料。

是关于各种BP机型号的介绍、性能对比、市场价格分析。

还有香港和内地市场的差价，不同渠道的出货价，甚至连华强北几个主要档口的老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有。

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这是……”

“这是你的新功课。”昌哥说，“三天之内，把这些全部背下来。”

“背下来？”

“对。我要你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摩托罗拉T-800和T-900的区别，知道哪种机型在内地最受欢迎，利润最高。”

我看着那厚厚一沓资料，头皮发麻。

这比我高中时背历史课本难多了。

“昌哥，我……我只是个打包的。”

“你以为我一个月给你一千块，就是让你来打包的？”

昌哥的语气沉了下来。

“阿峰，我再问你一遍，你想不想干大的？”

“想！”我毫不犹豫。

“那就把这些，给我啃下去！”

他指着那沓资料。

“打包，是让你熟悉货物。现在，我要你熟悉生意。”

“我手下，带货的‘水客’有十几个，但没有一个，能坐在这里跟我喝咖啡。”

昌哥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因为他们只是手脚，而我想把你培养成我的头脑。”

我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地撞了一下。

头脑。

他想让我当他的头脑。

我拿起那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一口喝了下去。

又苦又烫。

但我心里，却燃起了一团火。

“昌哥，我明白了。”

我把资料收好，紧紧抱在怀里。

“三天后，我来找你。”

接下来的三天，我没回那个农民房。

我用昌哥给的钱，在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一天三十块。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一步都没出去。

我像疯了一样，啃着那沓资料。

上面的很多专业术语我都不懂，我就去华强北，假装买家，缠着那些档口的老板问。

被人当成，被人赶，我都不在乎。

我把每一种BP机的型号、功能、特点，都抄在小本子上，反复背诵。

我画了一张华强北的地图，把每个主要档口的位-置、老板的背景、主营的业务，都标注出来。

我甚至开始分析，为什么有的档口生意好，有的档口冷清。

是位置问题？是价格问题？还是老板的人脉问题？

我三天没怎么合眼，眼睛里全是血丝。

但我的脑子，却前所未有的清醒。

三天后的下午，我带着一身的烟味和疲惫，再次来到了香格里拉。

还是那个位置，昌哥已经在等我了。

“准备好了？”他问。

我点点头，把那个写满了笔记的本子放在桌上。

昌哥没看我的本子。

他直接开始提问。

“爱立信GH337，在香港拿货价多少？在深圳，放给一级批发商，什么价？”

“港币一千八，放给深圳这边，两千九百人民币。”我脱口而出。

“为什么它比摩托罗拉的汉字机还贵？”

“因为它是第一款数字机，GSM网络，信号稳定，是未来趋势。而且体积小，是身份的象征。买它的人，不看性价比，看的是‘面子’。”

昌哥点点头，又问了几个关于市场和渠道的问题。

我都对答如流。

最后，他指着窗外，华强北的方向。

“阿峰，现在，你手里有一百部摩托罗拉T-800，你打算怎么最快地把它变成钱？”

我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

“昌哥，一百部太少了。华强北这么大，一百部机器，砸下去连个水花都看不见。”

我说。

“我要是有货，我不会一次性放出去。我会先放出风声，说香港那边海关查得严，最近货源紧张。”

“然后，我会找三家最大的档口，每家只给他们十部，并且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批货了，价格要抬高一点。”

“剩下的七十部，我压在手里。等市场上的价格被那三十部抬起来之后，我再分批，高价出给那些抢不到货的小档口。”

“这样一来，不仅能多赚钱，还能让他们都觉得，我的渠道最牛，以后都抢着跟我拿货。”

我说完，咖啡厅里一片安静。

昌哥看着我，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从一开始的考查，变成了惊讶，最后，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欣赏。

他突然笑了。

“阿峰啊阿峰，我真是没看错你。”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

“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去阿明那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我在南园路租的一个套间，两室一厅。以后，你就住那里。”

“另外，华强北所有档口的放货，以后都由你来负责。”

“阿明那边，只管接货和仓储。”

我愣住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从农民房的床位，到两室一厅的套间。

从一个打包的，到负责整个华强北的出货。

这跨度，太大了。

“昌哥，我……我怕我干不好。”

“怕什么？有我给你撑腰。”

昌哥说。

“你记住，在深圳，做生意，靠的是什么？”

“是脑子，是胆子，还有……票子。”

他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放在桌上。

“这里是五万块。是你的活动资金，也是你跟那些老板们喝茶吃饭的本钱。”

“别给我省。钱花出去了，能变成更多的钱，那才叫本事。”

我看着那五万块钱，感觉比那沓资料还重。

“去吧，阿峰。”

昌哥说。

“华强北，以后就是你的天下了。”

我拿着钥匙和那五万块钱，走出了香格里拉。

站在深圳深南东路宽阔的马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群。

我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

一个月前，我还是那个在路边卖袜子的穷小子。

现在，我西装口袋里揣着五万块现金，手里握着一套公寓的钥匙。

我成了昌哥在深圳的“头脑”。

我搬进了南园路那个套间。

房子不大，但很干净，家电齐全。

我第一次，在深圳，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庆祝，而是去邮局，给我妈汇了三千块钱。

我在汇款单的附言上写：妈，我在这里找到正经工作了，工资很高，勿念。

写下“正经工作”四个字的时候，我有点心虚。

但转念一想，我没偷没抢，凭脑子赚钱，怎么就不正经了？

第二天，我换上最好的一身行头，虽然还是那件衬衫，但我把它熨得笔挺。

我去了华强北。

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蹲在地上的小贩，也不是那个假装买家的探子。

我，陈峰，是来谈生意的。

我按照本子上的名单，找到了第一家档口。

老板姓王，外号“王老吉”，因为他总是在喝凉茶。

我走进去，他正躺在椅子上听收音机。

“老板，喝茶啊。”我学着昌哥的口气，递上一根万宝路。

王老吉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没接烟。

“买机啊？看上哪款了？”

“不买机，跟老板谈谈生意。”

我把那个装着五万块的信封，不经意地放在柜台上，露出厚厚的一角。

王老吉的眼睛亮了一下，坐直了身子。

“哦？小兄弟哪条道上的？”

“香港昌哥，听过没？”我报出名号。

王老吉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满了笑。

“哎呦，原来是昌哥的人，失敬失敬。”

他立马站起来，给我倒了杯茶。

“不知道小兄弟怎么称呼？”

“我叫阿峰。”

接下来的事情，就跟我预演的差不多。

我告诉他，最近香港那边货紧，但我手里有一批摩托罗拉T-800，可以匀十部给他。

价格，比市场价高一百。

王老吉面露难色，说价格太高了。

我笑了笑，拿起信封准备走。

“王老板，这批货，整个华强北，我就找了你和另外两家。你要是不要，有的是人抢着要。”

“别别别，峰老弟，有话好说。”

他一把拉住我。

最后，他咬咬牙，接下了这批货。

我用同样的方法，搞定了另外两家大档口。

三十部BP机，一天之内，全部出手。

我不仅没降价，反而比昌哥给我的出货底价，每部多赚了一百五十块。

光这三十部机，我就多赚了四千五。

晚上，我回到公寓，把当天的账目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

收入，支出，利润，清清楚楚。

我看着那个“4500”的数字，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比我卖一年袜子赚得还多。

我开始享受这种感觉。

这种用脑子，把数字变成钱的感觉。

一个星期后，华强北的BP机价格，果然像我预料的那样，开始上涨。

那些小档口的老板，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开始放出我手里剩下的七十部货。

每一次，只放几部。

价格，一次比一次高。

那些老板，为了抢到货，有的请我吃饭，有的给我塞红包。

我成了华强北的“香饽饽”。

他们不再叫我“阿峰”，而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峰哥”。

我开始出入那些我以前连名字都叫不出的高档酒楼。

我学会了品尝不同年份的XO，学会了分辨“大红袍”和“金骏眉”的口感。

我换掉了身上所有的旧衣服，买了名牌西装和皮鞋。

我手腕上，也戴上了一块跟昌哥同款的金表。

不到两个月，我不仅把那五万块本金还给了昌哥，还为他多赚了十几万。

我自己手里的积蓄，也第一次，超过了六位数。

那天，昌哥把我叫到香格里拉。

他看着我递过去的账本，一页一页，看得非常仔细。

“阿峰，你干得很好。”

他合上账本。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都是昌哥你教得好。”我谦虚道。

“不。”昌哥摇摇头，“这是你的本事。”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摇晃。

“不过，BP机的生意，差不多到头了。”

“到头了？”我不解，“现在市场这么火爆。”

“越是火爆，就越危险。”

昌哥的眼神变得深邃。

“两个原因。第一，火爆就意味着有无数人想挤进来分一杯羹，价格战马上就要开始，利润会越来越薄。”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树大招风。我们这两个月搞出这么大动静，海关那边，肯定已经盯上我们了。”

我心里一凛。

这段时间，我只顾着赚钱，完全忘了风险。

“那……我们怎么办？”

“收手。”

昌哥说。

“水货的生意，只能是捞快钱，不能当成一辈子的事业。”

“赚到第一桶金，就要立刻上岸，洗白自己。”

洗白？

“怎么洗？”

“办工厂。”

昌哥说。

“把香港的技术和管理带过来，在深圳开工厂，做实业。”

“我们不再是搬运工，我们要做生产者。”

“这，才是我跟你说的，那票‘大的’。”

我听得热血沸腾。

办工厂，当老板。

这比当个“水货头子”，听起来体面多了。

“昌哥，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好。”

昌哥举起酒杯。

“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一家公司，就叫‘昌隆电子’。”

“我占七成股，你占三成。”

我愣住了。

三成股份。

我什么都没出，就动了动嘴皮子，跑了跑腿。

他竟然直接给我三成的股份。

“昌哥，这……这太多了。”

“不多。”昌-哥看着我，“阿峰，我需要一个能完全信任的，能帮我守住深圳这片江山的兄弟。”

“钱，我李文昌有。但兄弟，不好找。”

我眼眶有点热。

我举起酒杯，跟他重重地碰了一下。

“昌哥，以后我陈峰这条命，就是你的！”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卖袜子的下午。

那个穿着花衬衫的香港老板，问我，敢不敢。

我庆幸，我当时说了一个“敢”字。

“昌隆电子”很快就注册下来了。

昌哥从香港那边调集了资金，我们在宝安租下了一个三百平米的厂房。

他又通过关系，从台湾挖来了一个技术团队，专门负责研发。

我们的目标产品，不是技术含量很高的BP机或者大哥大。

而是一个很新奇的小玩意儿——电子宠物。

一个蛋形的塑料壳，里面有一块小小的黑白液晶屏，可以养一只虚拟的小鸡。

这东西，当时在日本刚刚兴起，还没传到内地。

昌哥的商业嗅觉，敏锐得像猎犬。

他断定，这东西一旦上市，绝对会火爆。

我从一个“倒爷”，摇身一变，成了“陈总”。

我负责工厂的筹建和日常管理。

招工、采购、装修、设备进场……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我把之前在华强北建立的人脉，全都用上了。

我发现，当你有钱有实力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开路。

以前那些对我爱答不理的供应商，现在都抢着请我吃饭。

工厂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第一批工人，我招了五十个。

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从内地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

在流水线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孔。

她叫小芳，长得很清秀，眼睛大大的。

我想起来了，她是我以前在沙头角那个仓库打包时，在隔壁工厂见过的女工。

当时，我们只是匆匆对视了一眼。

没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

“你还记得我吗？”我走到她身边，问。

她正在给一个电子宠物的塑料外壳打磨毛边，动作很熟练。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有点惊讶，随即脸红了。

“陈……陈总。”

她显然也认出了我，但我们的身份，已经天差地别。

“别叫我陈总，叫我阿峰吧。”我说。

她的脸更红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她。

我发现，她干活很认真，从来不偷懒。

休息的时候，别的女工都在叽叽喳喳地聊天，只有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

我让人事查了她的资料。

她叫林小芳，也是湖南人，比我小两岁。

家里条件不好，高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了，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她。

有时候，我会借着巡视车间的名义，跟她说几句话。

有时候，食堂吃饭，我会端着餐盘，坐到她对面。

工厂里的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开了。

大家都说，老板看上那个新来的女工了。

小芳开始躲着我。

我有点着急。

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在她下班的路上等她。

“小芳。”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低着头，不敢看我。

“陈总，你找我有事吗？”她声音小得像蚊子。

“我……我想请你看场电影。”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

是周润发的《赌神2》。

她愣住了，抬起头，大眼睛里满是惊讶和不安。

“陈总，这……不好吧。别人会说闲话的。”

“让他们说去。”我把电影票塞到她手里，“我不在乎。”

“我不是你的老板，我只是一个想请你-看电影的男人。”

她看着我，眼神闪烁。

最终，她还是收下了电影票。

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女孩约会。

电影演了什么，我基本没看进去。

我满脑子都是身边她淡淡的洗发水香味。

看完电影，我送她回宿舍。

在宿舍楼下，我问她：“你……觉得我怎么样？”

她沉默了很久。

“陈总，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什么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有点激动，“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也睡过大通铺，我也被人瞧不起过！”

“可你现在是老板了。”

她说。

“而我，只是个打工妹。”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是啊。

在别人眼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陈峰了。

我是“陈总”。

是有钱人。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小芳，”我拉住她的手，“相信我，这条鸿沟，我会把它填平的。”

“我喜欢你，跟你的身份无关。”

她没有抽回手，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路灯下，我看到她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我们的第一批“昌隆”牌电子宠物，终于下线了。

昌哥和我，拿着那个小小的、沉甸甸的“蛋”，心里充满了期待。

昌哥动用他在香港的关系，在电视台和报纸上，打了一轮广告。

同时，我们把货铺满了整个华强北。

这一次，我们是正规军。

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包装，自己的定价权。

市场反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火爆。

电子宠物这个新奇的玩意儿，迅速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华强北的档口，每天都被来进货的批发商挤得水泄不通。

我们的出厂价是三十块一个，到了零售端，被炒到了一百多，甚至两百。

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昌隆电子”的账户。

工厂的规模，从五十人，迅速扩张到五百人。

我们又租下了旁边两个厂房，开了十条新的生产线。

我每天，都像在打仗。

签不完的订单，开不完的会。

我给小芳调了岗，让她做了我的助理。

我不想让她再待在流水线上，干那些辛苦的活。

我想让她，站在我身边，分享我的成功。

但她好像并不开心。

她变得越来越沉默。

有时候，我带她去参加那些衣香鬓影的酒会，她总是缩在角落里，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我给她买名牌的衣服，贵重的首饰。

她从来不穿，都锁在抽屉里。

“阿峰，”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怀念的，是以前那个请我看《赌神》的你。而不是现在这个，给我支票的陈总。”

我愣住了。

我以为，我给了她最好的。

却没想到，那并不是她想要的。

那段时间，我和她之间，开始有了争吵。

与此同时，一场危机，也正在悄悄逼近。

电子宠物的火爆，让无数山寨小厂，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

市面上，开始出现各种仿冒的电子宠物。

它们的外观跟我们一模一样，但质量粗劣，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甚至更低。

我们的销量，开始断崖式下跌。

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成品，卖不出去。

经销商们纷纷要求退货。

银行的催款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

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可能断裂。

昌哥也急得满嘴是泡。

我们投入了所有的身家，还贷了巨额的款。

如果“昌隆”倒了，我们俩，会输得一无所有，甚至背上还不清的债务。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了恐惧。

我甚至开始怀念，那个卖袜子的下午。

虽然穷，但至少，我睡得着觉。

一天晚上，我和昌哥在办公室里，抽了整整两包烟。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山。

“昌哥，我们……是不是要完了？”我声音沙哑。

昌哥没有回答。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车间。

那些机器，还在轰鸣着，生产着那些可能永远也卖不出去的电子宠物。

“阿峰，”他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把BP机卖出去的？”

我愣了一下。

“我……我抬高了价格，制造了稀缺。”

“对。”

昌哥转过身，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

“人，都是贱骨头。越是容易得到的，越不珍惜。越是得不到的，越想抢。”

“山寨货是多，是便宜。但它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是什么？”

“它们没有‘灵魂’。”

昌哥拿起一个我们的电子宠物，和一个山寨货。

“我们的产品，从芯片程序，到外壳用料，都是最好的。里面的小鸡，会长大，会生病，会死。它需要主人的陪伴和爱心。”

“而山寨货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动画。它不会给你任何情感反馈。”

“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拼价格。”

“而是要告诉消费者，我们卖的，不只是一个玩具。”

“我们卖的，是一种‘情感寄托’。”

我好像抓住了什么。

“昌哥，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搞一场革命。”

昌哥的嘴角，又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神秘又充满力量的笑容。

“我们要把‘昌隆’电子宠物，打造成一个‘奢侈品’。”

第二天，昌隆电子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宣布，将所有市面上流通的“昌隆”电子宠物，全部召回。

并且，从即日起，停止生产。

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行业。

所有人都以为，昌隆电子要倒闭了。

那些经销商，幸灾乐祸。

那些山寨小厂，弹冠相庆。

连我们自己的员工，都人心惶惶。

只有我和昌哥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对召回的产品，进行了升级。

我们给每一只电子宠物，都植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ID码。

我们开发了一个网站，用户可以凭ID码，在网上注册自己的宠物，给它起名字，记录它的成长日记，甚至可以跟其他玩家的宠物“联姻”。

我们把它，从一个单机游戏，变成了一个网络社区。

这是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

我们的想法，超前了整整一个时代。

然后，我们举办了一场“昌隆第一届电子宠物大赛”。

比赛的内容，不是看谁的宠物养得好。

而是“比惨”。

看谁能把自己的宠物“养死”，并且，为它写一篇最动人的悼词。

冠军的奖品，是一万块现金。

这个离经叛道的活动，立刻引爆了舆论。

无数的年轻人，为了那一万块奖金，也为了那种新奇的体验，开始疯狂地“虐待”自己的电子宠物。

他们不给它喂食，不给它清理，让它在孤独和病痛中死去。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悲伤和忏悔，写成文字，发到我们的网站上。

“我的小鸡叫‘豆豆’，它陪了我三十七天。最后，它是在饥饿中离开我的。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小小的十字架，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对不起，豆豆，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游戏，直到我亲手‘杀死’了它。我才发现，它是有生命的。我再也不会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我承受不起失去的痛苦。”

一篇篇悼词，充满了真情实感。

我们的网站，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赛博坟场”。

而“昌隆”电子宠物，也因为这场活动，被赋予了一种悲剧色彩和哲学意味。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它成了一个关于生命、责任和失去的寓言。

就在这时，我们宣布，推出限量版的“天使系列”电子宠物。

全球限量一万个，永不再版。

每个售价，九百九十九元。

市场疯了。

那些曾经“杀死”过自己宠物的年轻人，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疯狂地抢购这个“天使系列”。

他们觉得，拥有一个“天使”，就能弥补他们内心的愧疚。

九百九十九块，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一万个“天使”，在三天之内，被抢购一空。

我们不仅收回了全部成本，还大赚了一笔。

更重要的是，“昌隆”这个品牌，一战封神。

它成了“高端”“正版”“有灵魂”的代名词。

那些山寨货，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

我们赢了。

赢得彻彻底底。

在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喝醉了。

昌哥抱着我，老泪纵横。

“阿峰，我们做到了！我们干了票大的！”

我也哭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我付出了什么。

我赢得了事业，但好像，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庆功宴结束后，我去找小芳。

她的宿舍，已经人去楼空。

桌上，留着一张纸条，和一堆我送给她的，没有拆封的礼物。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

“阿峰，祝你成功。我回老家了。”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

我发了疯一样地去车站，去机场找她。

但深圳那么大，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后来的很多年，昌隆电子越做越大。

我们从电子宠物，做到MP3，再到智能手机。

我们成了中国电子行业的巨头。

我成了别人口中，白手起家的商业传奇。

我有了数不清的钱，住进了山顶的豪宅，开上了最新款的跑车。

我身边，再也不缺漂亮的女孩子。

但没有一个，是小芳。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山下深圳璀璨的夜景。

我会想起一九九四年的那个下午。

那个穿着花衬衫的香港老板，递给我一根万宝路，问我，敢不敢。

我也会想起，那个叫小芳的女孩，在路灯下，对我说：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用半生的时间，从一个世界，拼命爬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但我最后才发现。

那个我最初拼命想逃离的世界里，有我最想留住的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助理。

“帮我查一个叫林小芳的人，湖南的。对，不惜一切代价。”

电话那头，传来助理恭敬的声音：“好的，陈总。”

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

深圳的夜，依旧繁华，依旧充满了机会和梦想。

只是，那个属于我的，九十年代的夏天，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