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慧敏,今年刚满六十。
从纺织厂会计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天,我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再也不用天不亮就起床,再也不用对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算到眼花。
我拿着红本本的退休证,心里那叫一个美。
可这份美,没持续超过三个月。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从我小叔子家的一场家宴开始的。
那天是我侄子考上大学的庆功宴,我哥、我嫂子,还有我那嫁得风光的小姑子一家都来了。
我小叔子,也就是我老公的亲弟弟,叫李建军。他老婆张岚,以前是区里某个机关单位的小领导。
人还没到,声先到了。
“哎哟,嫂子,你这新烫的头发真精神!”张岚一进门,就把一个包装精美的果篮放到了玄关。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什么新烫的,都烫了快俩月了,她才看见。
我老公李建国,就是个老实人,赶紧接过话:“建军呢?怎么你一个人先来了?”
“嗨,别提了,他们单位搞什么退休干部欢送会,非拉着他,说他可是他们单位退休金的‘天花板’,得让他讲两句。”
张岚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我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心里那根弦,一下子就绷紧了。
“天花板?”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可不是嘛!”张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沙发是我结婚时候买的,皮子都有些裂纹了,她坐下去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沙发的呻吟。
“建军他工龄长,又是高级工程师,退休金一个月九千出头呢。你们说,这日子是不是躺着都能笑醒?”
九千。
这个数字像一颗小石子,不,像一块秤砣,砸进了我心里。
我一个月多少?
五千二。
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勤勤恳恳,没出过一点差错。我以为,这五千二,已经很体面了。
可跟九千一比,我的“体面”瞬间就成了个笑话。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桌上摆着大虾、清蒸鱼,都是我爱吃的。可我夹起一块,塞进嘴里,却尝不出半点鲜味。
满脑子都是那两个数字。
九千。
五千二。
差距是三千八。
三千八是什么概念?
是我和我老伴一个月省吃俭用的生活费。
是能给我孙子报一个好点的兴趣班的费用。
是能让我不用在逛超市时,为了几毛钱的差价,在鸡蛋和肉的柜台前犹豫半天的底气。
张岚还在那边高谈阔论。
“前两天建军还说呢,等天气凉快点,咱们报个欧洲十五日游,去看看什么卢浮宫、罗马斗兽场。活了一辈子,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我小姑子在旁边附和:“就是就是,二嫂,到时候拍点照片给我们看看,也让我们开开眼。”
我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一粒,两粒,三粒。
我仿佛能看到,每一粒米上,都写着“憋屈”两个字。
我老公李建国碰了碰我的胳膊,小声说:“吃饭啊,发什么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碗里堆满了菜,吃得正香。他好像完全没听出张岚话里的炫耀,也没感受到我的难堪。
也是,他一个退休的钳工,退休金比我还少,四千刚出头。我们俩加起来,才勉强跟李建军一个人的持平。
他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难受?
或者说,他早就习惯了这种不难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旁边是老李均匀的鼾声。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黑暗中,那几个数字在我眼前跳来跳去。
九千。
五千二。
我忽然想,是不是退休金过了某个数,比如八千,或者就是九千,人就真的不一样了?
就成了所谓的“人上人”?
就可以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想给孙子买什么就买什么,说话都比别人大声?
而我们这些五千块档次的,就只能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买棵白菜都要盘算半天,连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长,缠得我喘不过气。
从那天起,我开始对钱,对退休金,变得异常敏感。
我去菜市场买菜,以前是哪个摊新鲜去哪个。
现在不了。
我得把整个菜市场都逛一遍,问清每家的小青菜多少钱一斤,西红柿是两块五还是两块八。
为了一斤菜便宜两毛钱,我能多走半里地。
老李说我:“慧敏,你这是干嘛?至于吗?我们俩的钱,够花了。”
我当时正在择菜,闻言手里的动作就是一顿。
“够花?”
我把一根蔫了的菜叶子扔进垃圾桶,声音也跟着冷了下来。
“什么叫够花?是够我们天天在家吃白菜豆腐,还是够你哪天生病住院,不用跟儿子伸手?”
老李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他就是这样,一辈子没心没肺。
可我不能没心没肺。
儿子李明和儿媳小雅,小俩口的日子也紧巴巴的。
他们背着三十年的房贷,每个月光还银行的钱就要六千多。
小孙子刚上幼儿园,双语的,一个月又是三千。
他们俩的工资加起来,刨去这些硬性开支,再刨去吃喝拉撒,一个月能剩下几个钱?
我心里有数。
所以我不敢生病,不敢有任何需要花大钱的地方。
我这五千二的退休金,就是我的底线,我的命根子。
我甚至开始研究怎么“开源”。
小区里有个王阿姨,退休后在家里做手工串珠,据说一个月也能挣个几百块。
我动了心。
我找到王阿姨,拿了些材料回家。
戴上老花镜,在灯下一颗一颗地串。
那些珠子,比米粒还小,穿得我眼睛又干又涩,脖子也僵了。
老李看不下去:“你说你图什么?我们又不缺那几百块。”
我没理他,继续埋头苦干。
一个星期后,我拿着串好的几十条手链去找王阿姨。
她检查了一遍,撇撇嘴:“嫂子,你这不行啊,你看这颗,歪了。还有这儿,线头没收好。”
最后,她挑挑拣拣,只收了十几条。
给了我六十块钱。
六十块。
我捏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站在楼下的风里,突然觉得特别滑稽。
我一个做了几十年账本的会计,为了这六十块钱,熬了一个星期的夜,熬得两眼昏花。
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把那六十块钱,塞进了口袋最深处。
回到家,我把剩下的珠子和线,一股脑全扔进了垃圾桶。
老李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热水。
“喝点水,歇歇吧。”
我接过水杯,手在抖。
那股子不甘心,又涌了上来。
凭什么?
凭什么张岚就可以计划着去欧洲,而我就要为这六十块钱折腾自己?
就因为她老公的退休金是九千块?
这个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连退休后的生活,都要被这点钱分出个三六九等了?
没过几天,张岚又来了。
这次是给我送她刚从云南旅游带回来的鲜花饼。
“嫂子,尝尝,这家的饼可有名了,排队排了半小时才买到。”
她一边说,一边从一个大包里掏东西。
“这是给小明的普洱茶,让他放办公室喝,提神。”
“这是给小雅的丝巾,那边日照强,人人都要戴。”
“哦对了,这是给小宝(我孙子)买的银镯子,说是能辟邪。”
她像个圣诞老人一样,把礼物一件一件分发出来,脸上洋溢着慷慨而满足的笑容。
我看着堆在桌上的东西,心里五味杂陈。
说不感激是假的,毕竟她还惦记着我们。
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好像我们是需要被她接济的穷亲戚。
“让你破费了。”我干巴巴地说。
“哎,一家人,说这个就见外了!”张岚摆摆手,然后话锋一转,“对了,嫂子,我听建军说,你们以前纺织厂的老同事,有个叫老王的,最近日子不太好过?”
老王,王建国。
我想起来了,以前在厂里是机修工,跟我老公一个车间的。
他人很老实,就是命不太好。老婆前几年生病走了,唯一的女儿远嫁外地,一年也回不来一次。
“老王怎么了?”我问。
“听说是心脏出了问题,要搭桥。他那点退休金,根本不够。现在正到处借钱呢。”张岚叹了口气,但那表情里,我怎么看都觉得带着点“幸亏不是我”的庆幸。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王的退休金,我大概知道,比老李还少,估计就三千出头。
搭个桥,手术费、住院费、后期吃药,没个十万二十万下不来。
三千块的退休金,怎么可能够?
“那……现在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就那么拖着呗。他女儿好像给他打了一两万,剩下的让他自己想办法。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张
岚摇着头,端起我给她倒的水,喝了一口。
“所以说啊,嫂子,这人啊,年轻时候就得往高处走。你看我们家建军,幸亏当年评上了高工。不然现在,指不定跟老王一样呢。”
她这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我没法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一个残酷的,让人无法辩驳的事实。
送走张岚,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桌上的鲜花饼,散发着甜腻的香气,闻得我有点恶心。
老李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我的脸色,问:“怎么了?张岚又说什么了?”
“没什么。”我不想跟他谈。
谈了也没用,他只会说“别想那么多”。
可我怎么能不想?
老王的今天,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的退休金,比老王是多一点。可万一,真遇上什么大病大灾呢?
那五千二,加上老李的四千,又能顶什么用?
我越想越怕,后背一阵阵发凉。
晚上,儿子小明带着孙子小宝回来看我们。
小宝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奶奶,奶奶,我想你了!”
我抱着软乎乎的小孙子,心里的那点冰冷,才总算融化了一些。
吃饭的时候,小明跟我说:“妈,我跟小雅商量了一下,想给您和我爸报个旅游团,去趟桂林,你们不是一直想去看看象鼻山吗?”
我心里一暖,但嘴上却说:“去什么去,乱花那个钱干嘛?你们俩挣钱不容易,留着自己用。”
“没事妈,钱我们都准备好了。”儿媳小雅笑着说,“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
我看着儿子和儿媳真诚的脸,心里很感动。
但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硬撑。
前几天我还听小雅在电话里跟她妈抱怨,说小宝的学费又涨了,她这个月想买件新衣服都不敢。
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花他们的钱,去享我自己的福?
“要去你们俩去,我跟你爸哪儿也不去。”我把一块鱼肉夹到小宝碗里,语气不容置疑。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有点僵。
小明还想说什么,被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吃完饭,小雅在厨房洗碗,我听见她跟小明小声说话。
“你看吧,我就说妈不会同意的。”
“妈就是太省了,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
“她不是省,她那是心里没底。她怕我们压力大,也怕她自己以后没保障。”
小雅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站在客厅,看着窗外的夜色,突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还是儿媳妇懂我。
我不是吝啬,我是害怕。
我怕的,不是没钱去旅游,不是没钱买新衣服。
我怕的是,有一天,当我或者老李躺在病床上,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
我怕的是,要看着儿子和儿媳为了给我们凑医药费,去跟别人低声下气地借钱。
那比杀了我还难受。
从那天起,我心里的那个结,打得更紧了。
我对“九千块”的执念,也越来越深。
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是一道分水岭。
过了那道岭,就是一片坦途,风和日丽,再无忧虑。
而岭这边的我们,只能在泥泞和沼泽里挣扎,随时都可能掉进一个名为“疾病”或“意外”的深坑。
我开始魔怔了。
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让我的退休金多一点?
我翻出我的退休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
我是不是有什么补贴没算上?工龄是不是算错了?
我甚至跑了好几趟社保局。
每一次,工作人员都客客气气地接待我,然后客客气气地告诉我:“阿姨,您的退休金计算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数。”
我从社保局出来,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觉得特别无助。
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却发现那稻草根本就不存在。
我还干了一件更疯狂的事。
我开始研究各种理财产品。
银行的、保险公司的,甚至还有一些网上听说的P2P。
我把我和老李存折上那点为数不多的积蓄,一共十来万,全都取了出来。
老李发现了,吓了一跳。
“慧敏,你疯了!你要干什么?”
“我要理财,我要让钱生钱!”我红着眼睛,像个赌徒。
“你懂什么理财?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快把钱存回去!”老李想抢我手里的存折。
我死死护住:“我不!存银行那点利息够干嘛的?我问过了,这个产品,一年收益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那都是骗子!你忘了隔壁老张头,就是信了这个,棺材本都赔进去了!”
“那是他傻!我可不傻,我做了一辈子会计,还能被这点小把戏骗了?”
我们俩在客厅里吵了起来。
这是我们结婚四十年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老李气得脸都白了,指着我说:“李慧敏,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这钱乱动,我们就离婚!”
“离就离!”我当时也是气昏了头,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老李愣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失望和陌生。
然后他一句话没说,摔门出去了。
我一个人抱着那本存折,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突然就哭了。
我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九千块”,为了一个所谓的“人上人”的幻觉,我正在亲手毁掉我自己的生活。
我跟老伴吵架,给儿子儿媳脸色看,把自己折腾得像个。
这一切,值得吗?
可是,如果不这样,我又能怎么办?
我就该认命吗?
认命我这辈子,就只能活在“五千二”这个档次里,每天提心吊胆,仰望着“九千块”的风景?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那天晚上,老李一夜未归。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还是要去试试。
我不信命。
我选了一个看起来最“靠谱”的理财公司,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的。
据说公司实力雄厚,背景很深。
我揣着存折,瞒着所有人,去了那家公司。
公司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装修得金碧辉煌。
接待我的客户经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嘴特别甜。
“阿姨,您这眼光太好了!我们这款产品,是专门为像您这样有远见的退休人士设计的,稳赚不赔!”
他给我看了一堆我看不懂的图表和数据,说得天花乱坠。
我心里其实很虚。
做了一辈子账,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越是高收益,风险就越大。
但那个“百分之十”的年化收益,像个魔咒,死死地吸引着我。
一年,就能多一万块。
两年,就是两万。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的退休金,正在一点点向“九千块”靠近。
“阿姨,您看,这是合同。您签个字就行。”小伙子把合同和笔递到我面前。
我拿起笔,手抖得厉害。
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签吧,签了就离好日子不远了。
另一个小人er说:别签,这是个坑,跳进去就出不来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儿子小明打来的。
我接起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妈,你快来!爸……爸住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抓起包就往外冲。
那个客户经理还在后面喊:“阿姨!阿姨!您的合同!”
我像没听见一样,疯了似的跑出写字楼,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
老李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
医生说,是突发性心梗。
幸亏路人发现得早,送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昏迷不醒的老李,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小明和小雅扶住了我。
“妈,您别怕,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爸会没事的。”
我看着老李胸口缠着的厚厚的纱布,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是我。
都是我。
如果不是我跟他吵架,把他气走,他怎么会出事?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在心里,把那个追求“九千块”的自己,骂了一千遍,一万遍。
老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一步也不敢离开。
白天,我给他擦身、喂饭、按摩。
晚上,我就趴在病床边睡。
小明和小雅要替我,我不同意。
这是我欠他的。
住院费、手术费、各种检查费,加起来,十几万。
小明二话没说,把他和小雅准备买车的钱,全取了出来,交了费。
我看着缴费单上那一长串的数字,心如刀割。
这十几万,压垮的,是我最后的骄傲。
我那点可怜的积蓄,在那张缴费单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终于明白,我所谓的“让钱生钱”,是多么可笑和幼稚。
真正的风险来临时,我那点钱,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更让我羞愧的,是张岚。
她和我小叔子李建军,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来看老李。
看到病床上的老李,张岚的眼圈也红了。
“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嫂子,这里是五万块钱,你先拿着应急。不够了,再跟我们说。千万别跟我们客气。”
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手像被烫了一样。
我曾经那么嫉妒她,那么看不惯她的炫耀。
可在我最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的,却是她。
“我……我不能要。”我的声音在发抖。
“拿着!”李建军在一旁沉声说,“大哥住院,我们做弟弟的,出点力是应该的。你要是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们。”
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天,我们在病房里聊了很久。
张岚没有再提她要去欧洲旅游,也没有再提她老公的“天花板”退休金。
她只是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一些照顾病人的注意事项,讲她以前照顾她妈的经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九千块”阶层。
她只是我的弟媳,一个关心着我们家人的,普通的亲戚。
是我自己,把她推到了对立面。
是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作祟。
老李出院那天,天气特别好。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病房里,暖洋洋的。
他瘦了十几斤,但精神看着还不错。
小明办好了出院手续,我去扶他。
他摆摆手,自己慢慢地站了起来。
“慧敏,”他看着我,叫了我的名字。
“嗯?”
“回家吧。”
“好,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
车窗外,城市的风景飞速倒退。
我看着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心里却异常平静。
那场病,像一场大水,冲走了我心里所有的执念和不甘。
什么“九使块”,什么“人上人”,在健康和生命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回到家,一切还是老样子。
沙发上的裂纹还在,桌上的鲜花饼已经不新鲜了。
我把饼扔了,把桌子擦干净,然后走进厨房,准备做饭。
老李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忙来忙去。
“慧敏。”他又叫我。
“干嘛?”我没好气地回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我准备拿去理财的存折。
“这个,你收好。”
我愣住了。
“你……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我出门那天,从你包里拿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怕你真去干傻事。”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存折,然后一屁股坐在他身边。
“老李,”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对不起。”
他拍了拍我的背,叹了口气:“都过去了。以后,别再折腾了。我们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好不好?”
“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又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不再去菜市场为了几毛钱货比三家。
我觉得,我的时间和精力,比那几毛钱更宝贵。
我也不再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财产品。
我把那十万块钱,还给了小明。
我说:“这是爸的救命钱,我们不能要。你们拿着,把买车的钱补上。”
小明和小雅说什么都不要。
最后,我给他们想了个办法。
“就当是,我们提前给小宝存的教育基金。”
他们这才收下。
有一天,我在小区里碰到了老王。
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셔了,头发也白了大半。
我们俩在楼下的长椅上坐着,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他最终还是没做手术。
钱不够。
女儿给他打的钱,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离手术费还差一大截。
“就算做了,以后每个月吃的药,也是一笔大开销。我这三千块的退休金,哪够啊。”他苦笑着说。
“我现在就靠吃点便宜的药维持着,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我听着,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起了张岚给我的那五万块钱。
我动了恻隐之心。
我想帮他。
但我又想起了老李的病,想起了那张十几万的缴费单。
我犹豫了。
我不是圣人。
我也有我的家庭,我的顾虑。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到他手里。
“老王,我知道这点钱不多,你拿着,买点好吃的。”
他推辞着,不肯要。
“慧敏,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我不能要。你家老李刚出院,用钱的地方也多。”
“拿着吧,”我把钱硬塞进他口袋,“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他看着我,眼圈红了。
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差点哭出来。
那天回家,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五百块,能干什么呢?
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我突然觉得,我以前对“九千块”的执念,虽然偏激,但背后的那个逻辑,并没有错。
钱,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晚年,过得有没有尊严。
我60岁才明白,退休金一旦超过某个数,比如八千,或者九千,你确实就拥有了选择权和安全感。
你不用在“救自己”和“帮别人”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你可以在家人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不是像我一样,只能拿出五百块钱,进行一次杯水车薪的自我安慰。
你可以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有底气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像老王一样,只能听天由命。
这不是“人上人”的虚荣。
这是最基本的人的权利。
是活得有尊严的权利。
我不再嫉妒张岚了。
我甚至开始理解她。
她的那种炫耀,或许并不是为了刺痛我们。
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一种对自己拥有这份“安全感”的确认。
就像一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突然发现了一片绿洲,他忍不住要欢呼,要告诉全世界,他得救了。
而我们这些还在沙漠里跋涉的人,听到了,自然会觉得刺耳。
但错的不是那个欢呼的人。
错的是这片沙漠。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豁然开朗。
我不再纠结于我自己的那“五千二”了。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开始学着,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把生活过好。
我不再每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我开始跟着小区里的老姐妹们,去跳广场舞。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动作也僵硬。
但跳着跳着,出了一身汗,觉得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我还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
老李笑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学这个?”
我说:“活到老,学到老嘛。”
我每天铺开纸,研好墨,一笔一划地练习。
写“上善若水”,写“厚德载物”。
看着白纸黑字,我那颗曾经浮躁不安的心,一点点沉静下来。
我和老李的感情,也比以前更好了。
我们每天一起去散步,一起买菜做饭。
他会记得我爱吃什么,我也会提醒他按时吃药。
我们的话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都懂。
周末,小明和小雅会带着小宝回来看我们。
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总觉得他们是来“啃老”的。
我高高兴兴地给他们做一大桌子菜,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特别满足。
小雅会给我买新衣服,会拉着我一起去逛街。
她说:“妈,你穿这件真好看,显年轻。”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虽然皱纹还在,白发也多了,但眉眼间,似乎真的舒展了许多。
我开始享受这种平淡而真实的生活。
五千二的退休金,确实让我去不了欧洲,也让我买不起昂贵的补品。
但它足够支付我和老李的日常开销,足够我们偶尔下个馆子,改善一下伙食。
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时间,有精力,去爱我的家人,去经营我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张岚又来了。
她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大包小包。
“嫂子,我跟建军下个月要去新西兰,听说那儿的羊毛特别好,我给你和哥一人带条毯子回来。”
如果是以前,我听到这话,心里肯定又会泛酸水。
但现在,我只是笑着说:“好啊,那先谢谢你了。你们出去玩,注意安全。”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嫂子,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笑了:“是吗?哪儿不一样了?”
“说不上来,”她想了想,“就觉得你……气色好多了,人也开朗了。”
我给她倒了杯茶,说:“人嘛,总得想开点。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乐子。关键是,自己得舒坦。”
张岚看着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天,我们聊得特别投机。
我们聊孩子,聊孙子,聊年轻时候的趣事。
我发现,抛开“退休金”这个话题,我们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
我们都是妻子,是母亲,是奶奶。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送走她之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夕阳的余晖,把整个城市都染成了金色。
楼下,孩子们在嬉笑打闹,广场舞的音乐隐隐约约传来。
我突然觉得,我的晚年,也挺好的。
我没有成为那个月入九千的“人上人”。
但我找到了比“人上人”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像老王一样,在为了生存和尊严苦苦挣扎。
我也知道,我和老李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场大病,就可能耗尽我们所有的积蓄,把我们重新打回原形。
那道由金钱划下的鸿沟,依然真实地存在着。
但我不再害怕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有我的老伴,有我的儿子儿媳,有我的小孙子。
我们是一个家。
只要我们在一起,互相扶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拿起笔,在我的书法练习本上,写下了四个字:
知足常乐。
写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60岁才明白,退休金超过某个数,确实可以让你晚年衣食无忧,甚至成为别人眼中的“人上人”。
但真正的“衣食无忧”,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内心的富足。
真正的“人上人”,不是你比别人拥有多少,而是你比过去的自己,活得更通透,更快乐。
我的退休金,依然是五千二。
但我的幸福,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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