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阡会议中拍桌子的是贺龙还是任弼时

“在石阡会议上，到底是谁拍的桌子？是贺龙？还是任弼时？”这成了后来军内津津乐道的一个小插曲。要想弄明白，就得从便水战役说起。

1935年底，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山区一带与国军展开激烈拼杀。便水河畔，红六军团奉命牵制敌人，结果却没有通知红二军团就悄悄撤退。红二军团的贺龙总指挥当时听不到旁边的枪声，只看前头的敌人越来越多，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次真要被围死了。

他派了个侦察班去探路。好一会儿，侦察班风尘仆仆赶回来说：红六军团下午就走了，现在咱们面前的敌人至少五倍！后来根据档案统计，其实敌人是十倍！关向应一听，急得直跺脚：“老总，咱们得赶紧逃，不然要全军覆没！” 贺龙皱着眉头说：“不行，敌人太多，咱们抛下阵地就像自投罗网，还是稳住，分批、有序地撤退。” 夜色降临，天再黑也要走，红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的指挥下，一队紧接一队，枪声稀疏地掩护撤退。到拂晓，大家安全进入山林。贺龙带着满腹怒火撤到后方，可他不好当众发牢骚，免得影响士气。

红六军团回营后，倒也给红二军团补了不少课。任弼时同志从后方赶到，先给夏曦肃反扩大化摘了帽子，又带来了中央最新指示，把几个能吆喝部队的政治主官一把手配给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立马就上了新台阶。前面写便水时没提他，是因为他没到前线指挥，可事后他了解情况后，气得不得了：红六军团怎么能私自撤？不通气就是不负责！

1936年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要领导在石阡一个破旧的天主教堂里开会，史称“石阡会议”。会议议题很简单：先总结便水战役，再定下一步路子。任弼时同志那会儿已经被称作“党内老妈妈”“党内骆驼”，老成持重、有耐心，可原则性也强。听到红六军团自作主张撤退，任弼时当场脸都僵了。

会场寂静了几秒，任弼时一拍桌子，声音“咣”地响起：“不管敌人多强，行动指令必须统一，谁都不能私自变更！” 有人小声嘀咕：“这声音，像雷劈。”

王震同志站起身，垂下头：“我当时提议红六私退，敌人确实太猛，打下去会有更大损失；至于没告诉二军团，那是我们工作失误。” 萧克将军也说了几句：“指令下达不完善，一时难免马虎。” 贺龙看气氛凝重，也站起来拍了两下桌子：“同志们，组织纪律不可破，红军要打就打好，打不了就有条不紊撤，但任何情况都得报告总部，明白？”他话又缓了口气，“不过同志们别灰心，这次撤得漂亮，死伤最少，也算幸运。”

会议很快转入下一步部署。红二、红六要向黔西北方向发展，那里中央红军曾打土豪、分田地、建苏维埃，留下不少群众基础。于是，两路大军一齐出发。

一路小心翼翼穿山越岭，却出奇地顺利。前人撒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发芽，村里大户纷纷投来支持，地方干部带路、百姓给粮。就这样，红军没怎么减员，反而一路扩充了编制。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驻扎下后，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一次，几个连的红军去一座大户人家，“砰”地推开院门却见，门里没个慌张人，老人还在厅里安静等候。更奇怪的是，他书房里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王震和夏曦前去探访，对方自我介绍是周素园。老人年近古稀，满清秀才出身，却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迷惘中接触马列主义，一辈子都在摸索光明。一见面，他就说：“你们要不要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我愿负责组织动员。”党组织一研究，就加入了。他不仅出任司令，还组织当地子弟报名参军。

3月29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接到朱德、张国焘联合署名电报：向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要走了，贺龙专门和周素园老人话别。谁知老人断然要求：“我快60了，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不要送我走！”贺龙看他那股劲，笑着说：“好，我就拿十八个人抬，也要把你抬着走长征。”

红军就这么让他跟队，老人一路上和战士们一起煮饭、挑担、唱山歌，干活不比小伙子少。经九个月、万里行军，到1936年11月9日，终于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周素园老人后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里，写下了长征的亲身经历。

这次“石阡会议”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说，任弼时一拍桌子，就是要告诉大家，组织纪律高于一切；有人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批评和自我检讨，才让红军各路人马在长征路上更团结、更听指挥。再看周素园老人，他证明了革命不是城里人的专利，深扎群众、延安根才更牢。

便水战役的教训、石阡会议的纪律、毕节的群众基础，加上会宁的胜利会师，成就了红军长征西路的完整图景。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后来者：没有铁的纪律，没有群众基础，也就没有那九个月的万里征程。这段历史，还在后人心里留下两条线索——纪律的威力与群众的力量。

信息来源：《红军长征记实》；《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中央档案馆《红二、六军团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