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都尔图 | 略论达斡尔族的氏族制度

在原始社会，以血缘纽带基础的氏族制度，是基本的社会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由最初的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由氏族发展出胞族、部落等组织。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不少地区和民族中氏族组织依附于政权组织而残存很久。达斡尔族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的氏族组织与清代八旗组织相结合，直到20世纪初还保持其清晰轮廓，从而为说明原始社会晚期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例证，也为探讨达斡尔族的早期社会面貌留下了可贵资料。

满都尔图/2004 摄影：苏伟伟

满都尔图，（1934—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主任、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01.

哈拉——原生的父系氏族

达斡尔人将他们原来的父系氏族称为“哈拉”，他们共有敖拉、鄂嫩、莫日登、郭布勒、金奇里、德都勒、苏都尔、索都尔、吴然、沃热、吴力斯、讷迪、阿尔丹、胡尔拉斯、鄂尔特、卜古勒、何音、毕日扬、陶木、鄂斯尔20个哈拉，自清末以来取其哈拉的词头，简称为敖、鄂、孟、郭、金等姓。每个哈拉又分为若干“莫昆”，实际上是新分化的女儿氏族。

达斡尔人的哈拉是由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组成的血缘集团。 这种祖先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记载于他们的族谱的始祖。至 20世纪40年代，各哈拉的族谱均已有16 代至17代，其始祖的生年当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17世纪时的达斡尔族已使用铁器，不仅种植粮食作物，而且种植各种园艺作物，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当时他们所拥有的坚固设防的木城和铁制箭簇镞、刀矛，为他们抵抗后金统治者的征服战争，尤其为抵抗沙俄的向东侵略而进行的斗争谱写的威武雄壮的史诗提供了物质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17世纪中叶的达斡尔族早已跨出了氏族社会，他们称之为哈拉的父系氏族，已经不是初生形态的氏族组织，而是几经分化的社会组织了。

十七世纪中叶达斡尔族在黑龙江流域分布图/孟志东编绘

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斡尔人的哈拉还保持其社会职能，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共同的地域。据达斡尔族民间收藏的满文地图记载，他们一部分哈拉的名称与原来居住地的山河的名称相一致。 例如鄂嫩哈拉的名称与他们在黑龙江北时居住的鄂嫩河同名； 金奇里哈拉名与精（金）奇里江同名，郭布勒哈拉与郭布勒阿彦同名，吴力斯哈拉与吴力斯穆丹同名。达斡尔人迁居嫩江流域后仍保持共聚族而居的传统，以布特哈地区为例，自墨尔根城（今嫩江县城）以下至诺敏河口，是敖拉、鄂嫩、莫日登三个哈拉的聚居地，讷莫尔河两岸则是郭布勒哈拉的聚居地，每个哈拉分别形成若干自然村落，相邻而居。

二、 禁止哈拉内部通婚。即使长期分居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同一哈拉间也不得通婚，这是每个达斡人必须恪守的原则。清末，郭布勒哈拉某男子不听从族众劝阻，执意与同一哈拉的某女子结婚，结果他的儿子不能入族谱，当事者虽然是朝廷命官七品佐领也无可奈何，只能乘修缮族谱时一再杀猪备酒宴请族人赔罪，才将其儿子的名字记入族谱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婚姻法保护下，莫日登哈拉一男子与同哈拉的某女子结婚后，在群众奥论的压力下几经波折，最后不得不移居他乡。从上述实例不难想象，在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人们是如何严格遵守氏族外婚的原则的，它是氏族制度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最基本的原则。

三、缮修哈拉族谱。达斡尔族的每个哈拉都有自己的族谱，按辈分填写男性成员的名字，原用满文书写，后多改汉文或满汉文并用。5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民委会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达斡尔族民间看到他们完好收藏的鄂嫩、敖拉、郭布勒、莫日登、金奇里等哈拉的族谱。缮修族谱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每隔20年左右举行一次，由族中辈高年长者主持，各莫昆均推年长者为代表携带本莫昆的支系族谱前来参加。缮修族谱要杀牛或猪，将其主要部位煮熟，并同糕点和酒等供于案前，主持者将族谱摊开，将上届缮修后出生的男子的名字按其辈分用红笔填写在其父亲的名下，死亡者的名字则用墨笔盖写。仪式结束后举行宴筵欢聚，还可举行赛马、射箭和曲棍球赛等活动。在缮修族谱的场合，一切礼节以辈分而不以年龄为依据，年长的晚辈对年幼的长辈也必以礼相待。达斡尔人素重族谱，除血缘组织固有的因素外，清代世袭佐领世系的辨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处理哈拉内的重大事件。清道光年间莫日登哈拉一男子在朝廷任待卫，因品行不端被贬而回乡，仍无恶不作，当地旗佐官员见其势大，不敢干预，莫昆成员亦无可奈何。为处理这一为害族众者，莫月登哈拉7个莫昆的长老聚会，决定将其处死，并乘其酒醉，处以绞刑。达斡尔族中虽然没有固定的氏族议事会，但遇到重大事宜，由各莫昆的代表聚会议决的组织形式，却体现着临时议事会的职能。

《达斡尔族百科词典》2007 满都尔图 主编

五、 举行集体狩猎活动。达斡尔人的哈拉早已失去组织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的经济职能，但有的哈拉仍以集体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的形式保留了他们共同生产的习俗，例如鄂嫩等哈拉即如此。约在一个世纪前，鄂嫩哈拉的各莫昆在每年春季举行全哈拉的围猎活动，推举狩猎能手为总“阿维达”（围猎长）。负责组织和指挥全哈拉的围猎活动，各莫昆又推举各自的“阿维达”协助总“阿维达”并组织和指挥各自的猎手。参加围猎活动者按统一指挥包围预定的猎场，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用弓箭射杀被围的野兽。这种围猎活动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经济上的收益，而属于早期集体狩猎生产活动的遗俗。如果猎获物多，则按各莫昆实行平分，如果猎获物少，则充做集体生产的费用。

六、举行全哈拉的射箭比赛活动。由于达斡尔族长期以来以狩猎为其主要生产之一，加上在清代服兵役，因而他们素重射击技艺，在全哈拉范围内举行射箭比赛的传统，长期保留在达斡尔族民间。直到20世纪初，每当春季三月，莫日登、鄂嫩等哈拉的各莫昆选出自己的优秀射手参加全哈拉射击比赛。赛场设靶，射中环数多者为胜。射击比赛要杀牛或猪共餐，其费用由败者承担。

七、吊祭长者。按达斡尔人的习俗，般人的葬礼在莫昆范围内办理，但辈高年长并有影响人物的葬礼非常隆重，同哈拉的各真昆选举代表，携带酒和肉等参加葬礼。

从上述几点不难看出，达斡尔人的哈拉的职能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且同典型的父系氏族的职能相比，哈拉的职能又是部分 的，例如它没有哈拉的首领和公众会议制度，没有共同的宗教活动和公共墓地；收养养子也无需经哈拉批准。而这些职能已经被莫昆取而代之。可见，达斡尔族的哈拉原来曾经是父系氏族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哈拉分化出莫昆以后，它便逐渐演变为胞族。“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达斡尔人的哈拉正是这种已经分化为新的女儿氏族（莫昆）而又把它们联合起来，以共同的祖先维系起来，以一定的社会职能联系在一起的胞族组织。所不同的只是，这种作为原来的氏族组织的哈拉还在保留着它禁止哈拉内部通婚的职能，说明莫昆还没有最终取代氏族的全部职能。

达斡尔族婚礼/2003 摄影：苏伟伟

02.

莫昆——正在形成中的女儿氏族

达斡尔人的每个哈拉均分为若干个莫昆，例如鄂嫩哈拉族谱上的始祖额穆盖的7个曾孙的后代成为该哈拉的7个莫昆；莫日登哈拉族谱上的始祖萨吉哈之孙和后两代曾孙的后代组成该哈拉的7个莫昆，等等。达斡尔人的莫昆是具有父系氏族的雏形的血缘共同体，它内部的血缘关系比哈拉更近，因而它的生命力更为强盛些。莫昆的职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共同的地域。达斡尔人的每个莫昆都组成一个单独的自然屯落，其四周以山河等地形为大致界线，与其他莫昆或哈拉睦邻而居。莫昆地域内的山林、河流、牧场、打草场和渔场等，均为莫昆公有，在统一管理和安排下，莫昆成员均可利用。

二、有莫昆首领和莫昆会议制度。每个莫昆都有主持日常事务的公职人员，称为莫昆达，选举为人公正、具有办事能力者担任，无固定的期限，亦无报酬。其职责是管理莫昆公共财产，调解民间纠纷，主持召开莫昆会议。由成年男子参加的莫昆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会议讨论决定生产上的共同性问题，如春耕前烧荒的地段和日程，开割柳条林和采伐育林山的日期等外，还讨论决定莫昆内重大案件的处理。因损害公共利益，败坏社会道德；不执行莫昆会议决定而受莫昆会议惩罚时，任何人不得违抗。清末布特哈地区德都勒屯某世袭佐领因不执行莫昆会议关于在田地四周修筑篱笆，以保护庄稼的决定，不得不受鞭打处分。

三、严禁莫昆内部通婚。由于莫昆的血缘关系比哈拉更近，限制莫昆内部通婚的制度更为严格，违者必将受到莫昆的惩罚。20世纪40年代，郭布勒哈拉满那莫昆某男子与同莫昆的女子结婚，引起族众反对，召开莫昆会议，打开莫昆族谱，由莫昆长老们训斥当事者，施以体罚，并决定不承认其子女本莫昆成员，其男儿不得记入莫昆族谱。

四、有莫昆公共财产。由于达斡尔人沿江河两岸居住，每个莫昆都有公共的柳条林和渔场，有公共的牧场和打草场，山区还有公共的育林山。柳条林分若干地段，按年分段割取，在规定的日期内每户出一个劳动力割柳条以供自用。育林山的采伐也有计划地进行，各家只能砍取自用木材和烧柴的柞木。渔场上集体捕获的鱼按户平均分配，如有外莫昆的人来捕鱼，要收取一定数量的鱼份子。这些公共财产的管理和利用，均由莫昆达负责安排。

五、批准莫昆成员收养养子。按习惯达斡尔人如没有儿子，可以收养养子。被收养者如系本莫昆的孩子，无需经莫昆批准；如果收养其他莫昆的孩子，必须首先征得莫昆会议同意，才能改变其哈拉和莫昆族籍，收入本莫昆的族谱中。

六、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和相互帮助的义务。按达斡尔人的习俗，死者的遗产由儿子继承，如没有亲生儿子，可由近亲侄儿继承。继承遗产者负责办理死者的葬事。一般情况下女儿无权继承遗产，只有招入赘婿者除外，否则要引起莫昆成员的干预。当莫昆成员的合法利益和人身受到侵害时，同莫昆的成员有帮助伸冤和资助诉讼的义务。莫昆内的婚丧等事宜，要由莫昆族众共同协助办理。长辈死亡时，其近亲晚辈还有服孝的义务。

七、有共同的祖神和集体的祭祀活动。达斡尔人的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他们称为“霍卓尔•巴尔肯”。有以各自莫昆的祖先神为其神灵的莫昆萨满，无偿的为本莫昆人跳神治病。莫昆萨满的重大领神仪式等宗教活动，由其本莫昆族众协助组织和分担其经济开销。每个莫昆还有共同祭祀的“敖包”，每年春秋两季由莫昆集体祭祀，杀猪宰牛献祭，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牲畜兴旺。

八、有共同的墓地。原来达斡尔人的各莫昆都有其共同的墓地。称为“莫昆•夸然”，后来由于人口的增殖，出现莫昆内各分支的墓地。在公共墓地里按血缘的亲疏和辈分的大小，分不同的行列埋葬死者。已婚和未婚的姑娘不能埋葬在莫昆墓地。已婚成年女子则与其夫并列，埋葬于夫方莫昆墓地。

《民族知识丛书-达斡尔族》满都尔图 著

上述达斡尔族莫昆的职能，即按男系计算世系，有莫昆首领和议事会，莫昆内部禁止通婚，莫昆成员间可以相互继承遗产和实行互助，批准收纳养子，有共同的宗教活动和墓地等项内容，与古代希腊和罗马氏族的职能极其相似。达斡尔人莫昆的这些职能与北美易洛魁人的氏族相比，除了后者的世系是按女系计算外，亦无原则区别。恩格斯在论述氏族制度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达幹尔族的莫昆组织为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提供了又一例证。

需要说明的是，在达斡尔族中不仅莫昆内部禁止通婚，而且哈拉内部也同样禁止通婚。按正常情况，新的氏族既然从老的氏族中分离出来并已取得独立的地位，新的氏族内禁止通婚，与同一胞族内的各氏族间允许通婚是并行而来的。而在达斡尔族的同一哈拉的各莫昆间仍在禁止通婚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莫昆做为新生的氏族，还没有最终取得独立的地位。

无可置疑，我们所考察的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不是野蛮时代的氏族组织，而是保留在文明社会的残余形态了。可以认为，当清统治者征服达斡尔族时，他们的氏族组织保持着更为完备的形态，给清统治者提供了统治和管理达斡尔族人民的可利用的组织形式。清初理藩院在布特哈地区编制八旗时，不是拆散他们原有的氏族组织和破坏他们聚族而居的特点，而是利用它作为八旗组织的基础。清代布特哈八旗中，以达斡尔人为主组建的镶黄旗以鄂嫩哈拉为主，正黄旗以敖拉和莫日登哈拉为主，正白旗则以郭布勒哈拉为主。其中正黄旗19个佐中，由同一哈拉的单一莫昆组成的佐6个，由同一哈拉的两个莫昆组成的佐8个，由两个哈拉的两个不同的莫昆组成的佐两个，由三个哈拉的三个不同的莫昆组成的佐1个，不知所属哈拉的佐两个。

在整个清代，达斡尔族旗民不仅不能擅自离开其原来的旗佐迁往他处，而且八旗兵外出不得超出百里之外，以保障按时参加军事操练和随时应征参战。因而他们始终保持聚族而居的传统，为氏族组织的延续提供了条件。同时，氏族民主制为达斡尔族人民提供了抵制封建特权的斗争武器，使他们利用氏族民主的习惯法，惩处鱼肉人民的特权者，因而，使氏族制扎根于人民。所有这些，使得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长期保留在阶级社会中。

达斡尔哈拉（姓氏） 民间传统体育运动会/2016 摄影：苏伟伟

03.

贝功——父系大家庭

从以上两节可看出，无论是哈拉还是莫昆，它们的职能都是社会性的，都没有组织生产和生活的经济职能。承担经济职能的是莫昆下面的“贝功”——父系大家庭。近百年来达斡尔人的大家庭瓦解以后，贝功这一名称延用下来，个体小家庭也称为贝功。

直到19世纪末叶，达斡尔族还保留着大家庭聚居的传统，只是家庭的规模比其早期更为缩小了。19世纪末莫日登哈拉尼尔基莫昆聚居的尼尔基屯共约150 户，除30户属小家庭外，其余120左右户均属大家庭，人口多在20人左右。其中人口最多者29口人，男12人，女17人，祖孙4代，除祖父母外，第二代兄弟4对夫妻，第三代亲、堂兄弟共7对夫妻，还有一尚未出嫁的姑娘，第四代系4个曾孙女。该屯另一大家庭也近三十口人，祖辈兄弟4对夫妻，子辈亲，堂兄弟8对夫妻。鄂嫩哈拉博库尔浅莫昆一个大家庭的规模更大，祖孙4代，近五十口人。这些大家庭都聚居在三间乃至五间住宅里，容不下者还盖厢房居住。

每个大家庭对外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对内则是共同生产和消费的整体。在家庭内按性别进行自然分工，男子从事农业、狩猎和林业等多种生产，妇女除家务劳动外主要是经营园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个大家庭都用一付犁或两付犁耕种数十垧士地，广种薄收，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黑豆和苏子等大田作物，其收获物除全家口粮外充做役畜饲料。在园田里种植白菜、萝卜、豆角，土豆等园艺作物，作为常年的副食。采伐的木材除自用外，编排木流送到沿江城镇出售。猎产品中不可少的貂皮，是按年向朝廷进献的贡物，肉类主要用于自食，细毛皮张是商品猎品，用以换取铁制农具、猎具、布匹和日用工业品。大家庭的所有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生产工具，均为全家庭公有。

由于当地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广种薄收，土地在达斡尔人的意识中并不重要，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私有观念。凡有畜力者均可开垦新荒地，在其耕种期间占为己有，一旦抛荒，仍归莫昆公有。牲畜对于达斡尔人是重要的私有财产，衡量一个家庭的贫富，主要以其占有牲畜的多少为依据，而不论其占有土地的多少。凡种一付犁地者，必须要有四头耕牛，若种两付犁地，必以能套出八头耕牛为前提；远出行猎或进山采伐木材，必须有乘骑和牵引车辆的马匹。因此，凡殷实的大家庭，都有数头（匹）、十余头（匹）役畜，并有数头奶牛和仔畜，这些牲畜都是全家庭的公共财产。

每个家庭都有男性家长，称为贝功达，通常由长辈担任，唯有长辈年老体衰时将此职交给其弟或长子担任。家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涉及全家生计的重大问题，要同全家人计议决定。有劳动能力的家长均不脱离生产劳动，即使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者，也要参加辅助性劳动。除年老的家长在生活上有所照顾外。家长没有明显的特权。家庭中的长辈女子主持全部家务，园田的种植，家畜家禽的饲养，炊事和挤奶等，均由她安排，男人从不过问；年长的妇女对子女的婚事也起重要作用。丈夫死去后如果儿子年幼，在他成年前母亲可以代行家长职责。

《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

达斡尔人是否曾因内部贫富分化而出现过家庭奴隶，已无从稽考，在清代曾有达斡尔族八旗官兵因有战功而赏战俘为奴隶者，这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达斡尔族家庭奴隶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少数人从内地买来儿童为奴者，这些奴隶的繁衍，主要靠其相互婚配所生的后代。因此，占有奴隶者只是少数个别户，奴妻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五。在家庭里主奴之间的关系披上一层血缘的外衣，相互间以一定的亲属关系相称呼。按习惯主人住西屋，称为上屋，奴隶住东屋，称为下屋，因此，奴隶依年龄差别称主人为上屋的伯父、上屋的叔父或上屋的哥哥，主人家年轻人则称年长的奴隶为下屋的伯父、下屋的叔父或下屋的哥哥等。一般家庭里主奴吃同灶，同劳动，只是奴隶的劳动时间长一些。除个别主人苛待奴隶外，达斡尔人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带有温和的色彩，主人要帮助其成年奴隶成婚，个别主奴关系好而又无嗣者，靠奴隶养老送终，并将其家产遗传给他的奴隶。

在新生的女儿氏族（莫昆）和大家庭（贝功）之间还有一种称作 “莫音”的层次，每个莫昆分为若干个莫音，其词意为“部分”，是氏族的分支。每个莫音包括若干个大家庭，按血缘辈数，这种分支的范围不超过五六代。可见，所谓的莫音实际上是家族，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家庭的分化而来的，因而还没有形成它独自的职能，只是同一个莫音内部相互互助的传统保留得更为浓厚而已。

在父系氏族制里，除个别情况外氏族从来不是经济整体，每个氏族分为若干父系大家庭，它以其产制的原则组织全家庭的经济生活。这个阶段上的父系大家庭，可称为共产制的父系家庭公社。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共产制的父系大家庭也发生历史的变迁，尤其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多氏族中这种家庭公社仍还存在，但在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父权增长起来，取代原来的民主制，并在家庭里已包括非自由人——奴隶，这是原来的共产制的父系家庭公社质变的标志。恩格斯以罗马的家庭为典型概括的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的结论，所指的正是这种已经质变了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综观达斡尔族父系大家庭的诸特征，可以推断它也是由原来的共产制的父系家庭公社演变而来的，因而它还保留着生产资料公有，实行民主管理和妇女地位尚不十分低下等历史遗迹，但它已变成以父权和家庭奴隶为标志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尽管在达斡尔族的家长制家庭中父权并没有发展到象罗马家庭中的家长那样具有对其子女实行野蛮的生杀之权；达斡尔人的家庭奴隶数很少，并非每个家庭都蓄养奴隶，但它毕竟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达斡尔族鄂嫩哈拉祭祀活动/2002 摄影：苏伟伟

04.

其他

“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么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这是极其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达斡尔族中氏族和胞族的情况，本文前面已有概述，那么，达斡尔族是否曾有过部落组织；如果有，其具体情况又如何？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供论证，只能根据一些迹象进行探索。

17世纪中叶，对于当时分布在黑龙江北的达斡尔族及与其相邻的各民族来讲，是剑与火的年代，是他们有组织的抵抗征服者和外来的侵略势力的英勇奋战的年代，达斡尔族并同鄂温克等族抵抗后金统治者征服的战争刚刚过去，抵抗沙俄侵略者的战争又接踵而来。在这些斗争中，当时民族内部还没有行政机构的达斡尔族，如果没有比氏族、胞族的范围更为扩大的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某种组织，要动员和组织几乎全民族的力量，似乎是不可能的。

17世纪前的达斡尔族之曾有过部落组织，还可从另一方面的记载中加以推测。据《清太宗实录》记载，自1634-1637年“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多次率众向后金王朝进贡貂皮。所谓“黑龙江地方头目”之衔，自然不会凭空而来，况且他每次率领的族众，少则二十余人，多则六十余人，都是近十个屯落的代表人物，说明当时巴尔达齐地位之显要。

那么，达斡尔族中部落等组织的名称是什么呢？可供考证的社会组织的名称除哈拉和莫昆外，还有斡尔阔、毕尔吉、爱满等称谓。其中斡尔阔多在萨满的祷词中出现，可能是与萨满的派别或所供奉的神的种类有关的名词。

毕尔吉，按其词意可译为“类”，其具体含义尚难确切解释。据记载，鄂嫩哈拉族谱的总称是“鄂嫩哈拉，都博浅毕尔吉，阿那哈浅爱满”；在民间也有不少认为某哈拉为某某毕尔吉之传说，但其具体名称又多互相矛盾。如传说敖拉哈拉系吴力斯毕尔吉，莫日登哈拉系音那奇毕尔吉，德都勒哈拉系精奇里毕尔吉，郭布勒哈拉系阿彦浅毕尔吉，也有传说郭布勒哈拉也是都博浅毕尔吉者。这些传说的具体内容虽不确切，但它说明毕尔吉作为一级社会组织的统称，确实存在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鄂嫩哈拉总谱中记载的都博浅毕尔吉，却与顺治年间在布特哈达斡尔族地区设置的三个扎兰中的都博浅扎兰的名称相同。都博浅扎兰以鄂嫩哈拉为主，同时包括一部分其他哈拉的旗民。都博浅这一名称重复出现，而且是在更大范围的地域概念上重复出现，看来不是偶然的，从都博浅毕尔吉到都博浅扎兰的内在联系中，可以推测，所谓毕尔吉当是比氏族和胞族更高一层的社会组织的名称。

上述鄂嫩哈拉总谱全称中的爱满一词，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名词。在现代达斡尔语中，爱满一词是指民族，然而在历史上的含义并非如此，是指小于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蒙古族历史上也有“爱马”（亦称“爱马克”）的记载，其含义大概为部落，如革命前的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蒙古语即称为四个爱马克，现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的盟，仍还沿用着爱马克之名。根据这些迹象推测，达斡尔人所谓的爱满，与同一语族的蒙古语的爱马克相类似，原意为部落或部族，后来才泛指民族的。

文字摘自：《满都尔图民族学文集》2006年 民族出版社，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引用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