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女孩”居然会反省了

文︱陆弃

凌晨三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在公邸里召集秘书官开学习会。不是开战时的作战会议，不是紧急经济决策，而是因为——传真机卡纸。她需要把答辩材料“顺利”传出去。是的，在2025年这个人类已经用AI生成报告、自动驾驶飞行器巡逻的时代，日本首相还在和传真机搏斗。

有人可能会笑，这听起来像一则昭和风的段子，但它却活生生地出现在《读卖新闻》的严肃报道里。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件事并非孤例，而是一场国家级“技术怀旧”的缩影。

为了准备国会答辩，高市曾在深夜3点集合秘书官，原因不是讨论国家安保，不是应对国际危机，而是因为宿舍的传真机一次只能传十页，还爱卡纸。材料传不出去，只好连夜跑去公邸开会。此后，日本政府高层吸取教训——不再凌晨集合，而是采用“远程学习模式”：高市独自在宿舍读资料，遇到问题就打电话，必要时用新配的“高性能传真机”沟通。报道说，问题“得以解决”。

看完这条新闻，全球网友大概都该鼓掌。不是为效率，而是为这份对传真机的信仰。人类在发展AI芯片，日本在升级传真机；别人用卫星连线视频会议，日本用传真纸实现“远程办公”。

这件事的荒诞，在于它并非个体的偶然，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缩影。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机器人制造和精密机械上堪称顶级的国家，却仍旧深陷在传真、印章、纸质文件的流程中。高市早苗的凌晨学习会，不只是工作勤奋的象征，更像一幕现代化系统的自我暴露。

这种“卡纸的日本式勤奋”，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凡事要留痕、要纸面、要盖章、要“形式感”。哪怕数字化早已成为全球政治与治理的标配，日本的政治体系却依然依赖着一台传真机、一叠复印纸、一枚红印章。即使是首相，也要被传真机的卡纸牵着走。

在一个高效应是政治生命线的时代，日本的官僚体系却像一部老旧的机关钟，零件精致、运转缓慢。高市早苗的故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细想之下，却让人笑不出来。

一个国家的数字化程度，最能反映其行政效率与政策执行力。当日本在国会还要“传真修改稿”，别的国家已经在用AI实时生成答辩要点。当日本首相为卡纸熬夜时，隔壁的韩国已经将政府文件全面电子化。时代在奔跑，日本却在原地磨传真头。

更有趣的是，这场“卡纸风波”居然成了日本政坛的一个“治理典范”。媒体称，高市的“远程模式成效显著”，她能更早抵达官邸，更高效地准备答辩。这听起来像一场现代化的胜利，但背后隐隐透出一种无奈的保守：高效的标志，竟然只是“没再凌晨集合”与“传真顺畅传十页”。

这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系统的惯性。日本的行政体系以严密、谨慎、层层把关著称，但在信息化时代，这种“安全感”恰恰成了拖慢速度的负担。文件必须纸质流转，数据必须人工输入，传真机必须有专人看守。这种体制能确保每个环节都“可追溯”，但也意味着每一个决策都要在成堆的纸张与复印中耗尽耐心。

高市早苗这次事件，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的另一层现实：技术上高度发达，制度上却仍然被旧时代的习惯锁住。日本在商业领域是高科技强国，在政府体系中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模拟国家。民间有机器人侍者、AI美妆、智能马桶，而国家层面的“数字化政府”却举步维艰。

这样的反差，既荒诞又真实。它反映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过度追求稳定、流程与形式，反而抹杀了效率与灵活性。传真机成了“秩序”的象征，就算效率低下，也没人敢轻易取消。因为取消意味着打破习惯、重塑体系，而那在日本政治中几乎等同于“动摇根基”。

当高市早苗在赤坂宿舍里独自修改答辩稿、拨电话、传真资料时，她其实成了这个体制的一面镜子——勤奋、克制、形式化、微观到荒诞。她像极了那个用尽全力却只能往前挪一厘米的国家机器。

也许有一天，日本政府真的能用AI取代传真机，用电子签名取代印章，用一键传输取代深夜的学习会。但那一天可能还要等等。日本从来不缺技术，缺的是让技术撬动体制的勇气。

高市早苗的故事提醒我们：现代化不是拥有新设备，而是敢于告别旧逻辑。日本的传真机可以换成高性能的，但如果仍然需要凌晨三点传十页文件，那不叫进步，只是“卡纸的美学升级”。

科技改变生活，但首先得有人愿意放下传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