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我在批斗彭德怀的现场

来源：《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金城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作者：张泽石

那天中午，我满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家庭温暖的渴望赶回家，等我踏进家门却站在门口一下惊呆了！

中间堂屋全空了，原来的紫木长条案桌，雕花大木方桌和太师椅都不见了，满地是碎瓷片，碎纸片，Ｅ听见脚步声从里屋跑出来，一见是我，只说了句：“你可回来了！”就靠在墙上闭上了眼。

我跨过去抓住她的手臂：“怎么回事？抄家了？孩子们呢？爸妈呢？”

九岁的儿子、八岁的侄女跑过来一边抓住我一条腿喊：“爸，他们把咱家的钱抢走了，他们拉走了好些东西！”我往里屋看，四岁的小女儿正蹲在地上拣散落一地的算盘珠子。

我一步迈过去抱起她来紧紧地拥在胸前。女儿伏在我肩上说：“爸，你总是不回家！”“是爸不好！”我喉头发紧。

Ｅ过来拉着我去见岳父母，撩开布帘只见岳母坐在床前清理一大堆杂乱的衣物，岳父闭着眼平躺在床上。我说：“爸妈，我回来晚了！”

岳母抬起头来焦急地说：“现金、存折都叫他们翻出来抢走了，叫咱一家子怎么过？”岳父闭着眼没吭气。

Ｅ示意我回到我们屋里，拿出一张用学生作业本纸写的收条，上面写着拉走“四旧”物品多少件，落款是西城区红卫兵联合行动司令部高×。

我说：“好，只要有单位，有人名，就有办法把钱要回来！”我又问：“爸怎么了？”Ｅ一下用手捂住脸抽泣起来。我急了：“爸究竟怎么了？”

“他们用铁链子把他当狗栓住在地上拖，又用皮带抽他老人家，逼他交出大哥、三哥去台湾之前留下的枪支弹药和金银财宝，差点把老人家折腾死！”

“法西斯，完全是一群法西斯野兽！”我禁不住愤怒地喊起来。Ｅ赶快向我摆手，指指窗外示意别让街坊听见了。

我找到一个要好的老街坊，向他打听了那时著名的西城红卫兵“联动”纠察队的大本营地址，又请他帮我借一个红袖箍。他说：“我就有，你先拿去用！”说完取出他们厂里的“红卫工人造反团”的袖箍给我。

我真羡慕他没有上高中就到电子管厂当了工人，等于进了“政治保险柜”。

我披上我的志愿军棉大衣，袖筒上显眼地戴上红袖箍，到了北京41中学，打听到了“西城红卫兵联动总部”在后院。我大摇大摆地要进去，一个站岗的红卫兵问我

找谁？我反问：“高×在哪儿？”另一个小一点的“女兵”上下看了看我，试探地问道：“您是高叔叔吧？”

“高叔叔？啊！对，对，我要见他。”她往一间教室一指“：他就在那儿。”

当我往教室走去时，听见背后传来她的声音：“高×他爸肯定是个老八路！”

我精神抖擞地站在教室门口四周环顾，见教室里摆了两排床，一些床上堆满了许多在当时很珍贵的照相机、留声机、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座钟、手表、金银首饰、毛皮大衣、整条的洋烟、洋酒，显然是他们抄家的战利品。

一些床上则懒散地躺着男女红卫兵，有的嘴里叼着香烟，手里转着打人的皮带；有的跷起二郎腿，跟着留声机放出的《何日君再来》打拍子；有的手里拿着外国画报在看。他们见我威严地皱着眉头立在门口，便放下腿，赶快坐了起来。

我压低嗓音说：“谁是高×？”只见一个细高条，虽然穿一身军服，但气质上完全是个学生的年轻人站了起来说：“我就是！” “好，请你出来一下！”我用手指着他。

“是！”高×显然被我的气势所慑服，立即顺从地走过来，跟我往院子当中移了几步。

“这是你们干的？”我拿出他留的那张“抄家收据”。

“是！”他瞄了一下那张纸，有点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是这样，我是718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家是我的街坊，我完全支持今天上午你们对他家采取的革命行动，但我们的任务是扫四旧，不是抢劫！而你的手下人却将他家的现金和存折都抄走了，这给你们的革命行动，给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抹了黑，知道吗？”我口气十分严厉！

“真的？”他那白净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惊恐。

“绝对没错！抄家时我的儿子去看热闹，在窗外亲眼见到一个红卫兵顺手将存折偷偷揣进衣兜里了！”我编了一个不好查证的故事。

“请您等一等！”他脸带怒气转身进屋去了。

我在院里来回踱步，那教室窗玻璃上不时映出红卫兵往外看我的影子。没多久，高×手持一个储蓄存折出来，低着头对我说：“谢谢您指出我们的错误，这件事我们一定引以为戒。请您将它带给那家！现金已经花掉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希望你今后要对下面严加管束，别再让他们重犯这种错误。好，再见！”

我拿过存折跟他告别后，压着步子走出学校大门，心跳开始加剧。我知道万一被他们发现我这个黑帮分子竟敢假冒革命造反派来吓唬他们，他们能将我活活打死！

我立即到新街口储蓄所把那上面300多块我们全家七口人的活命钱都取了出来，回家交给了岳母。老人家脸上的皱纹才舒展开来。

那天晚上，妻流着泪对我说：“他们不会再把你关起来了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不在家我真害怕死了！今天要不是你赶巧放回来……这一家怎么过啊！” “啊！真苦了你呐！”我替她抹去了眼泪。

“我什么苦都不怕，只怕苦了老人孩子！那些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再来了咋办啊？”

“我看学校的武斗一时停不下来，他们现在顾不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我这次回来哪儿也不去了！”我极力安慰她。 “那太好了！”像是怕我再被抓走，她将我抱得更紧。

我抚摩着她的肩背，发现她瘦多了！想着半年来她一个人早出晚归，到学校作为黑帮家属、台湾国民党家属得随时准备挨整，回家来还得照顾二老三小，又要天天牵挂在牛棚里的丈夫，她其实比我难得多啊！

“明天你去看看三妹他们吧！红卫兵是先抄了他们家才来咱家的。潘家对咱不错，你去看看能不能帮一把！”妻怕惊动了身边的孩子们低声地嘱咐我。

我嗯了声，心想：“你对身边的亲人都操心到了，就是不操心你自己！”我在黑暗中默默地亲吻着她的头发！

第二天，我赶到西直门妹夫家去看望跟我们同一天被抄家挨打的潘伯母，只见满院都扔着砸烂的“四旧”，我小心地踩着碎玻璃、瓷片进到南屋，满头银发的老人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我赶上去握着老人的手说：“伯母，你受苦了！”老人默默地示意我坐下，随后说：“不怕！我这辈子见的土匪乱兵多的是，只可惜这些学生娃娃被教坏了！”

在我帮着三妹收拾屋子时，三妹告诉我红卫兵们为了让老人供出藏珠宝的地方，毒打之后，还用烟头烧老人的脚心、手心甚至耳朵眼，坚强的老人竟然挺过来了！

我离开潘家，走在寒风怒吼、行人稀少的街上，眼前总是出现老人被烙烧的惨景。我忽然懂得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了！

1967年4至5月，我在四川的难友黎子颖、丁先文、张达先后被本单位揪斗、吊打、折磨。为了活命他们先后逃来北京，对他们的“通缉令”随即贴到了北京街头！我也先后冒险“窝藏”了这三个“投敌叛国的在逃犯。”

老黎来后知道我了一家人在反右运动中的悲惨遭遇。特别对我父亲之死深表悲痛。他本是想到中央再次上访再为自己申冤，一到内务部见到那满院大字报的乱劲，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又见到我岳父家房子已被“没收”，西屋、南屋都已住进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我们七口人挤在三间北屋里，他只住了几天便坚决回四川到他弟弟家去“逃难”了。

张达在高中毕业后仍未得到国家分配，干了各种苦力活，最后当了修筑成昆铁路的民工。他的活动能力很强，逃来北京后打听到“四川工人造反兵团”驻京代表们驻扎在北京地质学院，他去了，并很快取得那些头头们的信任，被任命为“交通分团”的勤务员。他即搬往地质学院，吃住都解决了！

几天后，他来找我去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斗争彭德怀、罗瑞卿、吴晗、廖沫沙大会”。我去后没想到竟然因正式代表突然被中央召见，让我俩临时以“四川工人造反兵团代表”的名义坐上了主席台！

大会主持人还邀请我们讲话，我立即写了发言稿，由张达出面向上万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发言称：“我们谨代表百万四川工人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士向首都红卫兵战友们学习！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敬礼！我们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战友们大无畏的革命行动……”

当时，我内心忐忑不安，深怕台下忽然有人站起来喊：“把冒充革命造反派的黑帮分子张泽石拉下来！”我尽量把头低下来装作看材料。幸好很快有人喊叫：“把彭、罗、吴、廖押上来！”

当彭老总被押到台前，我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在这种场合见到我们的解放军副总司令，我们的志愿军司令员！看到他那被凌辱得完全成了一个死刑囚犯的样子，真是心痛不已！

然后我见到了正好押在我正前方的吴晗老师，他本来不多的头发已被揪光，我只能看见他那被架成“喷气式”的、痛苦地佝偻着的背影，我想起在清华大学他在讲台上讲明史时那充满深刻唯物史观的教学，想起我们地下党外围组织“戈壁草读书会”在他家里聚会时，他和吴师母对我们是那么慈祥！

“啊，我的老师，您受苦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啊！”我在心里呼喊着，我终于告诉张达我要解手而离开了这个比我自己挨斗更难忍受的会场！

丁先文来京后，通过他们四川绵阳“八一造反兵团”跑到华北局大楼，找到了“全国复转军人八一造反兵团”，也被接纳参加了工作班子。为了找一个“硬笔杆子”，他来请我去见他们头头。

头头听了我在部队和集中营的经历后，立即请我当他的宣传部长。我说我得慎重考虑一下再答复他。这时老丁劝我：“你一定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我们活着回来就是要作为一把匕首而存在！要和一切恶势力斗到底！”

我倒没有他那么激进，但我想：“我干吗每次运动都只能当革命的对象，而不能当革命的动力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呢？”

但当我回家跟Ｅ一说要去“华北局大楼上班”她就担心。正好三妹夫老潘来看望岳父，一听说我要去参加革命造反派活动，就坚决劝阻我：“你我都没有条件去冒这个政治风险！你要是出身很好，历史也毫无问题又无家庭之累，我就决不阻拦你了！”

不久我去看望姜瑞溥，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以为这真是一场什么革命吗？我看这纯碎是上面的一场争权夺利斗争，我们根本犯不着去为哪一派当牺牲品！”

那时我觉得他又太右了，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当那个“宣传部长”，主要是听了三妹夫的劝告，心想：“为了妻子儿女，我决不能再去冒什么险了！”

果然，不久那个什么“全国八一造反兵团”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受坏头头把持的反动组织”。

我的天！幸好我没去！而老丁就被押回绵阳关起来受审，他这把“匕首”在战胜人间恶势力之前，自己先被折断了！

但我这个“笔杆子”又被我们学校的“红色革命造反队”的老师们看上了，他们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战斗队”。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安慰和鼓舞！我对那个红袖箍的保护作用也很感兴趣，加上该组织的老师中好几个是印尼或泰国华侨，为人善良正直，我们原来关系一直很好，便答应参加。

但我提了两个条件：一不出面参加辩论，二不参加武斗。他们同意了。我便有时回学校去帮他们写几篇辩论稿子。。

第一次回去时，看见那被砸得遍体鳞伤的学校教室，连图书室的玻璃窗户也被人砸碎钻进去撕了好些书拿走好些书，还在书堆里拉屎撒尿！真让人心痛！我想此事若让孔夫子在天之灵知道了，他不知该多伤心！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命”了，作为一个文化播种者，我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悲哀，只希望“苟且偷生于乱世”算了，但我连这一点也办不到啊！

作者简介

张泽石，祖籍四川广安，1929年7月生于上海，高知家庭出身，少年求学于雅安私立明德中学及成都私立铭贤中学，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夏加入中共地下党，1948年夏调往河北泊头镇中共华北局学习，同年秋从解放军返回四川从事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1950年参军，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入朝参战，担任538团政治处宣教干事。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爱国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9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后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