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姬鹏飞能在周总理和陈老总之后，担任我国的第三任外交部长

一句老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重大的结果，都源于长期的积累。我在工作中常有体会。有些同事平时很安静，不爱出风头。但每当遇到真正的难题，大家都会听他的意见。

这让我想到一个关于我国早期外交的问题。人们谈到外交，总会先想到周恩来和陈毅。他们是奠基人，是开拓者。

但陈毅之后，姬鹏飞接任了外交部长。为什么是他？他如何成为第三任外交部长？我研究后发现，他的经历就是对那句老话的最好证明。他的任职，是数十年积累的必然结果。

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交工作也重新开始。但当时有一个大问题。

国家不缺能打仗的将军，也不缺经验丰富的政治干部。但国家缺少了解新中国立场，又能代表新中国的职业外交官。

面对这个难题，周恩来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高级将领。他要求他们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去当驻外大使。

这批人被称为“将军大使”。这个决策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当时的世界局势很紧张。对一名外交官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忠诚。

忠诚是第一位的。懂不懂外语，熟不熟悉国际法，这些都可以后续再学。但忠诚必须是根本。

姬鹏飞就是这批“将军大使”中的一员。但他又很特别。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场指挥官。他的革命生涯是从当军医开始的。1931年，他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他长时间担任红五军团的军医处长和卫生部部长。

他还走完了长征。医生的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严谨、细致和沉稳的作风。这和前线指挥员的风格很不一样。

后来，他又长期担任政治委员。他当过新四军的旅政委、分区地委书记，也当过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他做了几十年的政治工作和地方管理。这说明，他既懂军事，也懂组织管理，更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他同时具备了军事、政治和行政三重能力。

这样的背景，让他成为“将军大使”的合适人选。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担任首任大使。这是我国在欧洲的一个重要外交岗位。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5年，他奉调回国。他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外交部副部长。

姬鹏飞担任副部长的时间，长达近二十年。

这二十年，是他日后走向前台的坚实积累。他直接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是总设计师。陈毅是外交的门面，敢于开拓。姬鹏飞的角色不同。他是外交部的“大管家”。他负责确保这台机器的平稳运转。

他主持外交部的日常事务。这包括与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谈判建交。他负责落实经济援助。他处理与邻国复杂的边界谈判。他还管理着外交部内部的行政、人事和文电。

他以口风严、作风稳、办事牢靠而出名。他从不张扬，总是在幕后默默工作。他确保了外交部的各项工作都能稳步推进。

时间来到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外交部长的职位空缺了。

这个时刻对中国外交而言，极其关键。1971年10月，我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边外交需要立刻展开。

几个星期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中美关系面临历史性的转折。

东边的日本，田中角荣内阁也释放了希望建交的信号。而同时，我国与北方邻国的关系依然紧张。

这是外交的“破局”之年。外交部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

这位新部长，必须满足几个无可替代的条件。第一，他必须得到最高领导层的绝对信任。第二，他必须精通业务，能马上接手处理这些复杂局面。第三，他必须行事稳健，不能出任何差错。

谁是这个最合适的人选？答案是姬鹏飞。

从1971年陈毅病重开始，姬鹏飞就以代部长的身份主持工作。

他出身“将军大使”，忠诚早已得到过验证。他担任“大管家”近二十年，对外交部的所有业务、档案和人员都了如指掌。

他不是一个“新人”。他是那个最熟悉这台机器的人。选择他，不是冒险，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姬鹏飞正式上任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他是核心谈判成员之一。他参与推动了中美互设联络处的后续工作。

而他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开始时并不顺利。双方的焦点卡在了对历史问题的表述上。

日方最初的措辞，是“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中方不能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

姬鹏飞作为中方外长，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进行了多轮艰难的会谈。他必须坚守原则，但也必须找到达成协议的途径。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达成了共识。日方表示：“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姬鹏飞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份文件。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田中内阁上台到建交，只用了84天。

此后，我国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在姬鹏飞任内，我国与西德、澳大利亚、英国（升格大使级）等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所以，姬鹏飞能成为第三任外交部长，不是偶然。

他不是周恩来那样的总设计师，也不是陈毅那样的元帅外交家。

他是一个实干者。他有军医的精细，有政委的坚定，有“管家”的稳健。他在外交战线默默工作了二十年。

在1972年那个最需要稳定、最需要执行力的关键时刻，他正是那个准备最充分、最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