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作家对谈：从个体经验出发，走向更广大的人群

爱德华·路易：对我来讲，写作是暴力带来的一种后果，它与暴力相关。我十一二岁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同学的霸凌，我当时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把我的经历写在纸上，我要控诉这种暴力。所以很早的时候，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救赎，让我能够去承受这种暴力，很阴暗的一种连接，同时又非常美丽，带来很多希望。文学中自传体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源于痛苦的经历，对我来讲，写作就是生命中所经受过的那些暴力的时刻，我写作不是为了写作，是为了去解构暴力。

胡安焉：我写作起步比较晚，2009年开始写作，那一年我已经30岁，之前我做过好几份不同的工作，没有取得让自己能够接受的成绩，或许在更多人看来属于一事无成。2009年的时候我厌恶了，对我之前的人生、对我做过的事情、对我走的路、对我依循的那些价值，产生了一种叛逆的想法，我希望能够追求一种个人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方面的价值，写作是在有限的选项里面比较可行的，它的门槛不高，每个人都可以立刻去从事、去进行。但真正开始写了之后，读的书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多，跟其他写作者的交流越来越多，我发现它带给我的挫折也丝毫不少于在现实中碰到的钉子。

爱德华·路易：写作并没有能够让我治愈，整个过程总是非常痛苦、煎熬，所以我和自己的问题，肯定不是通过写作去解决。对我来讲，写作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既然我有过这种经历，其他人可能也有过这种经历，我要去书写它，以杜绝它。可能这个想法太疯狂，这种雄心过高了，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承受过这种痛苦，我无法接受别人还要去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我要写出来，这就是我面对的严酷的现实。

写《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时，我忽然明白，我当时承受的暴力，来源极其复杂，它来自于社会的组织，来自于历史，来自于更深层的各种东西。

2014年书出版了，一下子取得成功，并且被译成外语，我的家庭成员特别特别愤怒。有一天我在一个书店里，我母亲来了，跟我说，“你为什么讲我们很穷？”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意识到，我的家庭，撼动他们的是我讲述了我们的贫穷，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对我来讲，如果在苦难中的人以苦难为耻，我怎么能去改变世界呢？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替个体发声。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在文学上获得话语权，大家都要去书写。

爱德华·路易作品

胡安焉：我写作的起点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方向的追求。

我写作开始的十多年，从2009年到2020年，方向是小说，并没有想过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应该挺多的，只有很少数的作者能够幸运地得到出版机会，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我的朋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来源，相对而言出版小说这件事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更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在精神层面对自己有一个价值的确认感，因为在工作中我们可能很容易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相当多的人很难从工作中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可能是我们追求独特的个人价值的一个途径、一个手段。

202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是2017至2018年我在一个物流公司上夜班从事分拣工作的记录，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这是我的写作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当然这也促成后来我获得出版的机会，被更多人读到。

我通过写自己的经历感受，写这段过程，做到了很多以前写小说没有做到的事情，可能我的天赋、我的能力确实更善于写自己真实的经历、感受，而不是虚构。

爱德华·路易：这几年有很多时候我尝试去写虚构，我电脑里面有不少的手稿，刚才我讲到羞耻感，讲到了贫穷，我在写虚构的时候有另一种耻辱感、一种羞耻感，就是我以写虚构为耻，我感觉到如果不写我的父亲、不写我的兄弟，没有人会去写他们，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望，一切都会随着他们生命的消失而消失。这确实挺奇怪的，其实我读很多很多的虚构小说，影响我最大的是莫里森、杜拉斯、福克纳，美国的文学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写的就是贫穷这个主题，但是我写不了虚构小说，做不到。

我发现很多法国读者，或者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对自传体文学感到不适，自传体文学让他们感觉难以承受。写这些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这些事情都是真正发生过的，我正在书写的这些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活着，正在呼吸，而这种真实的存在、这种直面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但是我要继续写下去。有一些读者在签售时说，您写的这个书里面是有一点虚构的吧，求求你告诉我写的内容里面有一些是虚构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

我想通过文学可以去触动更多的情感，尤其是悲伤，我写的时候希望读者会哭泣，我这样做的时候，好像也是在与文学本体作斗争。在文学的历史中有一种倾向，希望不要引起太多的情感，特别催泪的作品似乎被视作是二等文学，喜怒哀乐似乎被视作是不够高级的一种现象。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说的，情感应该来自于读者。我认为应该把强加的这种情感写在纸上，让读者去流泪，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好像我在大街上走，路过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时无动于衷。

胡安焉：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带着一种关涉外部某个群体的眼光，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写作，我也曾经反复说过，我并没有在为某个群体的人代言。当然，如果读者或者媒体觉得我起到一个代言的作用，这个我能接受，因为这是他们读了我的书之后，从我个体的经历到一个普遍情况，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去形成这样的转换、推导、理解，他们觉得我的书或者我的写作有一个代言的效果，这我能理解，但是它不是我写作时候的一个动机或者诉求。

爱德华·路易：在写作之前，我尝试过戏剧、书法，我还做过漫画，虽然我也不喜欢，我还参加过下象棋比赛，但是我什么都不行，就好像我在不断的寻找，找到一种让我个人能够逃脱自己的社会命运，像我父亲、兄弟那样的命运，找到一种逃脱的方式，所以我会不断地去尝试。但是我只有在文学当中，在写作当中才找到这样的力量，让我能讲述我想讲述的东西，能够和别人进行交流，因此文学对我来说，是我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力量，尤其当我进行其他的尝试并且都屡屡失败之后。

胡安焉：从2020年到现在，我写的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已经把我在这方面想要写的内容都表达完了，至少暂时没有这方面想要继续下去的角度或者动力，所以我的写作应该会在接下来回到小说方向。但是对我来说，写作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我非常庆幸、非常幸运，通过写作，我曾经所求的东西，现在已经十倍于我，曾经梦想得到的给予我了，所以我在写作上没有一种野心或者太迫切的上进心，我可能把写作当作一种自我精神富足的手段，自我精神的丰富和深入的一个形式，可能也会尝试做别的很多事情。

除此以外，我在中国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还是因为我这本书的题材关乎于快递员这个职业，或者类似的这些工种人群的生活情况，虽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要代表跟我处境相同或者从事同样职业，或者在经济上面同属一个阶层的人，去整体反映他们面对的处境、他们生活的情况、他们的诉求和喜怒哀乐，我并没有这样想。但是因为很多读者对我的支持、关心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或多或少我应该从这方面去回报这些对我的关注。假如我能够推动社会向更人道、更文明的方向发展，我愿意在未来的时间里抽出一部分投入这方面，去促进我们社会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理解，推动这个群体的待遇、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处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对于我的处境，我是受之有愧的，不能说得到所有之后人就消失了，还是要负起一些应该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