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18年还是科员,我申请提前退休,办手续那天,厅长却拦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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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厅熬了十八年,李建国只想用一张提前退休申请表,为自己停滞不前的人生画上句号。

当他拿着只差最后一个印章的审批单,准备彻底告别这栋大楼时,办公室那台从不为他响起的红色电话,却骤然尖叫起来。

“是李建国同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年轻又威严,“王厅长请您现在到他办公室来一下。”

握着那张通往自由的薄纸,李建国大脑一片空白。

他想不通,这位只在大会上远远见过的新任一把手,为何偏偏在自己解脱的最后时刻,拦住了去路?



01

清晨六点半,天光微亮。

李建国已经站在了省民政厅的大楼前。

十八年来,他总是第一个到。

大楼的保安老张隔着玻璃门冲他笑了笑,熟练地按下了开门键。

“李哥,今天也这么早啊。”

“嗯,习惯了。”

李建国回应着,脚步却没有丝毫停顿。

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回荡着他自己的脚步声,皮鞋底敲击着水磨石地面,发出嗒、嗒、嗒的声响。

这是他听了十八年的音乐,今天却觉得格外刺耳。

他推开基层服务处的办公室门,一股熟悉的、由旧文件和空调滤网混合而成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打开窗户,而是走到了自己的座位前。

桌子擦得一尘不染,左上角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他女儿小时候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没心没肺。

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有了自己的生活。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抹布,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桌椅,就像一个即将远行的旅人,在擦拭一件心爱的旧物。

然后是浇花。

窗台那盆君子兰是他八年前从家里搬来的,当时只有两片叶子。

现在,它枝叶肥厚,绿得发亮,显示出主人精心的照料。

他把水壶递给刚进门、睡眼惺忪的实习生小王。

“小王,以后这盆花就交给你了。”

小王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李老师,您今天……办手续?”

李建国点点头,没再说话。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已经走完了所有流程的提前退休申请表上。

处长的签字龙飞凤舞,人事处的印章鲜红夺目。

只差最后一步,去档案室盖上档案转出的章,他这颗运转了十八年的螺丝钉,就可以从这部庞大的机器上被彻底拆除了。

十八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

他想起自己三十岁那年,意气风发地考进省厅。

他是那一批里学历最高、笔杆子最硬的。

入职第一年,他写的一篇关于基层养老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就获得了全省系统的特等奖。

老厅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是民政厅的未来。

那时,他以为未来就在脚下,只要俯身,就能拾起满地的星光。

他通宵达旦地写材料,下乡调研一去就是半个月,泥里水里,从不叫苦。

他看着自己带过的实习生小刘,靠着岳父的关系,五年就升了副处。

他看着比他晚来十年的小张,因为嘴甜会来事,总能把领导服务得妥帖周到,如今已经是兄弟单位的处长。

而他,李建国,依然是李建国。

一个在基层服务处接电话、整理文件、撰写无关痛痒报告的老科员。

不是没有过机会。

也不是没有挣扎过。

五年前,处里空出一个副处长的位置,所有人都觉得该轮到他了。

他的业务能力,他的资历,他的口碑,无可挑剔。

他自己也破天荒地学着别人,提着两罐茶叶,去敲了主管副厅长的门,想“汇报一下思想”。

副厅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和他聊了半小时家常,夸他工作踏实,是单位的“老黄牛”。

他揣着一丝希望回了家,辗转反侧了一整夜。

一个星期后,任命下来了。

副处长的位置,给了一个从市里借调上来的年轻人。

那天,李建国在办公室坐到深夜。

窗外的城市灯火辉煌,每一盏灯下似乎都有一个热闹的故事。

只有他头顶的这盏日光灯,惨白,冰冷,照着一个沉默的失败者。



从那天起,他心底的火苗,就彻底熄灭了。

他不再写那些掏心掏肺的报告,不再主动请缨去啃硬骨头。

他成了一个标准的“老油条”,准时上班,按时下班,不多说一句话,不多做一件事。

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了窗台那盆君子兰上。

他看着它抽新叶,看着它分新芽,就是不见它开花。

他想,这花大概也和自己一样,没了心气儿。

半年前,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处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他跟了整整三年,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的实施方案,每一个字都浸透着他的心血。

项目成功落地,庆功会上,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唯独没有他的名字。

新来的处长在台上感谢了所有领导,感谢了所有参与的同事,甚至感谢了打印室的师傅。

他坐在角落里,像个局外人。

那一刻,他决定了。

离开。

他不想等到六十岁,拿着退休证,在一片客套的掌声中,灰溜溜地走出这栋大楼。

他要提前走,用这种方式,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

提交申请的过程异常顺利。

处长象征性地挽留了两句:“老李,再干几年嘛,单位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

可那眼神里的轻松,却像针一样扎人。

是啊,单位里有他这样一个不升不迁、暮气沉沉的老家伙,对谁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他走了,位置就空出来了,对那些嗷嗷待哺的年轻人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人还没走,茶就已经凉透了。

今天,就是他在这栋大楼里的最后一天。

他把抽屉里的私人物品一一收拾干净,只留下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

同事们陆续来了。

关系好点的,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恭喜李哥,终于解脱了,以后有时间一起钓鱼”。

关系一般的,远远地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还有几个年轻的,看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和庆幸。

他都一一微笑着回应。

输了半辈子,他不想在最后一天,连风度都输掉。

十点整,他拿起那张薄薄的退休审批单,站起身。

“各位,我走了,以后常联系。”

他朝着办公室鞠了一躬。

没人知道,他这一躬,是在告别自己的同事,还是在告别自己那段死去的青春。

他走向人事处,准备去盖最后一个章。

走廊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魂灵,飘荡在这熟悉的建筑里,所有人都看不见他。

就在他走到人事处门口,手已经搭在门把上的时候,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内线号码。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李建国同志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年轻又客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

“王厅长请您现在到他办公室来一下。”

他握着那张只差最后一个章就能解脱的退休审批单,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整个办公室仿佛在瞬间安静了下来。

厅长办公室的秘书,那个只在全厅大会主席台上见过的年轻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立刻过去。

王厅长。

那个新调来不到一年的省厅一把手。

以雷厉风行、不苟言笑著称。

李建国搜刮了自己全部的记忆,也想不起自己和这位大领导有过任何交集。

他为什么会在自己退休的最后时刻找自己?

难道是自己写的某份报告出了纰漏?

还是……

他不敢再想下去。

他捏紧了那张审批单,纸张的边缘已经有些卷曲,被他的手汗浸湿了。

他转过身,朝着与人事处相反的方向,走向那条更为安静、铺着红地毯的走廊。

走廊的尽头,是厅长办公室。

那扇厚重的红木门,他十八年来,从未靠近过。



他站在门前,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褶皱的衣领,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即将接受审判的犯人。

他敲了敲门。

“请进。”

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李建国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很大,很空旷。

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目光锐利。

正是王厅长。

他没有抬头,依旧在批阅文件。

办公室里只有他签字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李建国局促地站在办公室中央,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他手里的那张退休审批单,此刻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过了足足一分钟,王厅长才放下笔,抬起头。

他的目光落在李建国身上,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

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人的皮肉,直视你的内心。

李建国感觉自己的额头开始冒汗。

“是李建国同志吧?”王厅长开口了。

“是,厅长好。”李建国赶紧回答,声音有些干涩。

“坐。”王厅长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他自己也从办公桌后站起身,走到饮水机旁,亲自给李建国倒了一杯水。

这个举动让李建国更加紧张了。

他活了四十八年,还从没有享受过这种级别的待遇。

他双手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厅长”,杯子里的水因为手的颤抖而漾出了几滴。

“建国同志,今年四十八了吧?”王厅长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身体微微前倾。

“是,四十八了。”

“在省厅工作十八年了。”王厅长说的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是,整十八年了。”

“听说,你要提前退休?”王厅长终于提到了这件事。

李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他点了点头:“是,家里有点事,身体也不太好,想提前退下来,不给组织添麻烦了。”

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王厅长笑了笑,那笑容里看不出任何情绪。

“组织不怕麻烦。”

他说完这句,便不再说话,端起自己的茶杯,轻轻吹着浮在上面的茶叶。

办公室里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李建国的大脑在飞速运转。

他不明白王厅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是象征性地挽留,走个过场?

还是……

“七年前,你下派到安县,做过一次农村孤寡老人安置情况的核查,有印象吗?”王厅长突然开口,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李建国愣住了。

七年前?

那件几乎已经被他遗忘的陈年旧事,怎么会被厅长翻了出来?

他当然记得。

那一次,他发现安县上报的安置数据里有严重的水分。

很多所谓的“集中安置点”,其实就是几间破屋子,老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他顶着县里领导的巨大压力,把真实情况写成了一份内参。

结果,报告被压了下来。

回到厅里后,他还被当时的处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他“不懂顾全大局”,“破坏了和地方的良好关系”。

从那以后,他就学会了“聪明”。

“记得。”李建国低声回答。

“那份报告,我前几天在一个旧档案柜里找到了。”王厅长看着他,“写得很好,很真实,也很尖锐。”

李建国的心跳开始加速。

“建国同志,”王厅长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这样的人,就这么退休了,是省民政厅的损失。”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句话,他曾经在梦里听过无数次。

可当它真的从厅长的嘴里说出来时,他却只感到一阵荒谬。

损失?

一个被闲置了十多年的老科员,能有什么损失?

“厅长,您过奖了。”他本能地客套。

王厅长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跟你说客套话。”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李建国。

“省里最近要成立一个专项巡查组,由省纪委牵头,我们民政厅配合。”

“目标,是针对近五年来,全省部分地区的社会福利资金、慈善捐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彻底的秘密倒查。”

李建国的呼吸停滞了。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把将要出鞘的利剑,剑锋所指,必然是惊天大案。

“这个小组,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老同志,来负责最核心的卷宗梳理和账目核对工作。”

“要求有三条:第一,业务能力必须顶尖,能从最不起眼的旧档案里发现问题。”

“第二,立场必须绝对坚定,能顶住任何压力和诱惑。”

“第三,”王厅长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李建国,“关系网必须干净,和厅里上上下下没有太多牵扯,不容易被任何人影响。”

李建国的心,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他明白了。

他全明白了。

他之所以十八年原地踏步,不被任何人“看见”,正是因为他不拉帮结派,不搞人情世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臣”。

这份“干净”,在过去的和平时期,是他晋升的绊脚石。

可在此刻,却成了他最大的优势。

何其讽刺。

“王厅长……”李建国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为什么是我?”

“因为那份关于安县的报告。”王厅长说,“也因为你这十八年,受了委屈,却没变成一个坏人。你只是心冷了,骨头没软。”

李建国感觉眼眶一阵发热。

“士为知己者死”。

这句话,他只在古书里读到过。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可他已经提交了退休申请。

他已经厌倦了这栋大楼里的一切。

他只想回家,养花,钓鱼,过完自己平庸的下半生。

那颗已经死去的心,还能重新跳动起来吗?

他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写字而布满厚茧的手,又看了看窗外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天空。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厅长以为他会拒绝。

“厅长,谢谢您的信任。”

“只是,我恐怕难以胜任。”

“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很多新东西也跟不上了。”

“我只想……过几天安稳日子。”

他几乎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才说出了这番拒绝的话。

他以为王厅长会失望,甚至会生气。

可王厅长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依旧是那种高深莫测的表情。

“安稳日子?”王厅长轻声重复了一遍,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

他缓缓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没有再劝说李建国。

李建国松了一口气,以为谈话到此结束。

他准备起身告辞,去完成自己未竟的退休手续。

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王厅长做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动作。

他拉开了自己右手边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



他没有打开档案袋,只是用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敲。

“建国同志,你认识陈敬明吗?”

李建国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沙发上。

陈敬明。

老陈。

他的师傅。

那个把他领进民政厅大门,手把手教他写报告、跑基层,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男人。

那个十年前,因为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被一撸到底,最后黯然退休,不到两年就郁郁而终的男人。

这是李建国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一个巨大的谜。

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正直了一辈子、严谨了一辈子的人,怎么会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犯下那种低级的错误。

“他……是我的师傅。”李建国的声音在颤抖。

“嗯。”王厅长点了点头,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李建国面前。

“你先看看这个,再决定走不走。”

李建国低头一看,瞳孔瞬间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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