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称作“第五大发明”的智力游戏，究竟训练了什么？

据说唐太宗极爱巡查考场。有一次他悄悄来到端门，恰逢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个个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太宗看了喜形于色，忍不住赞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大意就是：有为之士，聪明之人，都被我收入掌中了。那股把握天下人才的笃定，隔着千年也能感到一丝帝王的自负。

但仔细咂摸这句话，“英雄”二字在此并非单指勇冠三军，而是“大智为英，大胆为雄”。意思是脑子灵、心气盛、有手段有野望的人，才是真正称得上英雄的角色。官场需要这种人，因为仅有书卷气不够，应对风浪还得胆识魄力。于是，科举制在历史洪流中被夸赞得光芒万丈，仿佛它是中华制度文明的明珠。

中国人对科举并不陌生，它的根本目的其实很朴素：用考试来挑选官吏，既要公平的样子，又要可操作的流程。早期的考试形态并不单一，策论是主轴，辅以诗赋、经义等。然而策论的麻烦在于，它既无严格尺度，又容易人情作祟，甚至成为结党营私的温床。说到底，标准不清就成了滋生问题的土壤，所以最终被八股文取代。

八股之路如何生长、如何定型过程枯燥得很：明成化年间，谢迁等人力倡规范，渐次形成严密格式，限定字数与结构，规定语气与章法，反对自由拓展，仿佛将文心一寸寸归拢，锁入一个精巧盒子。

换个角度看，八股并非纯粹的束缚。它更像一场高级智力游戏。你被限定在狭窄的栈道上，却得走出漂亮的步法；你被规定了拐弯的角度，却要拐出一种风骨。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一环套一环，既像谜题也像机关。命题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题里有题，理中有理。

顺治时限定五百五十字，康熙年间又定七百字上下，字数卡得死，声调要匀，笔画要稳，还要讲究馆阁体的端庄气象。这样的考法筛出来的，至少在“理解文本”“捕捉立意”“归纳推演”“条分缕析”方面是过关的。于是有人赞它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说它让中国社会在漫长年代里保持了某种“智力筛选”的基本盘。

我却很难认同这种欢呼。它固然能筛出“聪明人”，但“聪明”与“能做事”“能做人”之间，并无天然等号。更尖锐地说，古代士子们把书里那一套理想主义拿进官场，会发生什么？答案不是“大概率不行”，而是十成十的碰壁。书里写的是道德秩序，官场里滚的是人情利害。要活，要成，要立威，往往需要一本全然不同的“暗面教科书”。

探花及第、名满天下的徐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年，徐阶被贬到福建延平府做官，基层的小吏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场怎么做官的生动案例正式上演，让他明白基层那套运行逻辑，跟太学里的条分缕析是两码事：

徐阶上任第一件事——处理积案。很显然，他要借着这把火，树旗立威；小吏们心照不宣，也正打算用这桩事回敬他，给他一个“见面礼”。头一仗谁赢，往后“听谁的”就有了谱。所以当他发出清理积案的命令，衙门里的嘴巴个个答应得瓷实，手上却软绵绵，出工不出力，拖字诀用得漂亮。

这时候，若循圣贤书那种理想操作——晓以大义、循章执法、整齐划一——不仅无效，还会落得尴尬甚至惨败的下场。徐阶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咬牙一个多月，铁了心把积案亲力亲为清完，一边做一边算计对策。等他把山一样的案子理顺，转身就对吏员展开“打一批、拉一批”的手段：以贪腐为由敲打几个，扶新抑旧重组队伍，让新的人马与自己的秩序绑定，问题迎刃而解，官威也就从此树住。

这样的操作，在伦理教条里不好看，在现实政治里却是常识。书是书，局是局。抽象的善意若不落在有效的秩序设计与权力运营，往往会被经验老到的小吏们“以不变应万变”。

这还只是“衙门之学”的第一课。地方上还有千头万绪，乡绅、商帮、军伍、宗族、田税、河工、水利，件件都不是清谈能打发的事。徐阶后来“智斗”的故事不绝如缕，足见他会在江湖与庙堂的夹缝中腾挪转圜。可叙述这些传奇，并非为了歌颂权术，而是为了照亮一个残酷现实：读书人走进官场，常常要在“好人”与“成事”之间做艰难选择。很多时候，所谓“成事”的技术清单里，写满的恰恰是“如何聪明地当一个坏人”的能力。你说拧巴不拧巴？一边是温良恭俭让，一边是势利诈伪巧。两套范式同时要求一个灵魂去承载，裂痕从第一天就有了。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样的文化预设延续至今，已经渗入我们的叙事直觉。你翻小说、看影视，如果有人被反复强调“正直”，观众的心里反而会发紧：这人怕是要倒霉。一个社会若普遍相信“正直者必受难”，它的公共伦理能好到哪里去？大众竟不自觉地赞赏“会来事”的油滑，警惕“讲原则”的木讷，这种价值层面的倒挂，比制度的僵化更伤筋动骨。

于是，不少人对科举与八股抱有复杂心情：它在形式上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在功能上却塑造了一种“高智低德”的选拔倾向——不是说被选中的人都低德，而是制度结构中，德行无法被准确测量，反而“机变”与“应试技巧”被系统奖励。

当然，古人不是不懂这些。明清之间，反八股的声音始终不断。到了晚清，改革者几乎把废除八股当作重塑国家的第一步。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了更先进的遴选术？也许更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产生科举？这是与“编户齐民”的国家治理逻辑相匹配的安排。一个庞大帝国，要将千百个县治理得基本同质，就需要一支可以标准化训练、标准化考核、标准化调派的官僚军队。科举正是这种巨型机器的零件生产线，它把思想、文体、书写、语感、逻辑，全都修剪到能即插即用。至于这是否最优，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答案；但在那样的时代，它确实是“可用之法”。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八股的技艺本身：破题，是魂。立意高下，在此一举。破题好的人，先声夺人。古时《论语》排印，每一章开头用一个圆圈“〇”以资区隔。有人居然以这个“〇”出题，让应试者破之。答者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何意？圣人未发言之前，天象已动——天圆地方，先现一圆。短短数语，题旨切中，立意拔高，玩味起伏。这就是八股的迷人之处：纪律森严之内，偶有妙笔生花，像剑客在密林之间翻身，光芒一闪。

再往下，承题接续意脉，起讲入论，随后八股连环：起股铺陈，中股转折，后股扩展，束股收拾，大结提神。每一段的句式、字数、平仄都有讲究，声调起伏要成篇成段地和谐。顺治时限定五百五十字，到康熙时七百字上下，哪怕一个字的增减，都可能牵动整篇均势。书写还得用馆阁体，楷正端凝，像朝服整冠，丝毫不许散乱。启功先生写《说八股》，曾用“导游讲解燕京八景”来拟八股的章法：先点题，再溯源，再引路，再列景，再转折，再铺排，再束语，最后收官，既形似又神似。看完会心一笑，八股的“死”与“活”，都在其中。

也正因其极端形式化，“八股”后来成了僵化的代名词，人们借此讥刺一切套路化、口号化、失去真诚的表达。可是，八股并非只该被嘲。它提醒我们：任何组织化的大规模选拔，都不可避免地要把复杂的人降格为若干可量化的指标。你把“文采”拆成若干句式框架，把“理解力”拆成若干逻辑步骤，把“价值判断”拆成若干标准答案。于是通过者是能“对齐系统”的人，是适应框架的人，是懂得在缝隙里旋转的人。这样的训练，确实塑造了一个帝国的秩序能力，同时也消解了个体的自由呼吸。

我们是不是就该一棍子打死？也不必。世上没有完美制度，只有权衡。问题是，八股之外能不能让“真实世界的能力”进得了考场？能不能在“标准化选拔”之上，叠加“多元情境测评”？能不能把“成事之术”的灰度，以透明、正当的方式引导，而不是逼迫读书人在暗处偷学？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废除某个文体并不会自动带来清明政治，顶多换一套新八股，换一批新口号。

清代文人徐大椿有一首《时文叹》，字字见血：“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一番辛辣，既是对空洞文体的鞭挞，也是对“以术代德、以巧代诚”的痛斥。可惜，诗人的愤怒无法直接变成制度的重建。

于是我们回到开头那句“尽入吾彀中矣”。帝王喜的是把聪明人纳入系统，系统要的是可控与可用。聪明人进了局，就要学会系统的语言、系统的节奏、系统的技巧；若要不被系统吞没，则需有更大的心力与更硬的骨骼。可这些品质，往往不在考试的量尺里。八股在或不在，关键不在形式，而在我们认不认得“能力的复杂性”，敢不敢允许“正直”与“成事”同位共存。当一个社会不再默认“正直者必败”，当我们开始奖励公开的透明博弈而非阴影里的灵巧，那时也许我们才能真正告别“坏人学”的隐秘课程。

把话说到这儿，八股就像一面镜，照见了中国式治理的某些深处：标准化的力量与创新的羁绊，秩序的保障与人的压抑，公平的表象与真实能力的错位。它在历史上曾有效，也曾误人；它训练了敏锐的头脑，也纵容了空转的机巧。若一定要给八股一个定义，我宁愿说：这是一场对思维缜密度的极限训练，同时也是对表达生命力的极限消耗。它让我们知道，聪明只是起点，善良并不天然有用，而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能在复杂世界里，将原初的良知与有效的技艺绑在一起，既不被格式化成冷冰冰的零件，也不在现实里学会“坏”的轻巧。

如果把这份体悟带回今天，或许我们会更珍惜那些既会做事、又不愿放弃原则的人。他们不一定写得出精彩的破题，却能在泥泞里把路踏实；不一定懂八股的声律，却能让制度与人心相互成就。到那个时候，再回头看“第五大发明”的赞歌与讥笑，逼着我们反复追问：我们究竟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个把正直当作弱点的社会，还是一个能让正直站得住脚、让聪明服务于善的社会？当这个答案不再含糊，八股也就真正成为了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