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抗美援朝战争史》《朝鲜战争全史》《志愿军第十五军军史》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01
1937年8月的南京,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室里,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
巨大的沙盘上,代表着国军的红色小旗,被一排排、一列列地插向了上海的方向。
身着笔挺戎装的蒋介石,目光如炬,他用指挥棒重重地点在沙盘上“上海”的位置。
“此战,我们将倾全国之精锐,在此与日寇决一死战!”
他力排众议,决定将他十年心血所系的、刚刚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德械师,悉数投入淞沪战场。
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以一场规模空前的阵地战,来换取西方列强的干预和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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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侍从秘书陈默,正襟危坐,手中的钢笔在会议纪要上飞快地划动,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激动和崇拜,心中却也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和波澜。
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在这间屋子里,被几根指挥棒和几张地图决定了。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湖南乡下,一座古老的祠堂门口,正上演着一场喧闹的告别。
鞭炮的碎屑铺了满地,一面写着“欢送新兵”的红色横幅,在风中猎猎作响。
一个名叫王铁柱的、刚满二十岁的年轻农民,胸前戴着一朵俗气的大红花,正笨拙地向他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秀莲告别。
他身上那套崭新的国军军装,显得有些不太合身,让他看起来既骄傲,又有些滑稽。
他不懂什么国家大义,也不懂什么民族存亡,村里的保长只是告诉他,只要去当兵打东洋,家里就能多分二亩上好的水田。
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穿上这身军装,即将远行的全部意义,也是他能想象到的、能给妻子秀莲最好的未来。
他紧紧攥着秀莲那双因为做农活而变得粗糙的手,憨厚地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秀莲,你等我,等我打了胜仗回来,咱家的禾苗,就有人看了。”
秀莲没有说话,她只是红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默默地把他行囊里那双她连夜赶制出来的千层底布鞋,又往里塞了塞,塞得更紧了一些。
就这样,两条看似永不相交的命运轨迹,一条在南京的最高决策层,一条在湖南的田间地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决定国运的战争,被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九月的南京,秋意渐浓,秦淮河畔的歌舞声依旧,但空气中那股紧张的气息,却一天比一天浓烈。
最高作战室里,那幅巨大的上海军用地图,成了整个南京城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作为文书秘书,陈默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每天根据前线传回的最新战报,更新这幅地图。
他需要用红色的铅笔,划掉那些我们刚刚失守的阵地;再用蓝色的铅笔,标注出日军最新的进攻方向和火力点。
开战之初,地图上的红蓝两条线犬牙交错,在蕴藻浜、罗店、宝山这些陈默此前从未听过的陌生小镇上,进行着反复的、血腥的拉锯。
今天他用红笔刚刚收复的一片阵地,或许明天一早,就要在上级冰冷的命令下,用代表着绝望的蓝色,再次将其覆盖。
他手中的红色铅笔,很快就用得越来越快,也消耗得越来越多。
地图上代表我们国军的那片红色区域,被那代表着死亡和侵略的蓝色,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蚕食。
叔父陈布雷有一次路过他的办公桌,看着他正在描画的地图,叹了口气,沉重地说。
“阿默,你要知道,这地图上每一次小小的标记变动,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条年轻生命的瞬间消逝。”
陈默从那天起,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那些战报上冰冷的伤亡数字,和地图上不断后退的红线,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夜夜纠缠着他。
而在遥远的上海战场,刚刚经历了他人生第一次真正战斗的王铁柱,正趴在一个由战友的尸体和沙袋混合垒成的、散发着恶臭的简易工事里,给他远在湖南老家的秀莲写第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很短,因为他从小没读过什么书,识字不多,很多复杂的字句,都是找同乡的一个排长代他写的。
信上,他极力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轻描淡写地描述着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黄浦江上的巨大轮船。
他说自己在这里一切都好,部队里的长官对他很照顾,而且顿顿都能吃上干的白米饭。
他还开玩笑说,这里就是“放炮仗”的声音有点响,有时候会震得耳朵嗡嗡疼。
他绝口不提,自己刚刚亲眼看到,身边一个和他一样年轻、入伍前还在上学的战友,被一颗呼啸而来的炮弹炸得四分五裂的惨状。
他也绝口不提,自己在第一次看到那些断臂残肢、血肉模糊的景象时,吐得昏天黑地,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出来的狼狈样子。
他只是在信的末尾,用他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反复地叮嘱秀莲,要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等他回来。
02
十月,上海的战局进入了最酷热的白热化阶段。
日军凭借其在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绝对火力优势,不断地向上海增兵,妄图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我们的防线,在敌人如同狂风暴雨般的疯狂进攻下,变得岌岌可危,多处阵地都岌岌可危。
南京作战室里的气氛,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压抑和暴躁。
蒋介石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更加阴沉,他像一头被彻底激怒、却又被困在笼子里的雄狮,来回踱步,焦躁不安。
为了守住阵地,也为了他那个“用空间换时间,以牺牲换取国际社会同情与干预”的政治幻想。
他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场豪赌。
他孤注一掷,将他在“黄金十年”里,耗费了无数心血和金钱,全部由德国军事顾问一手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德械精锐之师,成建制地投入到了上海这个巨大的“血肉磨坊”。
第87师、第88师、第36师,以及被誉为“领袖袖贴身卫队”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这些部队,是陈默在南京的阅兵式上亲眼见过的。
他们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堪称顶级,清一色的德式M35钢盔,手里的步枪是最新式的国造中正式。
士兵们个个年轻、帅气,很多人都是从城市里投笔从戎的学生,脸上洋溢着自信、骄傲和对胜利的渴望。
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最宝贵的希望和元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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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军歌,从南京的下关火车站开赴前线时,整个首都的市民都涌上了街头,夹道欢送。
陈默也混在欢送的人群中,他看着那些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面孔,激动得热血沸沸,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在不远处。
但从前线传回的一封封加密电报和战损报告,却像一盆盆冰水,无情地浇灭了所有人的乐观和幻想。
这些被国人寄予了厚望的精锐之师,在日军压倒性的炮火和近乎无休止的空中轰炸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他们被成批成批地投入到战场,然后又成批成批地、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阵地上。
陈默每天整理的那些伤亡报告,上面的数字,一天比一天更加夸张,更加触目惊心。
一个满编一万四千人的德械师,在补充上去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建制就基本被打残,伤亡人数往往超过半数。
一个整编团冲上一个指定的阵地,往往不到半天的时间,能活着撤下来的就只剩下不到一个营的兵力。
那些年轻的、充满理想的士兵,在残酷的战场上的平均存活时间,甚至不到二十四小时。
战场,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战场,它是一架巨大而又无情的绞肉机,贪婪地吞噬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而在那个巨大的绞蒋介石肉机里的王铁柱,正趴在泥泞不堪、混合着雨水和血水的战壕里,给他家的秀莲写第二封家书。
这一次,他不再说上海的高楼和白米饭,信里,他开始描述战斗的辛苦和上海天气那令人绝望的湿冷。
他说,自己换上了一个新的德国式的钢盔,很结实,能很好地保护脑袋,不像村里二狗子那种草帽。
他在信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他的妻子提出了要求——他希望秀莲能再给他做一双更厚实一点的千层底布鞋。
他说,上海的雨水太多了,战壕里永远都是没过脚踝的积水,他的脚底板总是被泡得发白、发皱,有时候甚至会腐烂掉。
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那位刚刚还教他写了几个复杂汉字的同乡排长,就在他身边不远的一个弹坑里,被日军的狙击手一枪爆了头。
他只是觉得,如果能有一双干爽的鞋子穿,或许就能让自己在这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战争中,活得更久一点。
或许,就能活着,再见到秀莲一面。
03
南京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室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蒋介石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他待在作战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常常一个人对着那幅巨大的、插满了红蓝小旗的地图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他的烟瘾变得极大,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办公室里的那个青花瓷烟灰缸,永远都是满的,里面的烟蒂堆成了一座小山。
军事会议上的争论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气氛不再像开战之初那样激昂和充满信心。
以何应钦、白崇禧等一批深知前线实际情况的高级将领为首,开始在会议上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提出应该要保存实力,适时地从上海战场进行
以何应钦、白崇禧等一批深知前线实际情况的高级将领为首,开始在会议上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提出应该要保存实力,适时地从上海战场进行战术后撤。
他们认为,把所有最精锐的“家底”都毫无保留地消耗在上海这个死地,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近乎自杀式的行为。
但蒋介石固执地、甚至可以说是偏执地拒绝了所有类似的建议。
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在会议上甚至会因为一些战术细节的分歧,而对那些资历深厚的将领破口大骂。
他依旧把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即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关于中日问题的九国公约会议上。
他需要用上海的坚守和巨大的、令世界震惊的牺牲,来向那些还在观望的西方列强们,展示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他渴望,用中国军人的血,来换取他们可能的干预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我们还能退到哪里去?从上海再退,就是我们的首都南京了!”
他在一次决定是否要增兵的会议上,涨红了脸,用他那根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指挥棒,用力地敲打着桌子,对所有将领怒吼道。
“党国的脸面,国家的尊严,还有我蒋中正个人的声誉,都必须在上海,用几十万将士的血,给我硬生生地打出来!”
我看到我的叔父陈布雷,在几次会议上都欲言又止,他作为一个心思缜密、深谙国际政治的文人,或许早已看到了这场豪赌背后那巨大的、难以承受的风险。
但他无法,也不敢,去正面挑战和左右蒋介石那已经近乎疯狂的决心。
十月下旬,整个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进入到了最关键、也最惨烈的收尾阶段。
被日军称之为“血肉磨坊”的大场镇,成了中日双方在这片战场上,争夺的最后一个焦点。
所有身处局中的人都知道,大场镇是上海市区的最后一道陆上屏障,一旦大场失守,那么整个上海战线将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
蒋介石从南京直接下达了手谕死命令,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伤亡,必须死守住大场镇。
更多的德械师部队,像一群群扑向火焰的飞蛾一样,被源源不断地填进了大场这个巨大的无底洞。
陈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图上大场镇那个小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圆点周围,用他那支已经快要秃了的红色铅笔,机械地涂上新的部队番号。
然后再在第二天清晨,面对最新的伤亡报告时,用橡皮擦,悲伤地、无力地,再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擦掉。
王铁柱所在的88师,也被作为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了大场这个已经成为一片焦土的人间地狱。
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残酷、也最血腥的巷战和近身肉搏。
他亲眼看着自己最好的一个兄弟,在一次冲锋时,被对面掩体里伸出的机枪火舌,瞬间打成了筛子。
他开始学会了麻木,学会了在枪林弹雨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睡觉,学会了用手中的刺刀,毫不犹豫地捅进对面那个日本兵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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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战斗的短暂间隙,他蜷缩在一个已经被炸塌了一半的民房废墟里,借着远处燃烧的火光,用一支只剩下半截的铅笔头,在一方捡来的香烟盒的背面,给他远在湖南的秀莲,写下了第三封,也是最后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非常匆忙,字迹也因为激动、恐惧和寒冷,而变得潦草不堪,难以辨认。
信上是这样写的:“秀莲,我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去了。这里的冬天,比我们湖南要冷得多,你把那双新布鞋做好了,就自己穿着吧,别冻着脚。”
他顿了顿,又继续写道:“家里的那二亩田,如果……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你就去找村里的保长,让他看着办。忘了我,找个好人嫁了吧,好好把我们的娃带大……”
写完这封诀别信,还没等他把信封装好,小心地放进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日军新一轮的总攻,又开始了。
铺天盖地的炮弹,像下了一场黑色的、死亡的暴雨,瞬间就把他所在的那个阵地,彻底地夷为平地。
04
10月25日的深夜,南京城的上空,毫无征兆地飘起了冰冷的秋雨。
一份由前线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发来的、标注为最高等级的“S”级加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陈默的手中。
电报的封面上明确写着,此电报必须由蒋介石亲译,不得有任何耽搁。
陈默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立刻拿着电报,快步跑向蒋介石的办公室,敲响了那扇厚重的、似乎隔绝了所有炮火与哀嚎的门。
他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怎么合眼了,整个人深深地陷在巨大的办公椅里,显得格外疲惫和苍老。
陈默看到他接过那份薄薄的电报,用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一个密码一个密码地、极其艰难地译出电文。
然后,陈默看到,他整个人,像被瞬间抽空了所有的精气神一样,颓然地瘫坐在了椅子上,久久没有动弹一下。
那份电报的全部内容,陈默没有资格看到。
他只在递送文件的时候,用眼角的余光,匆匆地瞥到了译文稿上几个触目惊心、用红笔圈出来的字眼。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伤亡已过半……88师仅余残部一团……弹尽粮绝……恳请钧座,准许战术后撤,为党国保留最后一丝元气……”
蒋介石没有立刻回复那份来自前线的、几乎是用血写成的电报,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接到紧急军情后,立刻召集任何人来官邸开紧急军事会议。
他就那样一个人,在烟雾缭绕的、寂静的办公室里,静静地坐了一整个晚上,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陈默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值班室里,陪着他,守了整整一夜。
他能清楚地听到办公室里面,除了蒋介石那一声声沉重的、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的、压抑着的咳嗽声之外,再无半点其他的声息。
第二天清晨,当时钟的时针指向五点,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他办公室里的那部红色电话机的铃声,突然响了,他叫陈默进去。
陈默推开门,看到他依旧保持着昨晚的姿势,坐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双眼布满血丝,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整整十岁。
他没有看陈默,只是抬起他那只因为长期吸烟而微微发黄的手,用一根颤抖的手指,指向了墙上那幅巨大的、令人绝望的上海作战地图。
那上面,代表着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的那些红色小旗,经过一夜的战火洗礼,已经变得所剩无几,稀稀拉拉,看起来是那么的刺眼和悲凉。
“陈默,你去把最新的伤亡统计,拿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听。”他用一种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他,也是对他自己说道。
陈默从文件夹里,拿出了那本厚厚的、仿佛还浸透着前线将士血与火的伤亡报告。
那份报告,是他昨夜通宵不眠,根据所有电报整理出来的、截至10月25日晚24时的最新、也是最精准的伤亡数据。
陈默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在颤抖,他几乎不敢大声呼吸。
“报告介公,参战至今,我军在淞沪战场总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五万人。”
“其中,第87师、第88师、第36师、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中央军德械精锐部队,总计投入兵力约八万人,确认阵亡及战场失踪人数,已超过六万人,多个师级建制,已经名存实亡……”
陈默每念出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都感觉像有一把钝刀,在一下一下地、残忍地割着他自己的喉咙。
他根本不敢抬头去看蒋介石的表情,他怕看到一张怎样的、因为痛苦和悔恨而扭曲的脸。
当陈默念完最后一个师的伤亡数字后,整个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
他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无比沉重的声音,那把德国进口的皮椅,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
他缓缓地走到那幅巨大的地图前,伸出那只同样在微微颤抖的手,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轻轻地划过那些他亲手组建、倾注了无数心血和希望的德械师的番号。
第88师……税警总团……第36师……
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他心中最锋利的、削铁如泥的宝剑,是他用来捍卫国家尊严和个人权威的最后底牌。
而现在,它们在地图上,变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即将被历史无情抹去的代号。
他凝视着地图,良久,良久,然后才缓缓地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回了自己的书桌。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拿出作战命令纸,准备下达新的、让更多人去送死的命令。
他从书桌最里层的、一个从不上锁但谁也不敢动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有着暗红色皮质封面、还带着一把小铜锁的日记本。
这是他的私人日记,是他灵魂的最后栖息地,安放着他所有不能为外人道的痛苦、挣扎、权衡和决断,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翻看。
他用一把小巧的钥匙,打开了那把铜锁,翻到了崭新的一页,然后拿起了桌上那支他最心爱的、笔尖镶金的派克钢笔,开始在纸上书写。
05
陈默站在距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他看到蒋介石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着,好几次,那昂贵的金笔笔尖,都几乎要划破脆弱的、印着竖格的纸张。
他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从他内心最深处的血泊里,艰难地、一个一个地打捞出来的。
终于,他停下了笔。
他没有再看一眼自己写下的东西,就直接合上了那本厚厚的日记,颓然地向后靠在了宽大的椅背上,闭上了疲惫的眼睛。
陈默看到,两行浑浊的、滚烫的泪水,从他那紧闭着的眼角,无声地、缓缓地滑落了下来,消失在脸颊的皱纹里。
他对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陈默,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出去了。
陈默躬身行礼,然后悄无声息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退出了那间充满了烟味和悲伤的办公室。
晚上,陈默辗转反侧,无法入眠。那十六个字究竟是什么?是统帅对精锐尽丧的悔恨?是对战局的绝望?还是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不为人知的战略考量?
那一整天,蒋介石都没有再见任何一位焦急等待的将领,也没有签发任何一份关于前线的命令。
上海前线的几十万大军,仿佛被他们的最高统帅遗忘了。
直到深夜,陈默奉宋美龄之命,端着一碗刚刚炖好的冰糖燕窝,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时。
就在这时,他的叔父,侍从室副主任陈布雷,行色匆匆地、秘密地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
他的神色异常凝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通过层层加密渠道,从湖南乡下,辗转反侧才送达南京的、一份特殊的电报。
叔父告诉他,这份电报,是专门为那些在前线阵亡或者失踪的将士家属,所设立的抚恤查询通道收到的第一批问询。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是一个名叫秀莲的农村妇女发来的,她想询问她丈夫王铁柱的情况。
电报上,只写了短短的一句话,那句话,让陈布雷这个铁石心肠的文胆,都忍不住眼圈发红。
“俺男人王铁柱说去上海打东洋,怎么都两个多月没得信了?当初说好分的田,还算不算数啊?”
叔父看着呆立的陈默,用一种无比沉重的语气说:“蒋公刚刚也看到了这份电报的抄件,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让我立刻把你叫过去。”
“他说,他要把今天早上写在日记里的那句话,亲口讲给你听。”
陈默怀着一种无比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再一次,也是那一夜里最后一次,走进了蒋介石那间如同困兽之斗的办公室。
他没有让陈默坐下,只是让他静静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像一个等待聆听神谕的信徒。
然后,他用一种陈默从未听过的、沙哑得近乎自言自语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那十六个字。
听完这番话,陈默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背一阵发冷,他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淞沪会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