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01
1945年的夏天，当胜利的红旗已经在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上空猎猎飘扬时，整个苏维埃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狂热的喜悦之中。
但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那高高的、厚重的红墙之内，气氛却远没有红场上的阅兵式那般欢腾和轻松。
年轻的内务部低阶记录员阿列克谢，正在他的上级，安德烈·日丹诺夫同志的办公室里，整理一份刚刚由国家最高人口统计局呈报上来的、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报告。
阿列克谢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这让他得以从炮火连天的前线退下来，成为一名看似体面，实则在权力中心处于最边缘地带的文职人员。
报告上的每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都像一枚枚还带着温度的弹片，深深地、无情地刺痛着他的眼睛。
伟大的苏维埃联盟，在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中，损失了超过两千七百万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正值婚育年龄的、宝贵的青壮年男性。
报告的最后几页，是用触目惊心的红色墨水，特别标注出来的、更加令人绝望的数据。
在某些经历了残酷拉锯战和焦土政策的地区，例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区域，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一比四，乃至一比五。
这意味着，每四个年轻、健康、等待着丈夫归来的苏联姑娘中，就有三个人，将永远也等不到她们心爱的丈夫或者年轻的未婚夫，从那场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战争中归来。
这个国家，虽然打赢了战争，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灾难。
而在千里之外，曾经是战争绞肉机的斯大林格勒郊外的一个集体农庄里，二十六岁的寡妇卡秋莎，对此还一无所知。
她正驾驶着一台破旧不堪、却被她擦拭得锃亮的“斯大林”号拖拉机，在那片刚刚解冻的、还混合着生锈弹片和焦黑泥土的黑土地上，来回地、不知疲倦地耕作。
阳光下，她那因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显得有些壮硕的身影，和那娴熟得不输于任何男人的驾驶操作技术，是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为数不多的、充满了顽强生命力的亮色。
她的丈夫伊万，一名勇敢的红军下士，在他二十四岁那年，牺牲在了两年前那场最惨烈、最残酷的城市保卫战中，连一块完整的遗骨都没有找到。
那张薄薄的、印着镰刀锤子和红色五角星的阵亡通知书，至今还被她小心翼翼地压在床头那本旧相册的第一页，照片上，伊万笑得像个孩子。
每天，当她拖着几乎要散架的疲惫身体，从冰冷的田里回到那间狭小而又简陋的小木屋时，她五岁的儿子，小伊万，都会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从门口跑过来，紧紧地扑进她的怀里。
看着儿子那双酷似丈夫的、明亮的蓝色眼睛，卡秋莎的心里，既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又被一种无法言说的、对漫长未来的深深迷茫所笼罩。
没有男人的家，没有男人的农庄，甚至是没有男人的国家，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
盛大的、举世瞩目的胜利日阅兵式，终于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举行了。
阿列克谢拄着他那根已经磨得光滑的木制拐杖，站在观礼台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看着一队队雄壮的、经历了战火残酷洗礼的士兵，迈着整齐划一的、震动大地的步伐走过列宁墓。
他听着那一声声响彻云霄的、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的“乌拉”声，内心也跟随着周围欢腾的人群，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但他很快就敏锐地注意到，在他身边，在整个红场上那片如同红色海洋般欢腾的人群中，十个人里至少有七个，都是女性。
她们穿着自己压在箱底的、最漂亮的节日盛装，手里挥舞着鲜花和印着镰刀锤子的小旗帜，脸上洋溢着作为胜利者的、无与伦比的喜悦。
但当电视转播的镜头，扫过那些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但人数已经变得稀疏的士兵方阵时，她们的笑容里，又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混杂着骄傲、心酸和无尽悲伤的复杂情绪。
她们在人群中努力地伸长了脖子，在寻找，在期盼，在幻想着奇迹的发生。
但她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她们要等的那个人，她们日思夜想的那张脸，再也，也回不来了。
在遥远的斯大林格勒的集体农庄里，那间简陋的、作为公共食堂的大礼堂广场上，卡秋莎和农庄里其他的几十个女人、老人和孩子，也正围着一台老式的、需要不断调整天线的收音机，紧张地聆听着来自莫斯科的阅兵实况转播。
当收音机里传来领袖斯大林同志那沉稳而又充满了力量的讲话时，当他用低沉的嗓音，念到那些为了保卫苏维埃祖国而英勇捐躯的英雄们的名字时，广场上响起了一片被刻意压抑着的、但却更加令人心碎的抽泣声。
每一个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名字，都像一把无情的刀子，狠狠地扎在某个女人的心上，因为那背后，代表着一个彻底破碎的家庭，一个心碎的妻子，或者一个白发苍苍的母亲。
卡秋莎紧紧地抱着怀里那个似懂非懂的小伊万，把他的小脑袋用力地埋在自己的胸前，她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流泪的样子。
她只是在他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用一种充满了自豪和坚定的语气，轻声地对他说。
“小伊万，你听到了吗？你的爸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是所有人的骄傲。”
短暂的、狂热的胜利喜悦，很快就被战后重建那沉重无比的压力和无比严酷的现实所彻底取代。
克里姆林宫的深夜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灯火彻夜通明。
阿列克谢作为会议的低阶记录员，有幸旁听了每一次的闭门讨论，也因此接触到了那些普通民众永远无法知晓的国家最高机密。
人口危机，这个冰冷而又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话题，被正式地、严肃地摆上了最高决策层的桌面。
02
一位来自苏联科学院的、头发花白的专家，在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会议上，用幻灯片，向在座的所有高级官员，展示了一系列令人感到沮丧和绝望的数据。
他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学术性的语调指出，按照目前苏维埃联盟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和因为战争创伤而持续低迷的社会生育率来计算，国家至少需要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
而这，将严重地、甚至是致命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战后工业重建速度和未来的综合国力。
“同志们，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打赢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人口问题，而输掉未来的和平与发展！”
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日丹诺夫同志，在听完报告后，站起身来，用他那特有的、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的语气说道。
“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尽一切办法，让苏维埃的母亲们，为我们生下新一代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核心的政治任务！”
会议室里，平日里威严的官员们，为了如何能快速地、有效地提高全国的生育率，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各种各样大胆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想法，都被提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刚刚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集体农庄里，也迎来了一位新的领导者。
他叫尼古拉，是一位在战场上失去了整条右臂的独臂战斗英雄，他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后，从前线退役，被组织上直接分配到卡秋莎所在的这个集体农庄，担任新的主席。
他的到来，在这个几乎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死气沉沉得像一潭死水的社群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夹杂着各种复杂情绪的骚动。
女人们看着他那身还没来得及换下的、缀满了各种闪亮勋章的旧军装，眼神里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佩和少女般的好奇。
但当她们的目光，落在他那空荡荡的、随着走路而前后晃动的右边袖管时，又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因为他身上那股浓烈的、尚未散尽的战争气息，总会勾起她们对自己阵亡丈夫的、最痛苦的回忆。
尼古拉是个极其沉默寡言的男人，他很少主动说话，那张被战争磨砺得如同雕塑般的脸上，也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他每天只是用他那只仅存的、强壮有力的左手，拼了命地、近乎自虐般地埋头工作。
他似乎想用这种永不停歇的劳作，来忘记战争留给他的所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以及那份对未来的、同样的迷茫。
莫斯科方面，很快就尝试了一些常规的、政治正确的、但收效甚微的办法，来试图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
比如，国家的宣传部门，开始在《真理报》和《红星报》等各大官方报纸和期刊上，用最显眼的版面，大力地宣传那些战斗英雄们的英勇事迹。
他们会精心地挑选那些形象英武、政治背景清白的年轻英雄，刊登他们穿着军装的、英气逼人的照片，并附上他们的个人简介、战斗功绩和对未来伴侣的期许，以及最重要的——通信地址。
他们鼓励全国所有的单身女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共青团员，踊跃地给这些素未谋面的英雄们写信，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他们天真地试图通过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政治挂帅”的英雄配对方式，来解决一部分英雄们的个人婚姻问题，并以此来树立新的社会榜样。
但这种方法，覆盖面实在太小，效率也极其低下，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毕竟，那些从尸山血海中活着回来的战斗英雄，相对于那数以千万计的、嗷嗷待哺的单身适龄女性来说，实在是太少了，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集体农庄，卡秋莎也曾经在几个同样守寡的好姐妹的怂恿下，从一份旧报纸上，小心翼翼地剪下了一个年轻的、笑容灿烂的坦克英雄的照片。
她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用她那因为长期开拖拉机而变得粗糙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了一封充满了少女般羞涩和对未来美好期盼的求爱信。
但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就如同一颗小小的石子，被投进了深不见底的、黑色的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一丝的回音。
她看着身边那些和她一样，在最好的年华里就失去了丈夫的姐妹们。
大家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劳累，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话题，已经不再是美好的爱情和对未来的甜蜜憧憬。
她们谈论的，是如何才能从主席那里，多分配到一些紧缺的土豆和过冬的煤炭，是如何能独自一个人，把年幼多病的孩子抚养长大。
她们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那种少女应有的光芒，对于婚姻和男人，她们似乎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只剩下最现实的生存需求。
在莫斯科，在又一次只有极少数核心高级成员参加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深夜秘密讨论会上。
一个更大胆、更激进，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惊世骇俗的“特别计划”，被一位主管内务的、以作风强硬著称的高级干部，正式地提了出来。
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非常简单，也非常粗暴。
那就是：暂时在法律和道德的层面上，彻底模糊“婚姻关系”与“生育行为”之间的那条明确的界限。
以国家和整个斯拉夫民族未来的名义，去公开地、大力地鼓励、甚至用物质和荣誉来奖励那些“非婚生育”的行为。
并且，将所有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权利、社会福利和至高无上的社会荣誉，全部都无条件地归于她们伟大的母亲——那些为国家繁衍后代的“英雄母亲”。
这个提议一被说出口，整个戒备森严的会议室，都陷入了死一般的、令人感到窒息的寂静。
阿列克谢在记录这几句堪称离经叛道的话的时候，他那只握着钢笔的手，都有些控制不住地颤抖。
他知道，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如果这个疯狂的计划真的被付诸实施，那将意味着什么。
它将彻底地颠覆整个苏维埃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沿袭了数百上千年的传统道德、家庭伦理和婚姻观念。
但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或许，真的是一剂能够拯救这个刚刚经历了巨大失血的、虚弱的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猛药。
03
而在那个遥远的、被世人遗忘的集体农庄里，卡秋莎和新来的主席尼古拉之间的接触，因为日常工作的原因，变得越来越频繁。
尼古拉依旧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但他总会在卡秋莎那台破旧的拖拉机又一次抛锚在田地里的时候，用他那只仅存的左臂，默默地、满身油污地，帮她修理整整一个下午。
他也会在卡秋莎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无法去食堂领食物的时候，把他自己的那份定量供应的黑面包和宝贵的牛奶，悄悄地放在她家小木屋的门外。
他欣赏卡秋莎身上那股如同草原上的向日葵般、永远向着太阳、充满了顽强生命力的乐观和能干劲儿。
而卡秋莎，也渐渐地发现，这个看起来冷若冰霜、难以接近的独臂战斗英雄，那空荡荡的右边袖管之下，隐藏着一颗比任何人都更温柔、也更伤痕累累的、需要被温暖的心。
一种微妙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特殊情愫，开始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在他们两个人的心里，悄悄地滋生、蔓延。
但他们谁也没有勇气，去捅破那层薄薄的、隔在他们之间的窗户纸。
在那个思想还相对保守的年代，一个烈士的遗孀，和一个身体有严重残疾的战斗英雄，他们的结合，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各自内心的巨大挣扎，还有来自周围所有人的、充满了同情、怜悯甚至非议的巨大社会压力和伦理审视。
在克里林宫，经过了无数次的、核心小范围内的激烈权衡和反复争论之后。
在得到了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同志那句著名的、意味深长的“原则上不反对，但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的默许之后。
那个惊世骇俗的“特别计划”，最终还是以一种非公开、非正式的、甚至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形式，通过各级严密的党组织和共青团的内部系统，像一道无声的潜流，悄悄地传达了下去。
阿列克谢亲手打印了那份足以改变千千万万苏联女性命运的、却又极其简短的秘密文件。
那份文件上，没有任何官方抬头的红头文件标识，也没有任何一位具体负责人的亲笔签名，只在文件的末尾，盖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故意做得模糊不清的、无法辨认来源的圆形印章。
文件的核心指导思想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那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面对“新时期下严峻的人口问题”时，必须做到“灵活理解中央精神，大胆执行相关政策，解放思想，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很快，整个苏维埃联盟的官方宣传机器，都发生了极其微妙的、但又指向性明确的耐人寻味的变化。
《真理报》和《红星报》的头版上，不再连篇累牍地去宣传那种“一对一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和“牢不可破的神圣婚姻家庭”。
取而代之的，是对“英雄母亲”这个光荣称号的、铺天盖地般的、不遗余力的大力赞美和宣传。
在那些新绘制的、张贴在工厂和农庄墙壁上的宣传画上，一个体态丰满健康、笑容灿烂的母亲，幸福地怀抱着好几个孩子的经典形象，彻底取代了过去那种夫妻二人亲密合影的传统构图。
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向所有生育了多个孩子（宣传中刻意模糊了婚生与否的区别）的女性，隆重地授予“英雄母亲”的光荣勋章。
并且，给予她们极其丰厚的物质奖励和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孩子在入托、上学、参军等所有方面，都享有优先权。
整个国家，都在用一种沉默但却异常强大的方式，向所有的苏联适龄女性，传递着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
为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的未来，去生育吧，你们不必在乎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必为没有婚姻而感到羞耻，因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都将是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英雄。
在遥远的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集体农庄里，这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也像一阵温暖的春风一样，开始在那些压抑了太久的、正值虎狼之年的女人们的心里，吹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一些思想比较开放、或者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胆子比较大的寡妇，开始主动地向农庄里这唯一的、也是最优质的男性资源——主席尼古拉，发起了或明或暗的“情感攻势”。
她们会借着汇报生产工作的名义，穿着自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那件连衣裙，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待上很久很久，眼神大胆而又炽热。
甚至，还有个别更加直接的女人，在某个寂静的深夜，敲响过他那间孤零零地立在农庄边缘的小木屋的房门。
但尼古拉，都用一种近乎冷酷和不近人情的强硬态度，将她们一一地、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他依旧每天和卡秋莎保持着那种不远不近的、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工作关系。
只是，他看卡秋莎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炽热，那里面有欣赏，有怜惜，还有一种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强烈的占有欲。
04
一个大雪纷飞的、异常寒冷的夜晚，足以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意外，发生了。
卡秋莎的儿子小伊万，突发急性的、来势汹汹的肺炎，高烧不退，很快就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小脸烧得通红。
外面的暴风雪，下得铺天盖地，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白茫茫，能见度不足五米，积雪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膝盖。
农庄那台唯一的老掉牙的拖拉机，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根本无法发动。
而农庄距离镇上那个唯一的、简陋的医院，有足足十几公里的、崎岖难行的雪路。
卡秋莎抱着怀里身体滚烫、气息已经变得微弱的儿子，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彻骨的绝望。
她抱着儿子，跪在厚厚的雪地里，任由冰冷的雪花打在她的脸上，无助地、撕心裂肺地放声哭喊。
就在她快要彻底崩溃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熟悉的身影，像一座沉默的山一样，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是尼古拉。
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走上前，从已经快要虚脱的卡秋莎的怀里，小心翼翼地、却又无比坚定地接过了孩子。
他用自己那只仅存的、强壮有力的左臂，紧紧地把孩子护在自己那件温暖的旧军大衣里，让他免受风雪的侵袭。
他那只在战争中失去的、空荡荡的右边袖管，在肆虐的白色风雪中，剧烈地飘扬着，像一面永不倒下的、残破的旗帜。
他对已经哭傻了的卡秋莎，用尽全身的力气，吼了一句：“还愣着干什么！跟上我！”
然后，他就抱着孩子，在那深可及膝的、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雪地里，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艰难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向着镇上医院的方向，跋涉而去。
卡秋莎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那个高大而又残缺的、在风雪中显得那么孤独和悲壮的背影，眼泪和着冰冷的雪花，一起疯狂地落下。
他们就那样，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之中，在足以吞噬一切的暴风雪里，走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晨，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像两个雪人一样，赶到了医院。
孩子的命，最终被抢救了回来，保住了。
在医院那条冰冷的、散发着浓烈消毒水味道的走廊里，已经精疲力尽、几乎要虚脱的尼古拉，靠在斑驳的墙壁上。
他突然转过头，看着同样筋疲力尽、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卡秋莎，用一种沙哑的、充满了颤抖的声音说：“卡秋莎，嫁给我吧。”
卡秋莎愣住了，她以为是自己太累了，身体出现了幻听，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尼古拉看着她，那双在残酷的战场上都未曾有过丝毫畏惧的眼睛里，此刻却充满了痛苦、卑微和深深的挣扎。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断了一只胳膊的废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也给不了你最好的生活。”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这么辛苦，这么无助了。嫁给我，至少…至少以后孩子再生病，或者家里的拖拉机再坏了，能有个人帮你一起扛。”
卡秋莎看着这个在战场上都不曾退缩半分的战斗英雄，此刻却为了她，卑微到了尘埃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那汹涌的情感。
她扑进他那并不宽阔但却无比坚实的怀里，抱着他，放声大哭。
他们的婚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得到了整个农庄、甚至整个地区苏维埃组织的一致祝福。
在人们看来，一个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和一个独自抚养着烈士遗孤的坚强寡妇的结合，是再光荣、再政治正确不过的选择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模范事迹。
然而，就在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去镇上的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尼古拉却突然找到了正在灯下，为自己缝制一件简单新婚礼服的卡秋莎。
他的脸色惨白得像雪地里的积雪，那双总是充满了坚定力量的眼睛里，此刻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恐、绝望和巨大的痛苦。
他将一份刚刚从莫斯科通过加密军事渠道，紧急寄送过来的、用厚厚的牛皮纸包裹的绝密文件，用那只仅存的、颤抖不已的手，递到了卡秋莎的面前。
“卡秋莎，我们…我们不能结婚了。”他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却又重如千斤。
卡秋莎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她不解地看着他，脸上还带着一丝即将成为新娘的羞涩红晕。
“为什么？尼古拉，你是什么意思？我们明天，明天就要去登记了啊。”
尼古拉痛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根本不敢去看卡秋莎的脸，声音沙哑得如同两块粗糙的砂纸在互相摩擦，几乎不成调。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
“这是…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你的丈夫伊万，他的…他的最后一份档案…”
尼古拉深吸了一口气，似乎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卡秋莎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瞬间崩塌和毁灭的话。
卡秋莎感觉自己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变成了一片可怕的空白，她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她颤抖着，撕开了那个厚厚的、盖着红色印章的牛皮纸文件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