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陈默，只有你能救我了。”
二十年后，那个曾让我仰望的女人，浑身湿透地站在我的别墅门口，声音颤抖。
我递给她一杯热水，看着她苍白憔悴的脸，心中一片冰冷。
我平静地问：“林老师，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
她握着水杯的手猛地一紧，滚烫的水洒了出来，她却仿佛没有感觉，只是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绝望眼神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不好，一点都不好。”
01
我的小时候，过得挺灰暗的。
我们那个小镇叫红旗镇，地方不大，人也不多，谁家有点事儿，不出半天全镇都知道了。
我爹走得早，我妈一个人踩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活，那“咔哒、咔哒”的声音，就是我们家生活的全部动静。
穷这个东西，就像黏在身上的泥巴，甩不掉，也洗不干净。
所以那时候的我，不爱说话，看谁都觉得不顺眼，像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
直到林知秋来了，我的世界才好像被人开了一盏灯。
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十岁。
林老师是师范学校刚毕业分来的，听大人们说，她是我们村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是飞出去又飞回来的金凤凰。
她第一天走进我们那破教室，穿了件白色的衬衫，还有一条长到膝盖的裙子，干干净净的。
风从烂了块玻璃的窗户吹进来，把她的长头发吹得飘了起来，也把我那颗没见过啥世面的心给吹乱了。
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从来不大声骂人，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两个小酒窝，比我过年才能吃到的水果糖还甜。
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不好不坏，就是作文写得还行。
因为平时不说话，心里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就全写在本子上了。
林老师好像能看懂我写的东西，她总是在上课的时候，念我写的作文。
用她那么好听的声音，把我那些自己都觉得上不了台面的想法，念成了能得到表扬的句子。
有一次下了课，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本崭新的书，是《平凡的世界》。
她在书的第一页上，用很好看的钢笔字写了一行话：“陈默，希望你能像孙少平一样，就算在最普通的世界里，也要有最了不起的梦想。”
那本书，我翻来覆去地看，看到书角都卷起来了。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多了个秘密。我开始偷偷为她做点事。
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学校，用我那小身板，吭哧吭哧地从几十米外的那口老井里，给她打满一整桶水。
下课了，别的同学都跑出去玩，我就偷偷溜回教室，用抹布把她的讲台擦得干干净净，黑板也擦得能照出人影。
我妈偶尔会给我一毛两毛的零花钱买早点，我都攒着，攒到五毛钱，就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一颗最大最贵的大白兔奶糖。
然后趁办公室没人，偷偷塞到她备课用的书本里。
我以为她不会发现。有一次，她到我家来家访。
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看着她坐在缺了一条腿得用砖头垫着的板凳上。我妈用那种家里待客才舍得用的粗陶碗，给她倒了一碗茶水。
我们家太破了，墙上全是裂缝，屋里就一个昏暗的小灯泡，我怕她会嫌弃。
可她没有，她就坐在那里，很自然地跟我妈聊天，问我的学习情况。
走的时候，她摸了摸我的头，声音很轻地说：“陈默，你很懂事，糖很好吃。不过以后别买了，把钱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全红了，像被开水烫过一样，热得不行。
原来，她早就知道了。
我的日记本里，每一页都写满了“林老师”这三个字。
那个春天，一个男孩子心里所有的秘密，都像地里没人管的野草，拼了命地长，虽然没人知道，但长得特别热闹。
02
那点偷偷摸摸的美好，就像夏天早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什么都剩不下了。把这一切都晒干的，是我们学校的校长，王建国。
王建国那年四十五岁，老婆生病死了有三年了，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
在我们那个小镇，他算是个大人物，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总是挺着个微微发福的肚子，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好像整个学校都是他家的一样。
他看林老师的眼神，我一个十岁的小屁孩都看得懂，那种眼神不是喜欢，是像看一件好东西，想把它弄到手。
他开始天天往林老师的办公室跑。
今天送一瓶城里才有的雪花膏，说女老师要注意保养手。
明天就从家里拎来一块肥嘟嘟的五花肉，说是自己家亲戚杀的猪，让她拿回去补补身子。我们那时候，谁家能经常吃上肉啊？这些东西，实在得很。
镇上传起了风言风语。
大人们在田埂上，在小卖部门口，都在说这件事。说林老师家祖坟冒青烟了，能被王校长看上。
林老师的爹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我们那个镇。
听说王校长去他们家提亲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一个劲儿地劝女儿，说嫁给校长，以后就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还能帮衬娘家。
我心里越来越慌，就像自己的宝贝要被人抢走了。
那种感觉，又着急又没办法。我能干什么呢？我只是一个穷学生，连给她买糖的钱都得一毛一毛地攒。
快毕业那阵子，我想出了一个现在看起来特别傻的主意。
我跑到后山，花了一整个下午，采了一大捧野花。
有黄色的，有紫色的，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白色小花。我把它们用狗尾巴草小心地捆起来，藏在我的书包里。
我打算在毕业那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送给她。我想告诉她，我长大了要去城里，会挣很多钱，比王校长多得多的钱，到时候我回来找她。
这个傻乎乎的念头，在我提前放学路过她办公室的时候，碎得连渣都不剩。
那天因为要开老师会议，我们五年级提前放学了。
我背着书包往外走，习惯性地朝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我看见她趴在办公桌上哭，肩膀一抖一抖的，看着特别可怜。
王建国就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慢悠悠地说：“知秋啊，别哭了。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你爹妈身体又不好，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你跟着我，我保证，以后你就再也不用吃苦了。”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子，傻愣愣地站在窗户外面。
原来，我心里那个像仙女一样的林老师，也会为了“不用再吃苦”，去选择一个她根本不喜欢的，比她爹还老的男人。
原来，我偷偷藏在心里的那点光，在现实面前，这么不值钱。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热闹。那天天气特别好，好得让人心里发慌。
全校的老师和一些学生代表都去了王建国家里吃酒席，他家院子里摆了十几桌，人来人往的。我没去，我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隔着好多人头，看着她。
她穿了一身大红色的旗袍，头发盘了起来，化了妆，是很漂亮。
但是她脸上的笑，我隔着那么远都看得出来，是假的，比哭还难看。王建国满脸放光，挺着肚子，得意地牵着她的手，一桌一桌地给客人敬酒。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转身就跑。
我一口气跑到了学校后山，那个我经常去的水塘边。
我从书包里拿出那捧已经被我捏得不成样子的野花，看着它们，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砸在脚下的泥土里。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那束花狠狠地扔进了水塘里。花束在浑浊的水面上打了几个转，然后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再也看不见了。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我对着那个水塘，对自己说，陈默，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这个破地方。
将来，你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反过头来求你。
也包括她，林知秋。
03
从那天以后，我就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是那个在大人面前低着头，心里藏着事的闷葫芦了。
我世界里的色彩好像都褪去了，只剩下黑白两色，一个是课本上的铅字，一个是泥地里的汗水。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密不透风地用在了学习上，好像一头不知道疲倦、只知道埋头耕地的牛。
初中，高中，六年时间，我的名字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学校光荣榜的第一名。
每年放寒暑假，镇上的同龄人三五成群，笑闹着去河里摸鱼，去后山掏鸟窝，而我，则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工地上给人搬砖头，扛水泥。
工地的活又脏又累，像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酷刑。
夏天，滚烫的太阳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又涩又疼，混着水泥粉末，在脸上冲出道道灰色的沟壑。
冬天，刺骨的冷风刮在脸上，像无数把小刀在割，耳朵和手指都冻得通红，失去了知觉。
手上的水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旧的磨破了，新的又长出来，最后变成了一层蜡黄色的、粗糙坚硬的老茧。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身体上的疼痛，反而像一种清醒剂，让我头脑无比清晰。
每当累得骨头都快散架，想要一头栽倒在沙堆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午后，想起池塘里那束慢慢沉下去的野花，想起林知秋那张挂着泪痕、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脸。
然后，一股新的力气就会从心里涌出来。
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离开这里。这个念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我的灵魂上。
我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学的是建筑。
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工地上那个总是叼着烟、满身尘土的工头跟我说，咱们这行，只要肯吃苦，脑子活，搞建筑的最赚钱。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一向坚强的母亲哭了。她没说别的，只是默默转身回了那间昏暗的老屋，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卖了，甚至包括我们家那块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基地。她把换来的一沓沓零散的钱，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包了一层又一层，郑重地交到我手里。
她的手在抖，声音也带着颤：“儿啊，妈没啥大本事，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你不能跟妈一样。你出去了，就好好干，干出个名堂来。以后……就别再回来了。”
大学四年，我比高中的时候还要拼命。
我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把每一天都切割成无数个任务。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和各种兼职地点之间连轴转。
我给有钱人家不听话的小孩做家教，耐着性子一遍遍讲解他们不屑一顾的题目；我给设计公司画图纸，熬得双眼通红，只为挣那点微薄的报酬；假期我就跑到各大建筑工地上实习，最脏最累的活我抢着干，因为那能让我离这个行业的核心更近一步。
毕业的时候，别的同学还在为海投的简历石沉大海而发愁，我已经靠着自己一分一毫攒下的钱，在一个不算核心的地段，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
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本地知名的地产公司，从最底层的技术员干起。
我那种不要命的工作态度，让所有人都对我印象深刻。
为了一个项目方案的细节，我可以三天三夜不合眼，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图纸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抠；为了拉拢一个能决定项目生死的客户，我可以在酒桌上陪着笑脸，一杯接一杯地灌烈性白酒，喝到胃出血被送进医院，从病床上醒过来的第一件事，还是抓起手机问助理：“合同签了没有？”
我用了短短三年，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技术员，坐上了公司最年轻的项目经理的位子。
二十九岁那年，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我辞掉了那份在外人看来前途无量的工作，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押上全部身家，找朋友借了一大笔钱，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我把我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当时无人看好的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上。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说这个项目是块硬骨头，水太深，一不小心就会赔得血本无归。
但我赢了。那一次，我赢得惊心动魄，也赢得无比漂亮。
现在，我三十三岁。
我的公司即将上市，在任何场合，别人都客气地称呼我一声“陈总”。
我开着几百万的豪车，住在一个能俯瞰整条江景的顶层大平层里。我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也终于成了我当年站在池塘边，发誓要成为的那种人。
我一直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正经谈过一次恋爱。
公司里跟我最久的几个高管，私下里都开玩笑说，陈总心里肯定藏着一个白月光，一个爱到深处、至今都忘不掉的人。
他们猜对了一半。我心里确实藏着一个人，也确实忘不掉。
但那不是爱，是恨。是我所有动力的源头，是我前半生所有伤疤的总和。
我不是在怀念，我是在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我可以站在她面前，把我过去那些被踩在泥土里的委屈和不甘，连本带利地讨回来的机会。
04
这个机会，在一个刮台风的晚上，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风也刮得吓人，窗户被吹得“呜呜”响。
我刚陪一个大客户喝完酒，司机把我送到楼下，我自己坐电梯回了家。一身的酒气和疲惫，只想赶紧洗个澡睡觉。
刚脱下被雨淋湿的外套，门铃就响了。
这么晚了，雨又这么大，还能有谁？我的助理？不可能，她知道我最烦下班后还谈工作。生意上的朋友？更不可能，没人会在这种鬼天气上门拜访。
我有点不耐烦地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外面楼道灯光很暗，只能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人影，看不清脸。
我把门打开了。一道闪电正好从天边划过，瞬间照亮了门外那张脸。那一刻，我真以为是自己酒喝多了，眼睛花了。
是她，林知秋。
她全身都湿透了，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雨水顺着她苍白的脸颊往下流。她身上穿的衣服，是那种很老土的款式，颜色也洗得发白了。
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姑娘，早就消失不见了。
眼前这个女人，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全是皱纹，眼角的皮肤松松地耷拉着。她今年才四十二岁，但看起来，比我那个在乡下操劳了一辈子的妈，还要老上几分。
她看见我，眼神先是躲闪了一下，好像很害怕，很羞愧。
接着，又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嘴唇抖个不停，好半天才说出那句话：“陈默，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没说话，往后退了一步，算是让她进来了。
屋里开着暖气，很暖和，跟门外的鬼天气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从鞋柜里拿了双新拖鞋扔在地上，又从浴室拿了条干毛巾递给她。她来接毛巾的手，抖得跟筛糠一样。
她很局促地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
脚下的雨水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摊黑乎乎的印子，跟我这装修得金碧辉煌的房子格格不入。
我没管她，自己走到酒柜前倒了杯红酒，然后往沙发上一坐，隔着一张大理石茶几，就那么看着她。
她好像受不了我这种眼神，在我开口之前，“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陈默，我知道我没脸来求你，我……我不是个好老师……但我真的没地方去了，你能不能……看在，看在我们师生一场的份上，帮帮我……”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额头抵着冰凉的地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肩膀，一抽一抽的。
就在她跪下去的时候，她随身背着的那个又旧又破的单肩包，从肩膀上滑了下来，掉在地上。
一个白色的信封，从没拉严实的包口里，滑出来了一个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