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
王建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个笑话。
一个被焊枪火花烫了二十年，最后连个响儿都没听见的笑话。
九十年代的东北，国营红星机械厂就是天。
王建国是厂里第三代工人，他爹是八级钳工，他爷爷是建厂元老。
他自己呢？
二十岁进厂，从学徒干起，手上起的泡换了一茬又一茬，硬是成了全厂最年轻的五级焊工。
他焊的活儿，用老师傅的话说，叫“免检产品”。
那条焊缝，跟尺子画出来的一样，光滑、均匀，敲开来，里面连个气泡都找不着。
厂里但凡有重要任务，第一个点名就是他王建国。
劳模、先进个人，他办公室抽屉里锁着的红本本，能铺满一整张床。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他们教给王建国的，也就两字：本分。
好好干活，别耍滑头，是你的东西，总归是你的。
王建国信了。
所以当厂里宣布，有一个去德国克虏伯学习新技术的公派名额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板上钉钉，就是王建国的。
连车间主任都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国，好好准备，别给咱红星厂丢脸。”
他为了这事儿，把压箱底的初中课本都翻出来了，天天晚上熬夜啃。
他甚至开始幻想，学成归来，怎么带着车间的弟兄们，把那台德国进口的新机器玩出花儿来。
可就在名单公示的前一天，风向变了。
厂长的小舅子，一个在后勤科天天喝茶看报纸，连扳手都认不全的家伙，叫李鬼。
对，就是这个名字，李鬼。
他成了那个去德国的人。
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整个车间炸响。
工友们替他鸣不平，骂骂咧咧，但声音越来越小。
王建国不信邪，他冲到厂长办公室，想问个明白。
厂长正泡着茶，眼皮都没抬一下，慢悠悠地说：“小王啊，年轻人要看长远，这次是综合考量。”
什么是综合考量？
王建国不懂。
他只知道，自己二十年的心血，被别人一句话就给抹了。
那份本分，那份老实，在这一刻，像个天大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
更狠的还在后头。
没过半年，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
“下岗”这个词，像瘟疫一样在厂里蔓延。
第一批名单里，王建国的名字，赫然在列。
给的理由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率。
他拿着那笔少得可怜的遣散费，站在工厂门口，回头望着那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
他觉得，自己前半辈子，都喂了狗了。
那个憋屈的秋天，王建国揣着兜里所有的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没有目的地。
就一个念头：离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
2
火车咣当了三天三夜，把王建国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吐到了一个湿热黏腻的南方小城。
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遍地都是工地和机会，也遍地都是坑。
王建国两眼一抹黑，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味，跟这里的人说话都费劲。
他想找个工厂发挥自己的技术，可人家一看他那身老旧的工装，都摆摆手。
这里要的是能“搞活经济”的人，不是他这种只懂埋头干活的“傻大个”。
不到一个月，他带的钱就被偷了个精光。
连身份证都丢了。
最惨的时候，他三天没吃上一口热饭，饿得头晕眼花，蹲在一个城中村的巷子口，看着人来人往，觉得世界就剩下他一个。
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饭菜香气飘了过来。
他抬头，看见巷子口有个大排档，一个瘦小的姑娘正忙着颠勺。
那姑娘叫阿月。
她注意到了这个蹲在角落里好几天的北方男人。
“喂，食唔食饭啊？（喂，吃饭吗？）”
王建国听不懂，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阿月看他那样子，叹了口气，从锅里盛了一大碗猪脚饭，又加了个荷包蛋，端到他面前。
“食啦。（吃吧。）”
王建国愣住了。
他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饭，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想说声谢谢，却发现自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阿月一家人看他可怜，就让他留在了店里，帮忙洗洗碗，搬搬东西，管他两顿饭。
王建国话很少。
他觉得丢人，一个五级焊工，沦落到在路边摊洗碗。
心里的那股傲气和委屈，让他像个闷葫芦，除了干活，一句话都不说。
阿月的父母觉得他来路不明，总防着他。
只有阿月，会偶尔跟他聊几句。
“你叫什么名字？”
“王建国。”
“北方来的？”
“嗯。”
对话总是这样戛然而止。
直到一天晚上，店里用来切肉的机器突然卡住了，发出刺耳的怪叫，冒起了黑烟。
阿月的父亲急得团团转，这机器是他们的命根子。
找来的修理师傅看了半天，摇摇头说：“轴承烧了，没得修，换新的吧。”
一台新的要好几千，阿月一家人脸都白了。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王建国突然开口了。
“我来试试。”
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
王建国没多说，走到机器旁边，耳朵贴上去听了听，又用手摸了摸，然后就要来工具。
拆卸，检查，清理，打磨。
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下都稳得吓人。
那双手，仿佛天生就是跟机器打交道的。
两个小时后，他从一堆废铁里，硬是找到了几个还能用的零件，重新组装，又用店里的铁丝和废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小配件。
机器重新启动，声音比新的还顺畅。
那一刻，整个巷子都安静了。
阿月看着满头大汗，满身油污的王建国，眼睛里闪着光。
“王建国，你……你好厉害啊。”她结结巴巴地说。
王建国擦了把脸，露出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个笑容。
那笑容里，有久违的自信和尊严。
那天晚上，阿月特地多炒了两道菜，还开了一瓶啤酒。
王建国的话匣子，也终于打开了。
他说了自己的厂，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理想，还有那个被抢走的名额。
阿月静静地听着，末了，她说：“那种地方，不回也罢。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在这里，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王建国愣住了。
“对！我懂做生意，你懂技术，我们合伙开个小作坊，专门帮人修机器，肯定能赚钱！”阿月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看着阿月脸上纯粹又勇敢的笑容，王建国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从那天起，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和阿月，成了无话不谈的伙伴。
3
他们的故事，就像这个时代一样，野蛮生长，充满了生命力。
王建国的技术，在那个什么都缺，什么都得修修补补的年代，就是金字招牌。
阿月的精明能干，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们租了个小门面，白天是“建国机械维修铺”，晚上是阿月的大排档。
日子虽然辛苦，但每天都看得见希望。
王建国渐渐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瘦小但坚韧的南方姑娘了。
她会为了一块钱的差价跟供货商磨半天嘴皮。
也会在他熬夜干活的时候，默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她的笑容，比他见过的所有焊花都更耀眼。
一天晚上，收摊后，两人坐在小铺门口的塑料凳上，吹着海边吹来的咸湿晚风。
王建国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阿月，等我们攒够了钱，换个大铺面，你就别做大排档了，太辛苦。”
阿月笑着说：“不做这个，我们吃什么？”
“我养你。”王建国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娶你，我想留在这里，跟你过一辈子。”
阿月愣住了。
夜色里，她的脸颊泛起了红晕，像熟透的荔枝。
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把头靠在了王建国的肩膀上。
一切尽在不言中。
阿月的父母知道后，虽然觉得他是个外地人，但看着他踏实肯干，对女儿又好，也就默认了。
只是阿月的母亲拉着王建国的手，嘱咐道。
“建国啊，这毕竟是人生大事，你得给你家里人写封信，让他们知道。”
王建国心里一沉。
他已经快忘了东北那个家了。
但为了阿月，他还是写了封信，简单说了自己的决定，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
他其实并不在乎祝福，他只是想给阿月一个交代。
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
一个月，两个月。
阿月开始变得不安。
“建国，你爸妈……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个乡下妹？”她委屈地问。
王建国只能抱着她安慰，说路太远，信可能寄丢了。
可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就在他们决定不再等下去，准备自己先把酒席办了的时候。
一封电报，从遥远的东北发了过来。
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
“父病危，速归。”
王建国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心急如焚，立刻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阿月把他们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厚厚的一沓钱，全都塞给了他。
“建国，家里要紧，钱你都带上，不够了再想办法。”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空气燥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小屋里，阿月帮他整理着行李，眼圈红红的。
王建国从背后抱住她，所有的担忧、不舍和欲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吻着她的眼泪，一遍遍地在她耳边说。
“等我回来，我一定回来娶你，你一定要等我。”
那一晚，他们跨越了最后的界限。
第二天，王建国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
可当他风尘仆仆，三天三夜没合眼，冲进家门时，却看见他父亲正坐在炕上，跟人中气十足地喝着小酒。
而坐在父亲对面的，竟然是红星厂的厂长。
王建国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个圈套。
“爸，妈，你们这是干什么！”他眼睛都红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爸就把他推进里屋，门“哐”的一声从外面锁上了。
他的钱包和证件，早在他进门脱外套的时候，就被他妈不动声色地收走了。
“建国！你糊涂啊！你怎么能被一个南方的野丫头迷了心窍！”母亲在门外哭喊着，“我们都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你们骗我回来，关着我，这就是为我好？”王建国疯狂地砸着门，怒吼道：“放我出去！阿月还在等我！我要回去！”
门外，父亲的声音冷硬如铁。
“等你冷静下来，想通了，会感谢我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用绝食来抗议。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是逃，也要逃回深圳，逃回阿月身边。
可就在他饿得眼冒金星，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父亲从门缝里塞进来一份文件。
一份红头文件。
是厂里给他恢复工作的正式通知，职位是技术科副科长，还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建国，李鬼那个废物在德国惹了祸，被人遣送回来了。厂里买的新设备，没人会用，都等着你回去挑大梁呢！”
“咱王家三代人都在红星厂，这是咱的根！你不能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把自己的前程和咱家的脸都丢了！”
看着那份文件，和上面鲜红的印章，王建国的心，第一次动摇了。
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
是他被夺走，被践踏的尊严。
最终，在亲情的捆绑和对前途的渴望中，他妥协了。
他给阿月写了一封信，一封他这辈子写过的，最懦弱、最无耻的信。
信里，他编造了各种理由，说父母以死相逼，说自己无法违抗，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们分手吧”。
他把信寄了出去，没有留回信地址。
从此，他把那个叫阿月的姑娘，连同那个湿热的南方小城，一起埋在了心底，再也不敢触碰。
4
王建国回到了红星厂。
他成了技术科的王科长，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
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娶了同厂会计的女儿，一个安静本分的女人。
第二年，他有了个儿子。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稳定，体面，波澜不惊。
他成了厂里的技术权威，解决了无数难题，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徒弟。
所有人都说，王建国是红星厂的顶梁柱。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早就空了。
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控制不住地想起深圳。
想起那个闷热的巷子，那个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和那个眼睛里有星星的姑娘。
他会想，阿月收到那封信时，会是怎样的绝望？
她一个人，要怎么撑起那个小铺子？
他寄出去的那封信，像一把刀，先把阿月捅得鲜血淋漓，然后又在他自己的心口，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疤。
悔恨和愧疚，像毒蛇一样，日夜啃噬着他。
他也想过去找她。
八十年代末，他借着出差的机会，偷偷跑去了深圳。
可那个城中村早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人海茫茫，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个叫“阿月”的姑娘。
他就像一个懦夫，去了一次，找不到，就再也没有了去的勇气。
他怕。
怕找到她时，她已经嫁作人妇，过得幸福美满，那会显得他的念念不忘多么可笑。
更怕找到她时，她过得穷困潦倒，那他将如何面对自己当年的背叛？
于是，他又逃了回去。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来麻痹自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东北的工业区，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红星厂也没能幸免。
王建国退休了。
妻子前些年因病去世，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
他就一个人守着那套老旧的房子，每天下下棋，看看报，像所有普通的老头一样，安静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点。
直到三十五年后。
他七十岁了。
1天， 他在电视上看一档财经访谈节目。
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位深圳的知名女企业家。
她创立的科技公司，是国内精密制造领域的龙头，市值千亿。
电视屏幕上，那个女人一头干练的短发，穿着得体的套装，虽然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但眼神依旧犀利、明亮。
主持人称呼她：“李董。”
王建国手里的遥控器，“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尽管时隔三十五年，尽管她的容貌和气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就是阿月。
李月。
原来她的全名叫李月。
王建国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几乎无法呼吸。
他颤抖着，在网上搜索着这家公司，和关于她的一切。
他得知，她的公司总部，就在深圳。
一个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无法抑制。
他要去见她。
不是为了奢求原谅，也不是为了再续前缘。
他只是想去亲口说一句，那句迟到了三十五年的，“对不起”。
他瞒着儿子，订了去深圳的机票。
当飞机降落在宝安机场时，看着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繁华都市，王建国老泪纵横。
他找到了那家公司的总部大楼，一栋耸入云霄的摩天大厦。
他被保安拦在了楼下。
他说，他想见李月董事长，是她的故人。
前台小姐打量着他这个衣着朴素的北方老头，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在王建国的再三恳求下，她才不情愿地打了个内线电话。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助理走了下来。
“您好，请问您是？”
“我……我姓王，叫王建国。我和你们李董，是……是老乡。”
助理点了点头，把他带到了一个会客室，让他等着。
王建国局促地坐在昂贵的真皮沙发上，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等待的时间，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他透过会客室的玻璃墙，看着外面走廊里来来往往的精英人士。
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
一个穿着白衬衫，约摸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跟一个高管边走边聊。
他侧对着王建国，眉眼深邃，鼻梁高挺。
当他转过头来的那一瞬间。
王建国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