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全厂笑我花一万买堆废铁，三个月后，我开着新车回来

一九九九年，夏。

北冰洋汽水的甜腻味儿，混着空气里若有若无的煤灰渣子，就是我对那个夏天最深的记忆。

还有就是，我，陈风，成了全厂最大的一个笑话。

事情的起因，是厂里处理一批报废设备。

一堆锈迹斑斑，被雨水和岁月盘出了一层暗红色包浆的“废铁”。

我花了一万块，买下了它们。

一万块。

在九九年，在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红星纺织厂，对一个爹妈都是普通工人的我来说，这笔钱，是我家存折上全部的数字。

是我妈准备用来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救命钱。

我把钱交到仓库老王手里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

那双常年盘点物料，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的手，捏着那沓厚厚的“大团结”，像是捏着一沓烧红的烙铁。

“小陈，你……你可想好了？”

他压低了声音，浑浊的眼睛里全是不可思议。

我点点头，声音有点哑。

“想好了，王叔。”

“疯了，你真是疯了！”他把钱飞快地塞进怀里，好像生怕我反悔，然后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怜悯地看着我。

我没理他。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堆静静躺在仓库角落的“废铁”上。

那是三台德国产的旧式精密齿轮机床。

在别人眼里，它们是淘汰了二十年的垃圾，是连收废品的都嫌占地方的累赘。

但在我眼里，它们是蒙尘的珍宝。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德国洋行里的顶级技师，他临走前，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小风，记着，德国人的机器，骨头是硬的。只要那根主轴没断，它就活着。”

我检查过。

那三台机器，油污和铁锈之下，主轴完好无损，闪着幽幽的冷光。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天不到，就飞遍了全厂。

我成了比厂长新弄来的那台小轿车还稀罕的景观。

车间主任李建民，背着手，迈着官步，第一个溜达到仓库。

他那双三角眼在我身上和那堆废铁之间来回扫视，嘴角撇得像个发面没发好的歪脖子包子。

“陈风啊陈风，可以啊你。”

他拿腔拿调地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听见。

“厂里数你最有魄力，一万块，买这么个……宝贝疙瘩。”

“宝贝疙瘩”四个字，他咬得特别重，引来一阵哄笑。

我正拿着一块破布，费力地擦着机身上凝固的机油，没抬头。

“李主任，有事？”

“没事，我就是来学习学习。”李建民踱到一台机器前，伸出穿着新皮鞋的脚，嫌弃地踢了踢底座。

“哐”的一声闷响，震起一片灰。

“学习你怎么把钱往水里扔，还能听个响。”

又是一阵爆笑。

我擦拭的动作停住了。

手里的破布被我攥得死死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能感觉到，几十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背上，有好奇，有嘲讽，有怜悯，有幸灾乐祸。

那感觉，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冬天的雪地里。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顶到喉咙口的火气硬生生压下去。

然后，我慢慢站直了身子，转过头，看着李建民。

“李主任，这堆东西现在是我的了。”

我的声音很平静。

“你要是再踢一脚，我就得跟你算算维修费了。”

李建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没想到我敢顶他。

在厂里，他就是土皇帝，别说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技术员，就是老师傅见了他，也得点头哈腰。

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你！”

他指着我的鼻子，“你小子长能耐了是吧？拿一万块钱买破烂，你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

“我脑子好得很。”我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倒是您，有空在这儿替，不如想想怎么把车间的次品率降下来。上个月又被总公司通报批评，您脸上有光？”

这话，是捅了马蜂窝了。

李建民最爱面子，也最忌讳别人提车间的业绩。

我们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他的车间更是重灾区。

“你……你给我等着！”

他气得手指发抖，撂下一句狠话，甩着袖子走了。

围观的人群见没热闹看了，也哄笑着散了。

仓库里，只剩下我和那三堆冰冷的钢铁。

还有老王叔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唉，你这孩子，何苦呢？”

我没说话。

我只是重新蹲下来，用手轻轻抚摸着机床冰冷粗糙的表面。

那上面有划痕，有锈斑，有凝固的油污。

但在我指尖的触感下，我仿佛能感受到它曾经的力量。

那种精密、严谨、无可匹敌的工业之美。

你们不懂。

我心里对自己说。

你们谁都不懂。

等着吧。

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闭嘴。

那天晚上回家，一进门，气氛就不对。

我爸，一个在厂里锅炉房烧了一辈子锅炉的老工人，正黑着脸坐在饭桌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

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

我妈躺在里屋的床上，没动静。

但我知道，她醒着。

“钱呢？”

我爸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把书包放下，低着头。

“花了。”

“花了？”他猛地站起来，凳子被带倒在地，发出一声巨响。

“一万块！给你妈救命的钱！你他妈给我花了？！”

他冲过来，一巴掌就要扇到我脸上。

我没躲。

巴掌在离我脸颊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我爸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眼眶红得吓人。

“你……你买什么了？”

“一堆……机器。”

“机器？”他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气得笑出了声，“我们家都要揭不开锅了，你妈等着钱做手术，你花一万块去买一堆破机器？！”

“陈风！”

他嘶吼着我的名字，“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里屋传来我妈虚弱的咳嗽声。

“老陈……你别骂孩子……”

我爸的肩膀瞬间垮了下去。

他像一头被抽了筋的牛，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双手抱着头，痛苦地呻吟。

“作孽啊……我这是作了什么孽……”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走到里屋，坐在我妈床边。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呼吸都带着一丝丝的痛楚。

“妈。”

她吃力地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脸。

“风儿，别跟你爸犟。那钱……是大事。”

“妈，你信我吗？”我抓住她冰凉的手，看着她的眼睛。

我妈浑浊的眼睛里，映着我固执的脸。

她看了我很久很久。

然后，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儿子，我知道。”

“你从小就主意正。”

“妈信你。”

那一刻，我强忍的泪水，终于决堤。

我把脸埋在她手心，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痛哭。

妈，你放心。

我一定，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地住进最好的医院，做最好的手术。

一定。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得像个陀螺。

白天，在厂里上班。

李建民果然给我穿上了小鞋。

最脏最累的活儿，全都是我的。

清洗油腻腻的机床零件，去酸洗车间搬运腐蚀性极强的化学品，疏通堵塞的下水道。

工友们都躲着我。

午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端着饭盒，坐在角落里，能清楚地听到不远处的议论和窃笑。

“看，就是他，那个大傻子。”

“啧啧，一万块啊，娶个媳-妇-都够了。”

“听说他妈还病着呢，真是个孝子。”

我把头埋得很低，用力地嚼着饭盒里冰冷干硬的米饭，就着这些嘲讽，一口一口咽下去。

心里像是有个火炉在烧。

没关系。

你们说吧。

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给我加的燃料。

下了班，我连家都不回，直接一头扎进那个临时租来的，离厂不远的小仓库里。

那是我新的战场。

三台巨大的机器，像三头沉睡的钢铁巨兽，静静地卧在那里。

第一步，清洗。

我用铲子，一点点刮掉厚厚的油泥。

用钢丝刷，一遍遍刷去顽固的铁锈。

用煤油，反复擦拭每一个零件。

那股刺鼻的味道，呛得我眼泪直流，熏得我头昏脑涨。

每天晚上，我都是一身油污，满身臭汗地回到家。

手上，脸上，全是黑乎乎的，洗都洗不掉。

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

胳-膊上，被锋利的铁片划出一道道口子，新伤叠着旧伤。

我爸看见我，只是重重地叹气，把饭菜给我热好，然后一言不发地回自己屋。

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

但他终究是心疼我的。

只有我妈，会等我到再晚，颤巍巍地给我递上一杯热水。

“风儿，慢点，别累着。”

那杯热水，是我一天唯一的甜。

清洗工作，整整花了我半个月。

当三台机器露出它们原本的金属色泽时，我累得几乎虚脱，但心里，却涌起一股巨大的满足感。

它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机身上的德文铭牌，虽然模糊，但依旧清晰可辨。

“亨舍尔公司，1978年出品。”

我的心，怦怦直跳。

接下来，是拆解，检查，修复。

这是一个更庞大，也更精细的工程。

我把爷爷留下的那本厚厚的，已经泛黄的《机械原理与维修手册》翻了无数遍。

那上面，有他用红蓝铅笔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

我像一个最虔诚的学生，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下来，编号，清洗，检查磨损情况。

很多个深夜，仓库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亮着。

我一个人，对着一地摊开的，成百上千个零件，时而沉思，时而翻书，时而动手测量。

世界仿佛都消失了。

只剩下我和这些冰冷的钢铁。

我们之间，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能感受到，当年设计和制造它们的人，是怀着怎样一种严谨和骄傲。

那种对“极致”的追求，刻在了每一个齿轮的啮合处，每一根螺丝的纹路里。

这更坚定了我修复它们的决心。

然而，困难，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最大的问题，是零件的缺失和损坏。

其中一台机器的伺服电机烧了，另一台的传动轴有轻微变形，还有一台，最关键的控制芯片，不见了。

在1999年，想找到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德国机器的配件，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跑遍了本市所有的废品收购站和旧货市场。

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翻找那些可能适配的零件。

我被人当成过小偷，被狗追着咬过，也被人用看疯子的眼神打量过。

“小伙子，找什么呢？”

“找……找一种德国产的电机。”

“啥？德国？你去德国找啊！我这儿只有永久牌自行车的零件，要不要？”

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破灭。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看起来像个流浪汉。

厂里的风言风语，也愈演愈烈。

“听说那小子魔怔了，天天去垃圾堆里淘宝。”

“哈哈，花一万块买垃圾，现在又去垃圾堆里给垃圾找配件，绝了！”

“八成是受刺激，精神不正常了。”

李建民在车间大会上，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大家要引以为戒啊，年轻人，要脚踏实地，不要总想着搞些歪门邪道，最后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全场哄堂大笑。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低着头，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那天，我几乎就要放弃了。

我坐在仓库冰冷的水泥地上，看着眼前那堆拆得七零八落的零件，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就是个傻子。

一个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的天大的傻子。

我把爸妈的救命钱，变成了一堆真正的废铁。

我该怎么办？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仓库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人影，逆着光，走了进来。

是我的师傅，刘振邦。

厂里技术最好，脾气也最臭的老钳工。

他退休好几年了。

我进厂时，是他带的我。

他对我要求极严，我没少挨他的骂。

此刻，他背着手，皱着眉，看着这一地的狼藉。

“出息了啊，陈风。”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硬邦邦的。

“把家底都败光了，就为了这么一堆破铜烂铁？”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

他在我身边转了一圈，用脚尖踢了踢一个齿轮。

“伺服电机烧了，传动轴变形，还缺了芯片。”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

他怎么知道？

“你当我眼瞎？”刘师傅冷哼一声，“你小子天天跟个耗子一样往废品站钻，那点事儿能瞒得过谁？”

他走到那台烧了电机的机床前，蹲下来，仔细看了看。

“西门子的老款电机，线圈烧了。这种漆包线，国内不好找。”

他又走到另一台机器前，拿出随身带着的小卡尺，量了量那根变形的传动轴。

“形变不大，千分之三的误差。可以做热处理校正，但对温度和手艺要求很高。”

最后，他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芯片插槽，摇了摇头。

“这个，最麻烦。”

“这块芯片是这台机器的脑子。没了它，这就是一堆死铁。”

他每说一句，我的心就沉一分。

连他都这么说，看来是真的没希望了。

“师傅……”我声音干涩地开口，“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刘师傅没回答我。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扔给我。

“拿着。”

我下意识地接住。

打开一看，是一本更旧，更破的书。

书页都脆了，封面上是手写的几个字——《电机线圈绕制工艺》。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

“这是我年轻时候，去苏联学习时，一个老大哥送的。里面有讲怎么绕制这种特种漆包线。”

我捧着那本书，手都在抖。

“师傅……”

“别叫我师傅，我可没你这么能败家的徒弟。”刘师傅别过脸去，语气依旧生硬。

“传动轴校正，你一个人弄不了。明天晚上，我过来。”

“至于那个芯片……”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南边，广深那边，有个电子市场，叫华强北。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有。你可以……去碰碰运气。”

说完，他不再看我，背着手，趿拉着布鞋，慢悠悠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佝偻。

眼泪，再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世上，总有人在嘲笑你，看不起你。

也总有人，在你最绝望的时候，默默地，为你点一盏灯。

刘师傅的到来，像一针强心剂，重新点燃了我的斗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仓库，成了师徒俩的秘密基地。

白天，我上班。

晚上，刘师傅就悄悄过来。

我们一起，研究那本苏联老教材。

他一边骂我“笨手笨脚”，一边手把手地教我怎么选铜线，怎么计算匝数，怎么均匀地绕制线圈。

那是一个极其枯燥，又需要极致耐心的活儿。

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要在小小的电机转子上，严丝合缝地绕上几千圈。

不能错一圈，不能断一次。

我的眼睛看得又酸又胀，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失败了无数次。

拆了绕，绕了再拆。

终于，在一个深夜，当我完成最后一圈，焊上接头，用万用表测出正常的电阻值时，刘师傅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块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意。

“还行，不算太笨。”

那晚，我激动得一夜没睡。

接下来，是校正传动轴。

这更是个技术活。

我们用土办法，建了一个简易的热处理炉。

把传动轴烧到特定的温度，然后用大铁锤，一点点地敲。

每一次敲击，力道，位置，都必须精准无比。

“铛！铛！铛！”

沉闷的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刘师傅掌锤，我负责观察和测量。

他的每一次落锤，都仿佛带着一种韵律。

汗水顺着他额头的皱纹流下来，滴在滚烫的钢轴上，“滋啦”一声，蒸发成一缕白烟。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充满了敬畏。

这就是老一辈的工匠。

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电脑和图纸。

他们只有一双手，一双眼睛，和一颗对技术敬若神明的心。

经过了两个晚上的反复敲打和冷却，那根变形的传动轴，奇迹般地，恢复了笔直。

我用千分尺反复测量，误差，小于千分之一毫米。

比出厂标准还要高。

我兴奋地几乎要跳起来。

“师傅！成了！成了！”

刘师傅只是平静地擦了擦汗，淡淡地说：“一根破轴而已，嚷嚷什么。”

可我分明看到，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嘴角，是上扬的。

解决了两个大难题，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芯片。

我揣着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跟我爸妈撒了个谎，说厂里派我出差，然后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火车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

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那个年代的气味。

我蜷缩在硬座上，三天两夜，几乎没合眼。

脑子里，全是那块芯片的影子。

到了深圳，扑面而来的热浪，和与我们北方小城截然不同的繁华，让我有些眩晕。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

我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满身尘土的北方小子，显得格格不入。

我按照刘师傅给的地址，找到了华强北。

那时的华强北，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但已经初具规模。

一个个小小的柜台，像蜂巢一样排列着，上面堆满了各种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电子元器件。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焊锡的味道。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问。

我把事先画好的芯片图纸，拿给老板们看。

大部分人，只是不耐烦地瞥一眼，就挥挥手。

“没有。”

“不知道。”

“老掉牙的玩意儿，谁还卖那个？”

我一次次地鞠躬，一次次地说“谢谢”，然后走向下一个柜台。

希望，在一次次的碰壁中，被消磨殆尽。

我的脚底磨出了水泡，嗓子也喊哑了。

两天下来，我几乎问遍了整个市场，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第三天，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回程的站票了。

我坐在华强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人来人往，心里一片茫然。

难道，真的要失败在最后一步吗？

我不甘心。

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瘦得像根竹竿的中年人，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攥着的，已经有些破损的图纸。

“西门子的S5系列控制器？”他忽然开口，说的是一口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我猛地转过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您……您认识？”

“以前玩过。”他推了推眼镜，“你找这个干嘛？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早就淘汰了。”

“我……我有一台机器，就缺这个。”我急切地说。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精密齿轮加工。”

他眼睛一亮。

“是亨舍尔的机床？”

我彻底惊呆了。

“您……您怎么知道？”

他笑了。

“因为当年，全中国，引进这套设备的总共也没几台。我以前在研究所，就负责破解它的控制系统。”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那……那您有这个芯片吗？”我颤抖着问。

他摇了摇头。

我的心，瞬间掉进了冰窟窿。

“原装的，肯定没有了。”他慢悠悠地说，“不过……”

他看着我，眼神里闪着一种技术人员特有的光芒。

“不过，它的程序，我还记得。”

“我可以用现在的单片机，给你写一个替代程序，模拟它的功能。”

“真的吗？！”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理论上，可以。”他扶了扶眼镜，“但是，很麻烦。而且，我需要知道你加工的具体参数和要求。”

“没问题！我全都记得！”

那一刻，我觉得，老天爷终究还是没有抛弃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住在了他那个堆满了各种电路板和零件的，只有几平米的小作坊里。

我们一起，对着图纸，一遍遍地讨论，修改方案。

他敲代码，我负责提供机床的各种机械数据。

我们经常为了一个参数，争论到面红耳-赤。

累了，就啃几口干面包。

困了，就在一堆零件上趴一会儿。

那是一种纯粹的，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而废寝忘食的快乐。

一个星期后。

当他把一块焊接着各种元器件的，崭新的电路板交到我手里时，我的眼眶湿润了。

“成了。”他说，镜片后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却亮得惊人。

“回去试试吧。理论上，功能可以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鞠躬。

“谢谢您，谢谢您！这……这多少钱？”

他摆了摆手。

“钱就不用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地搞技术了。”

“就当是……交个朋友。”

我揣着那块比金子还珍贵的电路板，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来的时候，心情是灰暗的。

回去的时候，窗外的风景，都变得明亮起来。

回到家，我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冲进了仓库。

刘师傅也在。

他看到我手里的电路板，眼睛都直了。

“你小子……真给你搞到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新的控制板安装上去，接好所有的线路。

然后，是组装。

把之前拆下来的，成百上千个零件，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个个装回去。

这是一个比拆解更复杂的过程。

多亏了刘师傅这个老马识途的专家在，我们才没有出错。

最后，当最后一个螺丝被拧紧。

三台原本锈迹斑斑的废铁，脱胎换骨，静静地立在那里。

它们身上的每一处，都凝聚着我的汗水，我的心血，我的希望。

刘师傅看着这三台焕然一新的机器，眼神里，满是感慨。

“像样了。”他说。

“真他娘的像样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按下了其中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

没有反应。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回事？

我检查线路，检查电源，都没问题。

难道是……那块电路板不行？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刘师傅也皱起了眉，走过来，敲了敲机身。

“再试试。”

我颤抖着手，再一次按下了按钮。

这一次，机器内部，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

然后，指示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绿色的光，在昏暗的仓库里，那么的温暖，那么的好看。

紧接着，电机开始转动。

不是那种刺耳的轰鸣，而是一种极其平稳，极其顺滑的“嗡嗡”声。

像蜜蜂在唱歌。

主轴，开始缓缓地旋转。

平稳，精准，没有一丝一毫的抖动。

成了！

我激动地大喊一声，一拳砸在旁边的桌子上。

刘师傅也激动得满脸通红，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

“好小子！好小子！”

我们俩，像两个疯子一样，在仓库里又笑又叫。

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

比后来我赚到第一桶金，买下第一辆车，还要开心。

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不一样了。

机器修好了，只是第一步。

怎么让它变成钱，才是关键。

我不能扛着机器去跟人说，我能做高精度的齿轮。

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机会，是自己找上门的。

九十年代末，正是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野蛮生长的时期。

我们市南郊，新开了一家摩托车配件厂。老板是个温州人，姓张，很有头脑。

他们从国外接了一批出口订单，需要一种高精度的变速箱齿轮。

这种齿轮，对精度和耐磨性要求极高。

他们找遍了本市所有的国营大厂，包括我们厂，都没人能做。

国营厂的设备老化，技术也跟不上，做出来的东西，次品率高得吓人。

张老板急得焦头烂额，在报纸上登了广告，高价寻求能加工这种齿轮的厂家或个人。

我看到广告的时候，手都在抖。

这就是我的机会。

我揣着自己用那台德国机床，试着加工出来的两个样品，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花了两个小时，骑到了南郊。

张老板的工厂，比我们红星厂小，但干净，整洁，充满了活力。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在流水线上忙碌着。

空气里，没有那种国营厂特有的暮气沉沉。

我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

“找谁？”

“我找张老板，我能做他要的齿轮。”

保安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年轻人。

“有预约吗？”

“没有。你跟他说，我带了样品。”

也许是我眼神里的那股执着打动了他，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电话，往里拨了过去。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精明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就是张老板。

“就是你，说能做我的齿-轮？”他上下打量着我，眉头微皱。

我点点头，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用绒布包着的两个齿轮样品，递了过去。

张老板接过去，只看了一眼，眼神就变了。

他没说话，直接转身回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专业的千分尺和一个老师傅又走了出来。

他们把那两个齿轮，放在检测台上，反复地测量，比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的心，悬在半空中。

过了足足有十分钟，那个老师傅抬起头，对张老板说了一句话。

“老板，这个精度，比德国人给的样品，还要高。”

张老板的眼睛，瞬间亮了。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紧紧抓住我的手。

“小兄弟！你这个齿轮，是在哪儿做的？”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他更惊讶了，“用什么设备？”

“一台……德国的老机器。”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好奇。

“人才啊！真是人才！”

“小兄弟，这样，第一批订单，五千个齿轮，我交给你来做！”

“价格，我给你一个齿轮二十块！做好了，当场结账！”

一个齿轮二十块。

五千个，就是十万块。

十万！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几乎要炸开。

我死死地掐着自己的大腿，才让自己没有失态。

“张老板，”我强压着激动，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稳，“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需要预付两万块的定金。我要买原材料，还要……给我妈治病。”

张老板没有丝毫犹豫。

“没问题！”

他当场就让财务，给我提了两万块现金。

我捧着那两沓崭新的，还带着油墨香味的钞票，感觉像在做梦。

我用最快的速度，买好了最好的特种钢材。

然后，我把自己锁在了仓库里。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几乎没有合过眼。

三台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

我一个人，操作，上料，检测，打包。

困了，就用凉水泼脸。

饿了，就啃几口凉馒头。

我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人，不知疲倦。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快一点，再快一点。

做好一点，再好一点。

这不只是一笔订单。

这是我的命。

是我妈的命。

半个月后。

当我把最后一个装满齿轮的箱子封好时，我整个人，已经瘦得脱了形。

但我看着那堆积如山的一百个箱子，眼睛里，全是光。

我做到了。

张老板亲自带着车队来拉货。

当场验货。

抽检了一百个齿轮，用最精密的仪器检测。

结果，百分之百合格。

完美。

张老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拍我的肩膀。

“兄弟，牛！你太牛了！”

剩下的八万块货款，当场结清。

我拿着那整整十万块钱，骑着我的二八大杠，一路狂奔。

风在耳边呼啸。

我觉得自己像是在飞。

我第一个冲进的，是医院。

“医生！我妈的手术！现在就安排！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

我把一沓沓的钱，拍在缴费窗口的桌子上。

那个收费的护士，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

但我不在乎。

我只知道，我妈，有救了。

然后，我回了家。

我爸正坐在院子里，唉声叹气。

我把剩下的几万块钱，放在他面前的石桌上。

“爸。”

他抬起头，看到那堆钱，愣住了。

“这……这是哪儿来的？”

“我挣的。”

“你……你……”他指着钱，又指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我跪在他面前。

“爸，对不起，之前让你们担心了。”

我爸一把抱住我，一个五十多岁的，在锅炉房里被熏了一辈子的硬汉，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儿……我的儿啊……”

我妈的手术，很成功。

当我看到她被推出手术室，虽然虚弱，但呼吸平稳时，我感觉，我这几个月受的所有苦，所有委屈，都值了。

我在医院陪了她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张老板的电话，几乎天天打来。

“陈老弟，第二批订单，一万个！还是那个价！”

“陈老-弟，有个广东的客商，看了你的齿轮，想找你做一批更精密的，价格翻倍！”

“陈老弟，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技术总监？我给你股份！”

我全都暂时拒绝了。

我要等我妈彻底康复。

钱，可以再赚。

妈，只有一个。

一个月后，我妈出院了。

身体恢复得很好，脸色也红润了起来。

家里的气氛，也彻底变了。

我爸每天都乐呵呵的，见人就说，我儿子有出息了。

我用赚来的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买了新的家电。

我还清了之前借的所有外债。

手里，还剩下十几万。

这在1999年，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看着存折上那一长串的数字，心里却异常平静。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天，我开着一辆崭新的，刚刚从车行提出来的，锃光瓦亮的黑色桑塔纳，回到了红星纺织厂。

我没有提前跟任何人说。

我把车，不偏不倚，正好停在了车间门口的大空地上。

那正是午休时间。

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食堂出来，准备回车间休息。

新车的黑色烤漆，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面镜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嚯！谁啊？这么牛逼，买桑塔纳了？”

“这得十几万吧？咱们厂长那台，还是旧的呢。”

“快看车牌，新的！刚上的牌！”

人们围着车，啧啧称奇，议论纷纷。

就像几个月前，他们围着那堆废铁一样。

我推开车门，从车里走了下来。

世界，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不可思议，匪夷所思。

他们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那表情，比见了鬼还要精彩。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

这是我特意买的。

我走到几个曾经嘲笑我最厉害的工友面前，递过去。

“抽根烟，哥几个。”

他们像被电击了一样，手忙脚乱地接过去，点头哈腰。

“陈……陈哥……发财了啊……”

“陈哥，您这车……真漂亮……”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李建民身上。

他也看到了我。

看到了我身后的那辆桑塔ナ。

他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就褪光了，变得惨白。

然后，又“腾”的一下，涨成了猪肝色。

那张脸，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跟川剧变脸似的。

我朝着他，走了过去。

人群，自动给我让开了一条路。

我走到他面前，站定。

把手里那包几乎没动的“中华”，塞到他上衣的口袋里。

“李主任。”

我学着他当初的语调，慢悠悠地说。

“最近车间的次品率，降下来了吗？”

李建民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的眼神，躲躲闪闪，根本不敢看我。

“我这人，脑子不太好，让驴踢过。”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

“但我记性还行。”

“我还记得，您当初说我，搞歪门邪道，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您现在再看看。”

我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那辆桑塔ナ。

“我这样，算人，还是算鬼？”

李建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喉结滚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我们。

我看着他那副窘迫的样子，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跟这种人置气，格局小了。

我摇了摇头，笑了。

“李主任，开个玩笑，别当真。”

“这车，噪音有点大，我得开去修修。”

“您忙。”

说完，我转身就走。

在我身后，李建民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差点瘫软在地。

我没有再回头。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发动，挂挡，踩油门。

桑塔纳发出一声平稳而有力的轰鸣，缓缓驶离了这片空地。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还愣在原地，像一群木雕。

我还看到了，在车间二楼的窗口，有两个人影。

一个是刘师傅。

他正端着一个大茶缸，对着我的方向，慢慢地，点了点头。

另一个，是财务科的夏雅。

那个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会偷偷给我饭盒里多加一个鸡腿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女孩。

她也在看着我。

她的眼睛，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像星星。

我冲着后视镜里的她，咧嘴一笑。

然后，我一脚油门，将红星纺-织厂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和那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车里的收音机，正好在放一首歌。

是郑智化的《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跟着哼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的脸上。

暖洋洋的。

我知道。

属于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那堆废铁，没有让我成为笑话。

它让我，成为了自己的神话。

作品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