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徐海东参加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他向中央提出一个要求

“体学啊，你说大别山的老乡们现在还用竹篾编斗笠吗？”1956年9月的武汉钢铁厂车间里，徐海东突然停下脚步，转头问身后的张体学。这位时任湖北省省长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您看这轧钢机都转起来了，老区的竹器作坊早改成合作社了。”徐海东点点头，目光掠过车间里飞溅的钢花，思绪却已飘向二十年前的大别山烽火。此刻他站在中共八大闭幕后的视察途中，但真正让他魂牵梦萦的，是那个即将成行的特殊请求。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一封电报送到大连疗养院。当护士念到“特邀徐海东同志赴京参会”时，这位因伤病蛰居多年的将军猛然坐直了身子，手杖“哐当”摔在地上。他颤抖着捧起电报反复看了三遍，突然对医护人员说：“快准备行装！”这个细节后来被保健医生记在病历里——那天徐海东的血压竟比平日低了10个毫米汞柱。没人知道，当专列驶过山海关时，他整夜盯着窗外闪过的点点灯火，数着当年带着红二十五军转战时的宿营地名。

北京饭店的套间里，徐海东的作息表让秘书犯了难。原定每日午睡两小时，他偏要挤出一个小时整理发言提纲；医生叮嘱不能久坐，他却在小组讨论时连续三小时腰板笔挺。有代表打趣：“徐老虎这是要重振雄风啊！”他笑着摆手：“我这病虎能赶上国家建设的好时候，就算躺担架也要把会开完。”会议闭幕那天，他破例喝了半盅茅台，红光满面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个用场。”

视察武汉的行程原不在计划内。当中央批准他前往大别山的请求时，徐海东特意绕道汉口。站在汉江码头，他指着龟山脚下某处：“那儿原来有棵歪脖子槐树，我十三岁挑水卖时，常在树底下躲日头。”随行人员发现，将军对街巷变迁的记忆精确得惊人。在参观新建的国棉一厂时，他忽然问厂长：“女工们还像我们当年搞地下工作那样传暗号吗？”厂长没听懂这个跨越三十年的幽默，徐海东自己却笑得咳嗽起来——这笑声里既有欣慰，也掺杂着某种时不我待的焦灼。

暴雨倾盆的进山路上，吉普车在泥泞中打滑。张体学第三次劝返时，徐海东突然抓住他手腕：“1934年冬天，我们穿着草鞋翻过前面那座鹰嘴崖，你记不记得有个小战士冻掉了脚趾头？”车里顿时安静下来，雨刷器单调的声响中，老将军的声音格外清晰：“现在要是有条公路，山里的桐油、药材半天就能运到县城。”这话让在场的地方干部面红耳赤。张体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刻我才明白，老首长要看的不是风景，是压在心头二十年的债。”

在七里坪革命旧址，徐海东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拒绝搀扶，独自拄着拐杖量完了苏维埃政府旧址的三十七级台阶，每步都踩得咚咚作响。当看到墙上残留的“打土豪分田地”标语时，他突然转身问公社书记：“现在贫农分到的好田，亩产有四百斤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够了够了，比我们当年吃的观音土强万倍。”这话让在场不少红二十五军老兵湿了眼眶。

徐海东在黄麻起义烈士陵园停留最久。他蹲下身，用军装袖口擦拭着几块模糊的碑文，突然抬头对民政局长说：“老崔家那个会唱山歌的丫头，名字该补刻上去。”在场没人知道“崔丫头”是谁，直到后来查阅史料，才发现是位给红军送粮途中坠崖的农村少女。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暴露出将军心中那本永远算不清的“感情账”——他总觉得自己活下来是欠了老区人民的情。

返京前夜，徐海东把省地两级干部叫到招待所。他不要汇报材料，只让每人讲讲自家村里有几户吃上白米饭、多少娃子进了学堂。听到麻城农民用桐油换回化肥时，他拍腿大笑：“这就对了！当年我们用桐油换过子弹，现在换化肥更是好买卖！”突然又正色道：“但有一条，收购站可不能压秤坑农，要让我知道…”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满屋子人跟着笑出泪花。这种带着硝烟味的关切，正是老将军特有的表达方式。

专列启动时，徐海东忽然示意停车。他站在车门口，对着莽莽苍苍的大别山方向敬了个军礼。这个动作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山风掀起他霜白的鬓发，露出左额那道1935年留下的弹痕。张体学突然想起什么，追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喊：“您要的公路，保证三年通车！”车窗里飞出一句带着笑意的回答：“别吹牛！我还能活十年，要回来验收的！”这话后来成了湖北交通系统的紧箍咒，大别山环线公路最终提前八个月竣工，可惜徐海东没能等到验收那天。

历史往往在细微处显影。当我们在档案馆翻到那份字迹微颤的视察报告，在“建议加快山区道路建设”的段落旁，发现有水渍晕开的痕迹。管理人员说那是徐海东撰写时病痛发作滴落的汗珠，但我们更愿意相信——或许某个深夜，老将军在追忆牺牲战友时，曾对着这份报告落过泪。这些泪与汗渗进纸页，化作大别山间蜿蜒的公路，替他说完了所有未尽的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