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她已去世4年多，爸爸正国级 妈妈副国级，她晚年献身扶贫工作

2021年2月16日李特特悄然离世，享年97岁。

那是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身边只有少数亲友。

去世四年多后的今天，98岁的她本该迎来百岁生日，可她的身影已融进历史长河。

晚年她是国家一级研究员，离休干部，住在一间简朴的公寓里，每天清晨起来，先翻翻扶贫报告，再给基金会打电话，督促项目落地。

退休后，她拒绝了所有特权待遇，把精力全投进扶贫工作：走访贫困村，帮妇女建合作社，教她们识字种地。

2020年她还拖着病体，线上指导贵州一带的妇女互助小组，那年疫情，她说要让山里的姐妹先吃饱饭。

生活里，她低调到几乎不露面，儿子已退休，她把时间留给公益，偶尔回老家祭祖，缅怀父母。

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幕后推手，出生在法国名门，经历过文革的牢狱之灾，却在晚年选择最基层的扶贫路。

父亲李富春时年27岁，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投身革命，母亲蔡畅24岁，是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曾在法国组织华工罢工。

夫妇俩本想给孩子取个中国味的名字，可看着巴黎的街灯，索性叫她“李特特”——“特”取自法国“spécial”的音译，寄托对异国新生的特别情感。

家里虽是革命据点，但书香气浓：墙上贴满马克思手稿，桌上堆着妇女解放的法文小册子。李特特从小听父母讲中国妇女的苦：缠足、早婚、被卖为奴。

她两岁时，母亲蔡畅已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骨干，创办《妇女评论》杂志，推动妇女参政。

李特特四岁，父亲李富春回国参加大革命，她跟着外婆葛健豪——那位著名女权斗士——辗转法国和比利时，第一次感受到“名门”的光环：外婆的家访客络绎不绝，有周总理、有邓小平，大家围坐讨论妇女权益。

1927年，李特特五岁，随外婆回国，落地武汉。那是她第一次见母亲：蔡畅已是中国妇女部部长，忙着组织女工夜校，教纺织女工识字。

李特特被送到湖南老家，寄养在舅舅家，跟着堂姐们学绣花、识字。舅妈教她背《妇女解放宣言》，她说妇女要“站起来”。

八岁，她转到长沙明德学校，第一次穿上校服，站在操场唱《国际歌》。学校是革命温床，老师讲新文化运动，她听罢回家问母亲：为什么女孩不能上大学？

蔡畅摸着她的头，带她去女工夜校看：那里几十个妇女围着油灯，学算账、争权益。那一刻，李特特小小的心里，种下种子。

九岁，她随父母去江西瑞金，枪炮声不绝于耳，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蔡畅掌妇女工作部。李特特住进苏区幼儿园，白天学拼音，晚上听游击队唱山歌。

苏区妇女运动如火如荼：母亲推动“妇女能顶半边天”，办识字班、破除一夫多妻制。李特特十岁时，亲眼见母亲在大会上演讲，号召妇女参军、支前。

她试着帮忙，端茶递水给女红军。1934年长征开始，李富春随军北上，蔡畅留守照顾伤员。

李特特随母亲转移，躲过国民党飞机轰炸，睡在山洞里，饿了啃红薯。

那年她11岁，第一次懂了“革命家庭”的代价：舅舅牺牲在战场，堂姐被捕。

抗日战争爆发，李特特14岁，随母亲到延安。

窑洞里，她上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分校，学军事、妇女理论。

课堂上，老师讲中共四大决议：妇女要平等就业、婚姻自由。她跟着组织妇女义诊队，下乡教农妇卫生知识。

17岁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宣誓时，手心全是汗。延安是她人生第一个高光期：她任妇女工作队队长，带队进村，帮妇女建互助组，教纺纱织布。

一次，面对土匪骚扰，她领队自卫，击退来犯。母亲蔡畅升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李特特成了她的小助手，参与起草《婚姻条例》，推动妇女离婚权。

抗战胜利后她随队进城，第一次穿上长裙，站在重庆街头，分发妇女解放传单。那几年，她的名字在党内小圈流传：李富春的女儿，蔡畅的接班人。

新中国成立，李特特26岁，任中央妇联宣传部干事。父亲李富春出任西南局书记，母亲蔡畅任中南局妇联主任。

她本想深耕妇女工作：办妇女干部学校，教新解放区的姐妹识字、参政。

1950年她结婚，生下儿子，取名李岩，寄托对岩石般坚定的期望。

丈夫是老革命，两人本该安稳。

父亲李富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正国级，母亲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副国级。

全家搬进中南海小院，警卫森严。

李特特却不愿“沾光”：她拒绝专车，挤公交上班，坚持去工厂调研妇女权益。

1956年她调入农业部，研究农村妇女就业，那时她发现：城市妇女解放了，农村姐妹还裹小脚。

1959年父亲李富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经济命脉，她随家去大跃进现场视察。那里，妇女下地干重活，累倒一片。

李特特想提意见：要办托儿所、减轻负担。可党内风向变了，她的话被批“右倾”。1966年，文革爆发，风暴直扑家庭。

父亲李富春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母亲蔡畅遭批斗，下放江西劳动。

68岁的李富春写信给女儿：特特，保重身体，别怕。

李特特37岁，带着6岁儿子，住进一间20平米的平房。

丈夫调走，她一人上班、下乡。

批斗会，她被拉上台，挂牌游街： “走资派女儿”。

一次她在街上被红卫兵围堵，推搡中摔倒，膝盖磕破，血流一地。

李特特在农业部被下放河南农场，睡通铺，吃窝头。

白天挖渠，晚上写检查。她试过自杀：农场合影下，盯着井口发呆，想一了百了。

1971年转机隐现，父亲李富春获释，母亲蔡畅回京，两人虽戴罪之身，但帮她调回北京。她重返妇联，负责妇女教育，可工作仍是“监督劳动”。

1972年她办了个小夜校，偷偷教下放妇女算账。学生们围着煤油灯，她讲婚姻法、权益法。

文革结束，父亲李富春复出，任副总理，母亲蔡畅重掌妇联。

李特特松口气：终于熬出来了。她53岁，儿子13岁，已懂事。

1980年她参与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进村委。

父亲李富春1981年病逝，母亲蔡畅1985年离世，她哭了三天，继承遗志。

她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任理事。那年她第一次下乡扶贫：去甘肃一个村，妇女们不会用化肥，她手把手教，建起第一个妇女合作社。

她办妇女识字班，覆盖500人，推动“妇女载人航天工程”，帮女飞行员培训。

儿子李岩长大，考上大学，她陪他复习，边讲历史。

2000年她83岁，退休后全职扶贫。

拖着拐杖，她去新疆、西藏，帮维吾尔族妇女建手工坊。

她参与成立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推动妇女非遗保护：教彝族姐妹绣花，卖到城里换钱。

汶川地震，她捐出积蓄，组织妇女重建队。

2010年她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那天领奖，她说要继续干。

基金会数据显示，她推动的项目惠及10万妇女。

2021年2月她因肺部感染住院，抢救无效离世。

葬礼简单，只请家人和基金会同事。

儿子李岩守灵，说母亲一生无悔，去世后，基金会追授她“终身理事”，她的扶贫手册，还在基层流传。

李特特用一生，证明妇女解放不止口号，更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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