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得知陈毅警卫在井冈山后，为何下令：立即为他调岗

“1965年5月26日，主席嘱咐我来问问，你身体怎么样？”汪东兴在山路边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陈兴发愣了足足三秒。眼前的这位老战友仍旧干练，只是鬓角多了几缕白发，而自己早已是一名离战场多年、左眼失明的基层干部。谁也没想到，两人的相遇，会为陈兴发掀开人生最后的高潮段落。

陈兴发出身江西贵溪，1913年出生，家里穷得叮当响。从没进过私塾，一根扁担、一把柴刀便是少年岁月全部行当。父母急切希望孩子别再挨打受欺，就咬牙把他送到游方拳师那儿。七年寒暑，山腰上晨雾未散，他已在练拳；月色刚落，拳脚又起。拳脚练出了狠劲，也练出了胆气。后来的枪林弹雨里，他能挺得住，多半得感谢这份苦练。

1929年冬，方志敏部队打着红旗进村的那天，裴源村像过年。纪律、新政、分田，件件都戳进穷人心窝。16岁的陈兴发二话不说报了名，他父亲只来得及扭头抹泪。参军没多久，白军反扑，陈家六口老小被杀。血债压在少年肩头，他在连夜转移时闷声说了一句：“全还给他们。”那句低声誓言，粟裕听见了，没作声，只在名册后写了两字——“肯拼”。

1935年，赣东北一次巷战，子弹击穿陈兴发左眼并带走一块颅骨。昏迷三天，他硬是咬牙醒来。卫生员惊得合不拢嘴：这还活？可活下来只是起点。左眼摘除、剧痛不止，他却坚持让组织保留战斗序列。萧劲光说：“你歇歇吧。”陈兴发摇头：“还能跑，还能提枪。”最终，他被改编进秘密联络系统。告别前，他摸摸绷带，半开玩笑：“以后叫我‘单眼龙’。”战友笑成一团，也有人背过身抹泪。

棺材运情报那一幕就发生在这段时期。两里山道，四个伙计抬着漆黑棺材，敌哨卡拦路。士兵疑心大起要撬棺，陈兴发面色惨白：“麻风病死的，还要看？”刺鼻恶臭一飘，敌兵退了三步。棺材下夹着滚烫的密码本，翌日准时落入新四军司令部。陈毅听了直摆手：“他呀，又拿命在赌。”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兴发被抽调到陈毅身边，充当贴身警卫。对外身份是警卫，对内仍跑情报。最险一次在苏北，他提前嗅出敌人偷袭，将陈毅从夜幕里推上小艇，自己压尾火力掩护。子弹打穿船帮，水灌得船身直沉，他硬扛到渡口，膝盖血肉模糊。陈毅看着他，只说了四个字：“好样的，活着。”两人从此结下异于上下级的生死情谊。

1949年春，上海解放。陈兴发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招待所所长，一脚迈进灯红酒绿。可是几个月后，他提出调回江西山区。理由很简单：“上海不缺人，老区缺。”组织起初不同意，他态度强硬：“让我闲吃俸禄，心里堵得慌。”就这样，他背起行囊回到家乡，进县武装部，又转供销社。当上主任，他白天挑货郎担子进村，晚上扒拉账本琢磨怎么省钱。穷山沟第一次从外地运来化肥，全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加半袋红薯干当礼物。

1954年，宁冈山区报告缺纸。县里要建纸厂，却连启动资金都拿不出。陈兴发自掏路费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几经周折找到老首长，摆数据、谈市场，最后拿回50万元拨款。那一年，当地学生第一次用上自家县产作业本，孩子们高兴得在操场打滚，他站在墙角，笑得像个刚偷果子的老顽童。

时间很快掷向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警卫组在宁冈抽调人员，陈兴发被推为外围警卫副总组长。说实话，他犹豫——自己一只眼，老伤时不时发作，能不能扛？可命令到了，他还是背枪上山。巡逻间隙，汪东兴远远瞥见熟悉身影，惊得脱口一句：“老陈，你怎么在这？”随即向主席汇报：陈毅当年的警卫还在一线值勤。主席沉吟良久，只说一句：“让他离开枪口，安排容易些的工作，别再摧折老同志。”于是就有了汪东兴那场山路相见，也有了“立即调岗”的指示。

令人意外的是，陈兴发婉拒。理由依旧率直：“还有劲。再说了，倒下去的不止我，活着的就多做点。”汪东兴拗不过，只能回报实情。主席感慨万分：“这是好同志。”虽未强行调离，但为他报批了正师级待遇，加发医疗补贴，同时嘱咐江西省委：老红军有难处，先解决再说。

1966年，陈兴发正式离休。省委想给他盖套大房，他只选三间青砖瓦房；子女按政策可留城，他偏要他们回乡锤炼。邻居问他图啥，他摇头：“吃过没饭的苦，知道粮食怎么来。”句子平淡，却透着决绝。

1977年秋，他赴京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走进大厅，黯淡水晶棺前，他抬手敬了个军礼，左眼空洞的眼眶闪着泪光。那一秒，他像又回到二十出头的队列中，枪背在肩，前方炮火初歇。

1980年初，头部旧伤复发，救治未果，67岁的他安静地合上那只仅存的眼睛。民政部追授“革命烈士”称号。追悼会上，一位当年用过宁冈纸厂课本的中年教师轻声说：“他把一生都折成纸，铺在我们脚下，让我们好走路。”

毛主席当年一句“立即调岗”，最终未能改变他继续选择艰苦岗位的执拗。可正是这份执拗，让一个单眼老兵把井冈山精神延续到和平岁月，把子弹的尖利，换成了桑梓的炊烟。这，便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