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献刘后，古代男权朝堂里的女性执政者

序：宋代首位垂帘称制女主的克制与温情

文 | 刘广丰

书所聚焦者，乃宋真宗之章献明肃刘皇后，主标题为“月照崇徽”。昔年撰写博士论文时，此四字便萦绕心间，然恐读者未谙其意，特作题解。

崇徽者，乃北宋后宫殿名，为刘氏自皇后至太后时期之居所，此非宋代传统意义上皇后或太后的寝宫——皇后当居坤宁殿，太后至英宗朝始定居于慈寿殿。

然而，崇徽殿的位置尤值深究。其于大宋开国之初被称为万岁后殿，亦即万岁殿之配殿。真宗时，万岁殿易名延庆，仁宗明道元年复改福宁，是为帝王之寝宫。崇徽既处延庆殿后，虽非后妃正式居所，实乃毗邻大宋权力中枢之所在。

刘氏政治之路，即从此始；刘氏之政令，或从此出。更值得玩味的是，«宋史·地理志»明载，将此殿定名为“崇徽”者，正是刘皇后本人。月魄清辉，自古喻指女德，故以“月照崇徽”为本书主题，暗合刘氏以女子之身，于禁苑深处执掌国柄之史实。此间隐喻，不惟昭示其居所方位，更暗喻其政治生涯如月华隐耀，虽处深宫却普照朝堂。

作为两宋首位垂帘称制的女主，刘氏参政始于真宗中年，至仁宗朝更是主政十一载。故其于宋代的地位，堪比唐之武曌。正由于此，历代史家对其臧否殊异，民间更衍生出“狸猫换太子”之稗说，以污其名。时至今日，有关她的评说也是褒贬不一。颂之者，赞扬其为真、仁两朝稳定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更膺服其政治见识；而抑之者，则指控其控制真宗与仁宗，把持朝政，甚至制造出种种宫廷阴谋。

拙著虽不讳言其晚年有僭越之嫌，但总体对她保有积极正面的态度。之所以得出如此观点，乃以结果为导向：刘氏主政大宋十余年，不但让两朝皇帝平稳过渡，且提出了很多经济改革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她没有用暴力流血的手段来铲除政敌，对于政治斗争，她始终保持克制，并将之控制在一个必要的限度之内。

纵然是抵制她执掌皇权的寇准与李迪，最终也只是被远贬外地，比之唐代之长孙无忌等，已属万幸。更重要的是，刘氏始终没有对赵氏皇族下手，反而以族中尊长的姿态维系皇族和睦。

今人多谓刘氏之克制，乃因宋代士大夫对她的掣肘，再加上她没有强势的外戚家族，故在政治上举步维艰，不敢轻易造次。此说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比之前代，宋代士大夫政治确有长足发展。但刘氏作为手握皇权的女性，必若与朝臣鱼死网破，也很难让幼主即位平稳过渡——她并非完全没有支持者，若她愿意，也可以对大宋造成致命的破坏。

故拙见以为，政局平稳实系多方合力之功，刘氏为政之审慎尤需重估。后世对刘氏的批判，多基于中国古代男权政治的思想，如明清之际王夫之讥其“乱男女之别”，所见尤甚。拙见以为王夫之对女性政治的排斥，实乃其时代思潮之反映，可以理解；今人常以超然姿态评判先贤的局限，但须知每个时代皆有其桎梏，谁知千载之后，我辈认知或亦成为后人之镜鉴乎? 然而，历史发展至今，若仍执男权圭臬丈量往昔，因性别褫夺巾帼之功，这等史观既失却“了解之同情”，更恐沦为市井之谈，终是辜负了历史研究的真意。

既然拙著所考察者，乃男权社会中之女性政治，自然绕不开性别视角之棱镜，因为在那个两性不平等的时代，女性主政必有其特征，但这些特征无关优劣。例如，作为女性政治家，其在男性士大夫的包围下所展现的心态与举措，必然带有女性的印记；再如她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将为女性政治冠以一些象征性符号，并制定一些有利于当时女性的政策。

然需申明，本书虽以性别视角切入，却非刻意将刘氏塑型为女权先驱。 彼时社会本系男权天下，刘氏既不可能挑战“三从”纲常，亦未大幅提升女性地位，其政治举措中所见之女性关怀，实乃权力博弈间偶然绽放的异色。这是时代使然，不必抬高，也不必苛责。

刘氏是幸运的，她本开封街头一卖艺女子，而最终母仪天下，掌控大宋皇权，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逆袭之传奇。其间机缘虽多，但拙见尤重其与宋真宗之间的感情。今人常谓政治人物之研究当摒除其私情，但拙见以为，政治人物首先是人，故其必然拥有人类的各类感情。

就本书所关注的主题而言，真宗力排众议册立刘氏，临终托以国事，实难尽以政治与权谋解之。固然，史家笔法亦有暗影浮动，文献中各种隐晦之语或可解为算计，亦可视作深情，何妨择善而从? 若史册尽是阴谋诡计，而无半分人性暖色，岂非太过寒凉? 此或本书偏颇之处，但历史研究观照古人，原需几分温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