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有创新和效率的人民所有制经济

按：1957-1977年，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1978年开启了经济体制的渐进转轨，方向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笔者这里从哲学视角，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源自于哪里，现在是什么特色，未来发展到哪里去？今天发出之四。周天勇前面短文之一到之三，已经推论社会主义社会，包括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仍然存在个人利益。之四要逻辑推理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要素共同占有和生产主体组织的形式及其实现路径。一、复原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从地理、物理和经济学理的逻辑上讲，生产方式方面，即使社会化大生产，财富也不可能由一个全国包罗各种产品并进行统一的超大规模工厂集中进行生产。因生产专业化和地域化，分工和协作的存在，地域辽阔和运输成本的存在，不可能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单位。因此，客观上的分散生产：需求不同地理范围内合理运输成本的产品，对各种不同使用性质的产品，客观上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分散存在着成千上万个物质财富产品的生产单位。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式，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交替的阶段中，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在短暂的过渡时期，这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是实现全民所有的必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一个社会不再存在资产阶级时，国家将消亡。因此，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是革命胜利后向社会所有转型的暂时形式。他们并没有提出过生产资料政府所有这一概念。生产资料政府所有，被马克思视为国家所有的异化形式，需通过民主机制防止其蜕变为官僚垄断。为此，他们还特别强调，政府作为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执行方式，需受民主监督，否则将背离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初衷。他们认为，生产者本身即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和使用者，无需一个外在于生产的、庞大的国家体系来代为行使所有权。因此进行逻辑推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和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可能不是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生产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形式。二、国家所有制企业的运行逻辑与低效率 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来源。一是政府收入（计划经济时表现为实物产品剩余的再投入，渐进转轨经济中表现为税收）作为资本注入；二是以国有矿山和土地等资源作价为资产注入；三是以政府背书从金融机构借贷资金注入。其共同利益之本，来自于政府。除了员工工资，形成的超额利益归政府。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不来源于劳动者收入剩余的自由联合。 专栏之二所述苏联及东欧国有企业低效率，根植于国有企业固有的制度缺陷，可以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深刻解释。（1）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与信息不对称：全民是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初始委托人），但所有权需经过“全民-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国资委-国企董事会-管理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才能行使。每一层代理都存在信息衰减和目标分歧，初始委托人的意志几乎无法有效传导至企业。作为直接出资人代表的政府机构，其官员并非企业剩余索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和有效的手段去精准监督企业。（2）市场横向信号与政府纵向指令的矛盾：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灵敏响应价格、供求等横向市场信号。但政府对国企的纵向行政干预无处不在，如下达相互矛盾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如产值、利润、就业、维稳）、繁琐的投资审批、人事控制等。这种“婆婆”式的管理，扭曲了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为完成就业指标，企业可能被迫超编用人；为执行政策，可能投资于不盈利的项目。（3）内部人控制问题：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内部人）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控制权，追求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而非所有者和企业的利益。这表现为奢靡的在职消费、建立“个人王国”、甚至直接的贪污腐败。（4）利益不一致与道德风险：一是个人寻租，高管为追求政绩或个人灰色收入，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可能导致盲目投资和“烂尾工程”。二是企业套利，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向政府“哭穷”，套取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三是风险转嫁：企业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企业帮助地方政府进行表外融资，地方政府则默许甚至帮助企业将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最终转嫁给国家财政（如债务兜底），形成严重的道德风险。（5）高昂的组织协调成本：国企庞大的非生产性部门（如庞大的党群工作系统、与上级对接的专门机构）和复杂的内部流程，产生了巨大的组织协调成本，降低了决策和运营效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财政部网站，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说明：在1978-1990年国有资产比重中，有城乡集体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平均约为15%左右，以后逐步降低到了0.5%以下。 中国1978-2008年，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比例从80%左右下降到了19.5%，资产平均利润率为2.84%；非国有资产（不包括集体企业资产）比例从几乎为0上升到了80.05%，资产平均利润率为8.08%，期间由于资本向竞争性领域配置改善，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新经济增长率为1.37%。而2009-2024年，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比例从20%左右扩大到了44.59%，资产平均利润率为2.06%；非国有资产（不包括集体企业资产）比例从80%下降到了55.41%，资产平均利润率为7.6%，期间由于资本向非竞争性低效率领域逆向配置，生产率水平下降，造成的经济增长0.96个百分点的损失。三、农业生产关系的人民所有制选择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核心遵循——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落后，不仅与国内工业、服务业存在显著差距，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比，差距更为突出。若采用超越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先进生产关系（如工业、服务业领域的生产组织形式），将与农村农业生产力发展现状不相适配。 从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分析：简单的生产方式应匹配简单的生产组织形式；若简单生产方式强行适配复杂生产组织形式，复杂组织的运营成本（含组织自身消耗与低效率带来的额外成本）将显著高于其创造的生产力收益，此类生产组织要么因缺乏成本优势而丧失竞争力，要么因成本高于收益而陷入持续性亏损，最终难以维系。 需明确的是，土地集中与农业规模化是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生物化、信息化等现代化转型的基础前提。基于此，农业生产关系与组织形式的选择需遵循以下理论推演。 这里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即生产关系）的三种典型类型展开推演，分析何种形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又契合现代经济学中组织成本与组织收益的平衡逻辑。（一）生产资料国有农场的高级生产关系模拟 国有农场的生产关系具有先进性特征，组织架构亦更为复杂，但相较于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其效率偏低、成本偏高。从实践来看，多数国有农场（含国有农场企业、地方农业发展公司、供销合作社等）并未直接开展农业耕种，而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并收取地租；部分国有农场通过土地抵押融资开展非农业务，债务还本付息压力推高了地租水平；相当比例的国有农场效率低下，需依赖国家大量财政补贴；此外，在土地出租、物资采购、经营管理、仓储运输等环节，还存在寻租行为。（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农场的中级生产关系模拟 多数集体农场在人才素质偏低、劳动者现代专业技能不足的现实条件下，选择以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开展种植与养殖业务。此前部分地区曾出现恢复人民公社、生产队体制的尝试。当前集体农场主要以村集体农业经济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及大城市郊区，部分农业集体公司的收入主要依赖非农经营与经济作物多元化经营。据统计，全国约320万个农业合作社中，盈利主体占比不足3%，收支平衡主体占比不足7%（部分合作社将财政补贴计入营业外收入以核算“利润”），亏损主体占比约90%；若剔除财政补贴，亏损面将进一步扩大。从成本结构来看，农业合作社的董事长、经营经理、生产经理、会计、监事等人员薪酬支出，往往耗尽经营利润甚至出现赤字；若严格执行股东表决议事制度，合作社的协调成本将大幅攀升；而在股东监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与腐败问题极易普遍化。（三）家庭农场生产关系最低而生产力最优 上述实践数据与运行现状，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逻辑——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选择具有约束作用。由此可得出结论：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低水平、简单化的生产力现状，家庭农场是最适配、最简洁且最优的生产关系与组织形式。四、个人利益与共同联合中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 财富创造是一个劳动、技术、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积累和相互组合形成生产力的过程。其中，生产资料的积累和生产工具及方式的创新至关重要。 与生产资料积累与生产工具及过程创新相关。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生产力本身的进步，虽然个人的劳动是创造财富和技术创新能动性的原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劳动必须与自然资源和劳动工具相结合，才能生产财富。这就一是关系到生产资料的积累；二是要有个人智能创新，不断地改进劳动工具和生产工艺，提高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而财富生产是组织管理经营、不同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工具和过程改进，共同组合作用的过程。因此，社会化的大生产，大部分要素组合生产体不再是个体生产屋和家庭作坊方式，需要各种要素不同联合的生产体。 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积累和创新的过程中，存在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两难，以及公司资本积累和创新的可行性与可能性难题。实际上，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由谁来、谁能够和谁愿意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和科学理论及生产力技术的创新？积累是将生产的剩余进行再投入，创新是用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能力，用以扩大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如果是由个人、家庭积累，并将多个个人和家庭的积累联合起来，进行持续的生产，形成“个人积累和创新要素所有-企业法人所有和占有-经营者管理使用-产出按照要素贡献分配”的利益逻辑机制，才能实现企业的生产资料积累的投入和知识技术创新的应用。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有的个人获得财富能力强和生活消费较节俭而剩余多，或者他赌未来的收益借款进行积累；有的个人获得财富能力弱和生活消费开支大而没有剩余，甚至借贷消费。少数人有科学发现的天赋，或者有技术发明的智能，或者有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才能；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天赋、智能和才能。有组合要素、管理生产、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和控制风险的企业家，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因此，如果坚持仅仅按劳分配，资本和技术创造的财富要共同分配，即如果生产经营获得的利益在联合体中每个人共同平均分配，甚至从企业划出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分配，则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积累，没有人冒险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试验。因此，在存在个人利益的社会中，生产的成果需要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生产资料的积累与技术和创新才有可能和可行性。五、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经济的具体形式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要建立的不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企业，并且无论是苏联的国有企业，还是我们的国企都存在投入较大、消耗过高、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短暂的共产主义第一过渡阶段后国家消亡，他们提出的生产组织单位不是由国家组建，而是由个人联合的人民共同体组建。生产资料不是国家所有，而是每个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所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应由自由人联合起来共同所有和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马克思恩格斯所述的是，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个人所有生产资料的股份共同占有和共同使用。（1）生产资料股份合作社。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除了简单的种植和养殖生产可以个人和家庭组织外，需要多个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劳动、智能和生产资料组合起来共同占有和使用，形成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生产主体。如恩格斯肯定丹麦“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比例分配收入”的农业合作社模式。（2）马克思观察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股份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他指出，股份公司是在生产社会化推动下形成的，解决了单个私人资本无法承担大规模生产的问题（如铁路建设）。通过发行股票集中社会资本，实现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股份公司使经营管理成为一种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资本所有者（股东）仅凭股票获取股息，而专业管理者掌握经营权。 对这样的中小微企业，应当视为人民创业型企业。其标准和条件是：一些劳动密集程度高，而且容纳8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其生产资料所有和占有比重很低和规模很小，企业主个人参加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并且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工作条件、双方协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公平和有效率的劳资关系。 因此，目前在中国国内的个体商户、合伙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等，都应当视为自由人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延长年期，允许交易，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资产）、技术要素等共同占有的生产联合体，即人民所有制的企业。 我们可以在农民发展权、财富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强调共同利益，并进行深度改革，发力用以建立收入公平的社会。 但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应当以经济有活力、有动力、有效率和有创新力为首要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