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 《新青年》之新宣言

瞿秋白

《新青年》之新宣言

题记：《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瞿秋白任主编。这是他为该刊（“共产国际号”）写的发刊宣言。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葛德（歌德）之《浮士德》（Goethe，Faust）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紬绎，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瞭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孙中山）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意即“乌有之乡”，后成为“空想”的同意语。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指五四时期宣传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人。）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共产国际号”为其第一期。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