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宴请一名男子吃饭，并说道：他是全国人民的老上司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秋风带着些许凉意，一声礼炮划破天空，新中国诞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这一切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十三年后自己会在丰泽园颐年堂为一个曾经的“皇帝”摆下一桌极其简朴的家宴。历史的转折，总喜欢用戏剧化的方式提醒世人：时代变了，所有人都得学会从头来过。

时针拨回到1950年8月1日，中苏边境的绥芬河口岸。苏联卫兵押送着一队特殊战犯上车，队伍中最显眼的是瘦削、近视、一脸茫然的溥仪。五年前他在奉天机场钻进日本飞机时还是伪满“皇帝”，此刻已是战败囚徒。列车慢慢开动，他听见身旁有人低声嘀咕：“回国了，怕是再也当不了陛下。”这句话像一记闷雷，重重地撞在他心口。

抚顺战犯管理所为这位末代皇帝准备了一间普通宿舍，木板床、脸盆架，没别的。头两年他固守旧习，连写“自白书”都用竖排繁体；第三年开始，他发现管教干部与工友愿意聆听他讲清史时，不再称呼他“皇上”，而是直呼其名——这才明白身份真的变了。1954年，他主动请缨参加劳动，指甲里第一次嵌进黑泥，那种粗粝的感觉，记录在他日后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手稿上。

1959年国庆前夕，特赦消息传到抚顺。有人以为溥仪会手舞足蹈，可他只是长叹一声，说：“这一天来得太迟，又似乎太早。”12月9日，他走出高墙，被妹妹金韫馨领回胡同小院。院里挂着白炽灯，灯泡摇晃，竟让他想起皇宫里一闪而过的金漆屋檐——那层豪奢光影，如今同这盏小灯泡一样，都得靠新中国的电网才能发亮。

短暂适应之后，组织安排溥仪到北京植物园做园艺工，随后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协助编写《清史》。工作之余，他会把花圃里的铜钱草、凤仙花剪几枝插在茶缸里，搁在窗台，那是他打理“大清江山”的另类方式。可他的心里始终有个愿望：见一见毛主席，亲口说一句“谢谢”。

1961年春天，愿望实现。那天他穿了蓝卡其中山装、布鞋，被引进颐年堂。毛主席先是打量他：高个子，微驼背，戴一副老花镜，然后笑着招呼：“坐吧，先别谈当年的事。”紧张瞬间消散，两人一聊就是两个多钟头。会谈结束，主席留他共进晚饭，四菜一汤，主食一个小馒头、一碗米饭。溥仪原以为晚宴至少会有鱼翅、燕窝，结果最贵的是一道“紫罐煨肉”。他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国家困难，我也省着点。”那一刻他发现，身为人民领袖的节俭，比昔日皇帝动辄百道菜更具分量。

时间很快走到1962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毛主席这次想把“请客”变成小型团圆，邀请了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孝范四人作陪。他故意卖关子：“等会儿来的客人，你们都认识——全国人民的老上司。”众人疑惑未解，溥仪在工作人员引领下推门而入。屋内灯光柔和，他脱帽鞠躬，先向毛主席致意，再环视四周。章士钊最先反应过来，小声嘀咕：“真没想到是他。”

所谓“家宴”，实际上极其简单。青椒炒苦瓜、盐水萝卜、蒜泥黄瓜，再配上半壶葡萄酒。溥仪被夹了一筷青椒，刚咬下一口，辣得直吸凉气。毛主席笑问：“怎么样？”溥仪忙点头：“味道好！”短短一句对话，既显尊敬，也藏尴尬，却让屋子里气氛陡然活跃。毛主席随后半开玩笑指着程潜、仇鳌：“这两位年轻时可没安分，当年辛亥闹得最欢的是他们，把皇帝赶下台！”众人哄堂，溥仪也跟着笑，笑到眼角有泪。

席间毛主席又提到溥仪的终身大事。“再找个伴，不算晚。”溥仪腼腆，低头不语。毛主席接着说：“成家了，心里有牵挂，做事更踏实。”其实早在第一次会面时主席就提过同样的话，这次再次叮嘱，可见用心之深。

菜很快见底，主食上桌，主席端起酒杯，沉声道：“今天的年饭，简朴些，但咱们心里亮堂。过去那一套，翻篇了。”众人举杯，葡萄酒映出灯影，像一湾微澜的水，把旧与新的界线映照得清晰。

饭后拍合影。第一张拍完，主席忽然示意：“客人应站上首。”于是两人位置对调，再拍一张。照片洗出没多久，送到溥仪手中，他郑重其事挂在书桌上方，与那只英国女王赠送的怀表并列。怀表丢过一次，他急得寝食难安；照片丢失的消息则在1966年传来，那比怀表的遗失更让他痛心。直到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离世，他仍念念不忘那张照片的下落——或许在他眼中，那不仅是与伟人同框，更象征着自己作为普通公民被接纳的证明。

纵观溥仪由“宣统皇帝”到“特赦公民”的曲折历程，一桌家宴浓缩了时代的巨大落差。毛主席一句“全国人民的老上司”，既是幽默，也是历史的注脚：封建皇权彻底成为过去式，而新的国家机关把昔日的至尊拉回尘世，让他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劳动者。岁月无声，却在腊月的青椒苦瓜里留下咸辣交融的味道，那味道提醒所有亲历者——真正的权力属于人民，任何人都别想再做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