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对《史记》人物继承情况

唐前诗歌中涉及《史记》人物（两次以上），共有42个。诗人主要有班固、左思、郦炎、刘琨、张华、曹植、曹丕、庾信、卢思道、王粲、阮籍、嵇康、陶渊明等，成就以陶渊明为著。

唐诗中《史记》人物大量出现，粗略统计，唐诗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史记》人物共有200余位。书写《史记》人物的诗人，更是不胜枚举，诸如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杜牧、胡曾、罗隐等人都是书写《史记》人物的高手。

唐代咏史诗有620余首，如胡曾有150首咏史诗，其中有70余首取材于《史记》，至于使用《史记》人物事典的唐诗数量要远远超过咏史诗。其中涉及秦始皇、刘邦、项羽、汉武帝、张良、韩信、屈原、贾谊、司马相如、荆轲、范蠡等人物事典的诗歌，皆在百首以上。唐代诗人以开阔的襟怀接受了《史记》的价值观，赞赏《史记》中不甘于平庸的奋斗精神。如李白诗歌对鲁仲连这一形象的描绘，“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其中就有司马迁对于理想人格的标举。“倜傥非常之人”是司马迁对理想人格的定位，“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仁安书》）。唐代诗人创作中使用或模仿了司马迁的语汇、语气，都是对司马迁接受的具体表现。但在诗歌之中，这样的间接出现了司马迁形象的诗歌，虽然笔触隐约、分布零散，但依然有迹可循。

唐诗对《史记》人物的书写，情感真挚，既是对《史记》人物的诗化书写，也是对自己内心观照和映射。《史记》中的很多历史人物，如李广、李陵、伯夷、颜回、原宪、游侠等，都渗入了司马的个体精神特质。唐诗接受《史记》人物时，将司马迁的个体意识与思想情感也一并纳入接受范围。如刘湾：“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这段描写基本都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对李陵境况的描述，充满了惜才爱才、恳切悲怆的情感。刘湾以诗歌的方式，重述此事，将太史公言外之意大白于天下，质责武帝好大喜功、肆欲争伐，申诉李陵报国之志、忠于汉朝之心。此诗论理明晰，陈情恳切，将史公幽愤隐衷的叙事话语，变为唐诗坦率直言的气韵风度。

除了《史记》人物体现的司马迁形象特点，在诗歌的情感倾向、痛苦、受辱的书写上，往往借用司马迁描述耻辱、痛苦的词语，如骆宾王《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入阱方摇尾”用的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的典故，以此来形容自己深陷牢狱的卑微凄苦之状；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苦摇求食尾”，将这种卑微和凄苦引入现实生活贫乏的处境中，以此来书写自己生活艰难请求友人资助的窘迫无奈；韩愈《送进士刘师服东归》：“猛虎落槛阱，坐食如孤豚”，则是以此书写自己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在科举求仕中遭受冷遇的耻辱感受；刘长卿《非所留幽系寄上韦使君》：“斗间谁与看冤气，盆下无由见太阳”，用的是《报任安书》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的典故，司马迁以此描述自己曾竭尽心力效忠武帝，却因口语之祸而获罪入狱的冤屈，刘长卿此诗所写亦是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深陷牢狱的冤枉。

在这些诗句中，虽然看不到诗人对司马迁的直接书写，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某种精神特质已经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流淌在诗人的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