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交汇：海昏侯《诗经》与西安碑林《开成石经》的经典对话

近日，随着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首次发现的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简牍内容正被逐步揭示。无独有偶，在古都西安的碑林博物馆中，静静矗立着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的《开成石经》，其上亦镌刻着《诗经》的完整文本。一场跨越千年时空、连接长江流域与关中平原的儒家经典“对话”，正悄然开启。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诗经》竹简

一南一北：两部石、简“史记”的遥相呼应

在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实验室里，1200枚珍贵的《诗经》竹简经过精心脱水修复，已渐复旧观。它们属于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其去世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这批简牍以其“诗三百五篇”的明确记载，证明了它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首个秦汉时期全本《诗经》，也是存字最多的西汉《诗经》文本，为我们打开了窥探汉代“诗经学”早期样貌的一扇窗。也有观点认为《诗经》为311篇（含6首笙诗），305篇是《诗经》的诗歌正文数量，也是自古以来公认的“诗三百”之数（取其整数）。我们平时读到的《关雎》《蒹葭》《硕鼠》等，都属于这305篇，它们都有文辞。6篇“笙诗”，这6篇的标题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6篇在现存版本中只有标题，没有诗文。笙是一种乐器。“笙诗”顾名思义，就是用笙来演奏的乐曲。学术界普遍认为，这6首“笙诗”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纯器乐曲，没有文辞。它们在古代礼仪中（如乡饮酒礼、燕礼）作为伴奏音乐使用。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碑林，那由114块巨石、两面刻写、总计65万余字构成的《开成石经》（刻成于公元837年），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儒家经典刻碑立于长安国子监的壮举。它不仅是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更是后世《十三经》的祖本之一，其中《诗经》部分，正是以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为底本。

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诗经

一先一后：从西汉私藏到大唐官学的文本流变

海昏侯墓《诗经》简的出土，其意义非凡。刘贺的老师太傅王式是西汉《诗经》学的重要传授者，《汉书·儒林传》载：“臣（王式）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无）谏书。”在王式看来，讲授《诗经》是他劝谏的重要方式。刘贺去世于汉宣帝神爵三年，海昏《诗》的成书时间在此之前，保存了西汉早、中期《诗》学文本的样貌。《诗经》学是汉代的显学，先后有齐、鲁、韩三家诗被立为官学，毛诗则长期在民间传授。到东汉末年，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成为正宗，而三家诗则先后亡佚。

相较之下，晚于它近九百年的“开成石经”《诗经》，则代表了《毛诗》系统在历经汉末郑玄作笺、魏晋南北朝传承后，于唐代被确立为官学正宗的最终形态。两者一为先秦至汉初古本在汉代的传承样貌，一为唐代官方钦定的标准范本，构成了《诗经》传播史上首尾相连、承前启后的关键链条。

一简一石：文明载体的嬗变与永恒坚守

海昏《诗经》写于竹简之上，是诸侯王级的私人珍藏，材质易损，却因墓葬的密闭而侥幸存世。它带着手书的温度，是汉代“独尊儒术”政策下，儒家经典在上层贵族中传播与运用的鲜活见证。

开成石经则刻于坚石，是大唐重视儒家经典传承的体现，旨在“永垂后世”，以供天下士子抄录校对。它以最坚硬的材料，试图实现文化的传承。

一为轻薄的竹简，藏于南方侯国墓葬；一为厚重的石碑，立于北方都城国子监。不同的载体，不同的归宿，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儒家经典《诗经》的尊崇与传承。它们从地下与地上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典籍传承有序的铁证。

目前，海昏侯墓简牍的保护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795枚，预计2026年完成所有脱水、修复和封护等保护工作。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书香海昏》专题展厅正在提升改造，完成修复的首批简牍将在展厅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论语》简。当我们展望未来，或许可以想象，将海昏侯《诗经》简的释文与西安碑林开成石经的刻文进行比对研究，必将能更清晰地勾勒出从汉到唐《诗经》文本流变的轨迹，为经学史、文献学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材料。这一南一北、一简一石的千年对话，正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体现。（张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