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乘船前往江西庐山的途中，心中有着难言的焦灼，他对神州大地正在发生的一切深感不安。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五八年是一个普遍激动的年代。平心而论，中央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头脑都不同程度地热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冷静。这也包括彭德怀在内。对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他没有异议；发动“大跃进”，开始他也是赞成的。谁不想尽早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呢？不过，他的头脑清醒得比较早。
一九五八年以来，他多次外出，跑了八九个省，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下面问题很多啊！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到处泛滥。
基层干部误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
农民怕“共产”，便低价变卖家产。
说是要建立新居民点，房子还没盖，就把农民现住的房子拆了，并且乱砍滥伐。
干部为了表功，无限制地虚报所谓的“卫星”，到了可怕的程度。
各级领导对指标层层加码，基层干部就只好强迫命令，有的地区甚至打人成风。
妇女被强制性地去完成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以致造成子宫下垂和停经等疾病。
群众纷纷向彭德怀告状。这些情况，在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视察湖南乌石、平江等地时，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
乌石，是他的家乡。平江，是他当年起义的地方。
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昌会议期间，他参加西北小组的讨论。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以多少为好。
“粮食产量一万亿斤以上！”
“至少九千亿斤。棉花六千到七千万担。”
“粮食已经不成问题，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落后于农业。”
在座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个数字怎么可能呢？
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多亿斤，棉花是三千二百八十万担。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还多！
“我说粮食没有这么多。”彭德怀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平静的口气说。
“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了客气的批评。
“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这是一种和缓的解释。彭德怀不愿把争论搞得太尖锐。
后来，毛泽东在会上说，向外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彭德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心里是有很大怀疑的。
彭德怀视察湘潭、平江等地之后，回到株洲，见到了薄一波。两人谈起了粮食数字。彭德怀说：
“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
“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建议。
彭德怀后来用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建议只能征购九百亿斤。电报发出以后不知所终。
彭德怀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高指标压出“高”产量，“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农民的粮食被强制性地征购走了。到年底，严重缺粮的省份不断出现。
甘肃省，在四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还说是余粮省；到了六月，就变成了严重缺粮省，以致不得不动用军队已经十分紧张的运输力量来为甘肃调运粮食。
那是半个月前，彭德怀出访回国到达北京后第二天，他不顾旅途劳累，来到国防部大楼办公室。黄克诚总参谋长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谈了甘肃缺粮问题，中央要向那里调运粮食，但运输很困难。
“军队可以抽出一点运输力吗？”彭德怀问。
“凡能抽出的全部抽出来了，海军舰船抽了一部分到重庆运粮，空军也抽了一部分。如再抽要影响战备。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克诚说明了军队的难处。“西藏平叛已经结束，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又补充说。
军队的困难，彭德怀也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指示黄克诚尽可能多抽一点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食。
“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真是荒唐哀哉！
但愿这次庐山会议能把问题摆透，拿出有力措施，否则，情况将十分不妙。要好好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训。关键在于中央的同志头脑能否真正冷静下来，或者更直接地说，关键在于毛泽东对问题的看法如何，一切取决于他的意见。
那么，毛泽东的意见究竟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