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有权干涉“取款自由”吗？律师李向安：不能代行司法机关职能

文｜孙玉良

“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是储户在银行办理业务时熟知的基本原则。然而，近年来，以“反电信网络诈骗”等为由，部分银行在储户取款时对其资金用途进行严格盘问、审查，甚至拒绝办理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央电视台13频道《法治在线》节目以“我的钱，我的号，谁做主——取款、解卡要正证清白，反诈执行边界在哪”为题曝光了一起恶性事件。笔者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就“银行究竟是否有权对储户的取款行为进行如此干涉？此举是否构成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进行了咨询。

针对这一问题，李向安回答得很干脆：银行违法了，银行绝对无权代行司法机关的调查职能，以反诈为由干涉“取款自由”，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侵权行为，必须加以反对和整治。李向安律师首先从法治社会的本质逻辑出发进行阐述。他强调：“法治社会的本质逻辑是：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无法律依据的行为，公权力不得使用！”，这一原则是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基石。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在履行反洗钱、反诈等社会责任时，确实带有一定的公共管理属性。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银行可以自动获得超越其企业身份的司法调查权，银行调查储户信息，没有法律依据，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私自调查，严重侵犯客户隐私。

李向安警示道：“国家社会需要警察，但不能因此而成为一个到处充满了紧张气氛的警察国家、警察社会！”，如果将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无限度地前置和下放给商业机构，让每一个银行柜台都变成“调查岗亭”，无疑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信任氛围，严重有损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建成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李向安进一步厘清了银行的角色定位。他指出，银行的角色定位是“服务者”而非“执法者”，如果储户本身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正确的法律程序是“由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处理，而不应该由银行代行司法机关的调查职能！”。银行与储户之间首先是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储户依法享有“取款自由”的权利。银行的核心义务是保障存款安全并按约定支付本息。除非接到司法机关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书，如冻结存款通知书，否则银行无权单方面限制或拒绝储户提取其合法存款。

“银行不是司法调查机关，对储户没有调查权！”，李向安律师的这一论断，清晰地划定了权力的边界。所以，“反诈”不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万能借口。当前一些银行进行账户管控和取款审查的主要理由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诈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再重要也不能侵犯储户更基本的公民权利。以反诈为由，对储户取款用途进行调查盘问，是将储户视为潜在违法嫌疑人的行为，是对储户隐私权的一种侵犯，是对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储户取款自由原则的严重违反。

这种“有罪推定”式的普遍性审查，在未能有效甄别真正犯罪分子的同时，却让广大储户自证清白，让广大储户的财产权益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这已经严重违背了法治原则，这不但是对储户合法利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犯。储户需要向银行职员解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要用于何处，让储户自证清白，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负担和人格尊严上的贬损，该行为不但性质是违反储蓄管理法律法规、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违法侵权行为，更是对法治基本原则的严重践踏与破坏”，客观上不利于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显然银行的这种行为具有普遍的社会危害性，对公民、对银行、对社会、对国家等各个方面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我认为：维护金融安全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二者并非不可兼得。关键在于必须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银行可以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通过风险监测模型进行后台预警提示，而不是由前台柜员对每一位储户进行“审讯式”的问询。李向安律师的呼吁，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银行权力的边界。在构建更为安全的社会环境时，我们不能以牺牲核心的法治精神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守住“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底线，确保“取款自由”这一法定原则不被任意践踏，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模样。任何社会治理措施的升级，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否则，良好的初衷也可能结出侵犯权利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