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中国富人为何逃离新加坡？中国不给脸，新加坡也就是个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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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新加坡一度是东亚富豪们资产避险和身份配置的应许之地。尤其是在前几年，一些人高调唱衰香港的时候，新加坡的媒体和部分精英没少阴阳怪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似乎“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日就将花落狮城。

风水轮流转。最新的风向，开始变了。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受全球局势变化与区域政策调整影响，新加坡成为中国富人眼中的 “香饽饽”。

数据显示，这三年间，通过家族办公室、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将资产转移至新加坡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年均增长超 40%，仅 2021 年，新加坡新增家族办公室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于中国内地富豪。

除了资产配置，新加坡的身份规划服务也备受青睐。当时，新加坡的全球投资者计划（GIP）成为中国富人获取海外身份的重要途径，该计划要求申请人投资至少 2500 万新元（约合 1.3 亿元人民币）于新加坡本地企业或基金，即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2021 年，通过 GIP 获得新加坡永居的中国公民数量较 2019 年增长近两倍，不少富豪还带动家人、企业核心团队一同迁往新加坡，甚至在当地购置高端房产，新加坡核心区域的豪宅价格在那段时间上涨超 30%，部分稀缺地段的公寓单价突破每平方米 10 万新元。

大量中国企业也将区域总部或海外业务中心设立在新加坡，涵盖科技、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不仅为新加坡带来了巨额投资，也带动了当地就业与消费市场。

当时的新加坡，无论是金融机构、房产中介还是移民咨询公司，都围绕中国富人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服务产业链，市场一片火热。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从表面看，新加坡吸引力下降是自身 “关门” 所致，这种 “困难” 体现在三个层面：审查风暴的后遗症，身份门槛的劝退，以及对监管的风险厌恶。

审查风暴的影响从 2022 年底开始逐渐显现。当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加大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审查力度，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内地的大额资金，要求金融机构对资金来源、用途进行更严格的核查，部分涉及跨境投资的项目还需提交额外的证明文件。

这一政策调整导致不少中国富人的资产转移流程大幅延长，原本计划 3-6 个月完成的资金配置，有时需要耗时一年以上，期间还可能面临多次补充材料的要求，不少人因耐心耗尽而放弃。

身份门槛的提升则直接劝退了一批潜在申请者。2023 年 4 月，新加坡政府宣布调整全球投资者计划（GIP），将最低投资金额从 2500 万新元提高至 3000 万新元，同时增加了对申请人背景的审核维度，不仅要求申请人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还需证明其投资项目能为新加坡带来 “实质性贡献”，如创造高端就业岗位、推动科技创新等。

此外，政策还明确限制了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投资，此前不少富人通过投资新加坡房产获取身份的路径被大幅压缩。数据显示，2023 年通过 GIP 获得新加坡永居的中国公民数量较 2021 年下降了 62%，政策调整的影响显而易见。

对监管风险的厌恶则让更多富人保持观望。除了资金与身份层面的审查，新加坡近年来还加强了对海外人士在当地经营活动的监管，尤其是在税务、反垄断等领域。

2023 年，新加坡税务局对多家由中国富人控制的家族办公室展开税务稽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规避税务的情况。

同时，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也对部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延缓了多起并购案的进程。这些监管动作让不少中国富人担心未来可能面临更多合规风险，进而对在新加坡配置资产、开展业务持谨慎态度。

在新加坡吸引力下降的同时，中东的迪拜凭借宽松的政策、较低的门槛与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中国富人的新选择。

《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到，2023 年，通过迪拜投资移民计划获得身份的中国公民数量较 2022 年增长近 80%，同时，迪拜新增的家族办公室中，有超过 40% 的资金来自中国内地。

迪拜的优势首先体现在政策的宽松性上。其投资移民计划最低仅需投资 200 万迪拉姆（约合 380 万元人民币）于当地房产或商业项目，即可申请永久居留权，投资门槛远低于新加坡，且申请流程简便，通常 3-6 个月即可完成，无需复杂的背景审查与资金来源证明。

此外，迪拜实行低税率政策，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均为零，仅征收增值税（税率 5%），这对追求资产保值与税务优化的中国富人极具吸引力。

在商业环境方面，迪拜作为中东地区的金融与贸易中心，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且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便捷的物流网络，便于中国企业拓展中东、非洲及欧洲市场。

近年来，不少中国科技企业、新能源企业将中东区域总部设立在迪拜，借助当地的区位优势开展业务，同时，迪拜还在积极打造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生态，为中国富人的投资提供了更多选择。

此外，迪拜对海外人士的生活环境也更为友好，不仅拥有国际化的教育、医疗资源，还尊重多元文化，对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保持包容态度。这些因素共同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将资产配置、身份规划与业务拓展的重心转向迪拜。

中国富人从偏好新加坡转向迪拜的趋势，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政策调整对财富流动的影响，也体现了全球财富配置格局的新变化。

《金融时报》引用国际财富管理机构凯捷咨询的数据指出，2023 年，全球高净值人群在中东地区的资产配置比例较 2022 年提升了 3.2 个百分点，而在东南亚地区的配置比例则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转移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也对富人的海外资产配置产生影响。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严厉打击洗钱、逃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鼓励富人将资产留在国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种政策导向让不少中国富人在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时更加谨慎，更倾向于选择政策稳定、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且合规风险较低的地区，而迪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恰好符合部分富人的需求。

中国富人对新加坡态度的转变，从昔日的扎堆涌入到如今的转向迪拜，并非偶然，而是政策调整、监管环境、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加坡因自身审查加强、门槛提升而吸引力下降，迪拜则凭借宽松的政策、低税率与良好的商业环境成为新选择，这一趋势不仅影响着中国富人的财富配置格局，也对全球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中心竞争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随着全球局势与各国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国富人的海外资产配置与身份规划目的地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调整。

但无论选择何处，合规性、稳定性与与中国经济的关联性都将成为重要考量因素，而这也将推动全球财富管理市场朝着更规范、更理性的方向发展。

同时，这一趋势也提醒各国，要想吸引海外财富与人才，需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包容性，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生活环境，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