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谊”的历史印记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董为民

　　1947年12月7日晨，一支联合国车队完成了在中国解放区最后的运输任务，启程返回河南开封。出发前，他们收到了一封解放区代表匆匆写就的道别信。这封承载着联合国与解放区“国际友谊”印记的信件，从解放区的村庄发出，随车队带回开封，又送到了上海，几经辗转最终入藏纽约联合国总部，保存至今。

　　赵政一的道别信

　　这封道别信所用为通用信纸一半大小的白纸，字迹由蓝黑墨水钢笔写成。信件被装订在棕色硬质文件夹中。文件夹内还有数十页英文文件，主要是与解放区最后一批物资运送相关的货运单、备忘录等。信件的全文如下（为便于阅读，补充了标点）：

　　在何特先生的悉心护送下，我已安抵解放区，想你会减去很大的精神负担。

　　倘若你不离中国，我坚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再会晤的机会。

　　在尚未第二次晤面的时候，让我给你这最后一封信。

　　致以

　　国际友谊敬礼！

　　赵政一

　　1947.12.7

　　道别信是写给某位外籍人士的，只是不见其名。所幸文件夹中附有该信的英文翻译件，可知收信人姓名由于装订而不可见，其威妥玛拼音是“Ku Shi-pei”。文中提及的何特先生，译文里明确为Robert Hart，为联合国下属救济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中国分署驻开封办事处的救济人员。据联总中国分署的安排，两位已计划撤离开封的外籍职员，特地为完成最后一批物资的运输任务而留下。故而，“Ku Shi-pei”应是另一位外籍职员，何特的上级，联总驻开封的区域主管约翰C.卡斯鲍姆（John C.Kassebaum）。据文件夹中的备忘录，正是他指派何特率队完成物资运送，同时护送赵政一返回解放区。

　　联总职员呼吁救济解放区人民

　　联总是同盟国在战时成立的国际救济机构，早在联合国正式成立之前即已实际运作，职责是向曾被轴心国占领的地区提供救济。中国大片领土曾为日军占领，是联总的救济范围，包括沦陷区内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联总承诺提供巨量的救济物资，中国各方对此充满期待。国民政府特别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对接联总在中国的工作。解放区为接洽救济事务，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董必武为主任。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联总的救济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解放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周恩来、董必武对联总的“偏私不公”提出了强烈抗议，并提出改进措施。1946年7月12日，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招待中外记者”，指出“联总供给我国物资，已达六十五万吨，而解放区所得者仅三千三百吨，占全数比例仅千分之五。”14日，周恩来致电联总署长拉瓜迪亚，提议解放区代表参加联总及“有关各地物资分配委员会”。15日，周恩来亲赴上海，与联总、行总举行三方会谈，再提“救济品分配委员会，中共应派员参加”等问题。这些抗议迫使联总做了局部调整，与解总建立直接联系。1946年8月，解总驻沪办事处正式设立，主任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兼任。同时，解总代表赵政一等人也陆续被派驻至开封、天津等地。然而，解总的“联络代表”，“因毫无权力，致无法改善工作”。

　　解放区的不公平遭遇，得到了联总国际职员的普遍同情。1946年7月，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0名在华外籍职员，联名致信署长拉瓜迪亚，指出“联总物资没有在许多地区分发，这是因为这些地区人民的政治信念而歧视这些地区。”抗议国民政府“无视联总物资和服务捐赠的目的”，将联总的援助作为“政争武器”，用以压制解放区。1947年4月，联总中国分署超过60名国际职员再次集会，提出了具体数字：“迄今为止，只有不到2%的物资被运往共区，而这些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声称对解放区的歧视性救济得不到制止，“联总和联合国的人民将忽视1.3亿中国人，他们承受了日本袭击和占领的摧残，他们受难八年，而目前的苦难是他们牺牲的回报。”联总官方对内部和外界的责难，采取了逃避政策。1947年11月，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致函解总驻沪办代理主任林仲，通告联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联总存续期间，似乎不可能向中共领土大量运送物资，因此决定放弃在中共领土发放物资的努力，因为这在行动上不可能实现。”

　　同盟国在创设联总之初，即将其定位为暂时性机构，战后将由新设的常设机构取代。1947年，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于年底前结束联总的使命。据此，联总中国分署决定于1947年12月中旬停止运作。11月下旬，克利夫兰向林仲提出，解总在国统区的代表需尽早撤离。林仲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要求联总将早已分配给解放区的60吨医疗物资运抵目的地，作为撤离的先决条件。考虑到联总尚有职员在解放区内，撤出需中共方面协助，克利夫兰不得已亲自安排运输计划：“每天将有两班飞机从上海向开封运送解总物资。联总的两位官员已得到指示留在开封，协助将这些物资运入”解放区，并将赵政一安全送回解放区。

　　解放区“广交朋友”

　　联总职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政策，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都不顾自身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解放区。此次运输任务，正值隆冬时节，开封附近又适逢暴风雪。“大风吹起积雪使得跑道被掩埋”，从上海飞来的货运飞机“只有通过观察此前飞机在大雪覆盖的跑道上留下的痕迹才能降落”。1947年12月1日，何特率领20辆卡车和2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装载了刚刚到货的物资从开封出发。第一天，车队即遇到了“三次汽车故障”。部分车辆在深夜才抵达停车点，因为“5辆卡车深陷烂泥中，3辆被拖了出来，但2辆不得不留到早上再救援”。住宿条件很差，“气温远低于零度”，他们所住的“房子没有门窗”。“由于道路和卡车的问题”，“第二天只走了12英里”。

　　更大的危险来自封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出发前，何特就决定，“沿着黄河东岸的一条路前进，以避免穿过或靠近几个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城市”。然而，在第二天，“车队正有序地行驶”，突然最后3辆卡车和护送吉普车“遭到了400米外的猛烈射击。司机们跳下车，躲在路边，枪击停止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试图回到车上，启动车辆，但射击又开始了。后来他们又试了一次，以最快速度逃走了”，好在“没有人受伤”。第三天下午3点，“所有物资安全运抵，经过检查，确认无误。”

　　12月6日，何特率车队再次从开封出发，将刚空运来的少量物资运入解放区，这也将是联总对解放区运输的最后一次行程，赵政一随同车队返回。此次旅程较为顺利，车队拼命赶路，“距离目的地只有5英里时，天黑了”，何特决定冒险继续前进，最终顺利抵达。何特等人“停好了卡车，找了些旧房子过夜，但我们的睡眠不停被打断，因为新四军的新部队穿过这一区域”。第二天一早，何特向解放区移交了物资，赵政一匆匆写下道别信交与车队带回。因为穿越封锁线要冒着恶劣气候和战火带来的双重风险，所以赵政一才在信中写道，自己的安全返回能减去对方“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赵政一再也不能公开回到国统区，而随着联总结束中国使命，外籍职员将各自回国，所以信中有着“让我给你这最后一封信”之语，并向对方“致以国际友谊的敬礼！”正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铸就了解放区代表与联总中下级职员间“国际友谊”的根基。

　　周恩来和董必武注意到了联总外籍职员中存在国际主义精神，对解放区的遭遇普遍表示同情的心理。周恩来因势利导，亲自部署宣传工作，使“国外的进步人士”“在舆论上和我们站在一起”。董必武更是具体指示，“在适当时机可提出联总分配物资不公平”，但对来解放区执行任务的联总职员要“好好招待”。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解放区一方面向联总官方据理力争，获取尽可能多的救济物资，另一方面则努力赢得联总中下层职员的友谊。解放区在救济工作中将联总职员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广交朋友，团结、争取了一批人来解放区工作。”一些联总的外籍职员，受解放区精神的感召，决定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最著名的是来自美国的农业专家、寒春的哥哥韩丁（William Hinton），和后来成为其妹夫的阳早（Erwin Engst）。韩丁还在参加了解放区的土改后，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一书。

　　时过境迁，这封收藏于联合国总部档案馆的道别信，已然成为解放区与联总中下层职员“国际友谊”的历史印记，也见证了周恩来、董必武等解放区领导人的外交艺术。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