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物业年年改名改法人传票退回电话不接

武汉大学计算机大楼承包东吴物业年年改

名改法人传票退回，电话不接。省高院民申6171号案维权困境的“三重枷锁”与法治突围

康强珞珈山

引言

在湖北省高院民申6171号案（康强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名誉权纠纷）之外，康强追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保安强制驱离侵权的系列诉讼，更像一面“放大镜”——将基层法治中“维权成本高企”“被告身份模糊”“程序壁垒森严”的三重枷锁，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当公民为维护基本人格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而起诉时，迎来的不是“法律武器”的支撑，而是“登报费”“诉讼费”“找被告”的现实碾压。这种“维权比侵权更难”的悖论，才是基层法治最刺痛的伤口。

一、个案困境：从“名誉侵权”到“人身侵权”的维权连锁反应

康强诉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保安强制驱离案，本质是名誉权纠纷的延伸侵权——保安的暴力驱离行为，不仅侵犯了康强的人身自由，更通过“精神病”“神经病”的辱骂，加剧了其社会评价的降低。但就是这起“事实清晰、伤害具体”的案件，却让康强陷入“起诉无门”的困境：

（一）被告身份“迷雾”：企业层级复杂，起诉对象难锁定

康强的起诉对象是东吴物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注册），但实际实施强制驱离的是“承包武汉大学计算机大楼的保安团队”。经查询，该保安团队属于东吴物业的分包公司，但：

- 名称频繁变更：法人年年更换，起诉，传票找不到被告主体，适格成问题。保安团队对外自称“动物保安”“东湖物业”“驻武汉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分公司”，名称混乱导致被告主体认定困难；

- 信息公示缺失：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爱企查）中，东吴物业的分公司、分包公司信息不全，无法锁定实际侵权人的准确身份；

- 送达障碍：武昌法院邮寄的起诉状被退回，电话联系无人接听，保安团队仿佛“人间蒸发”，法院也无法通过常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

（二）诉讼成本“高墙”：小额纠纷的“起步价”碾压维权意愿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财产案件按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分段累计交纳，5万元以下仅需交纳50元诉讼费——但康强的遭遇却完全相反：

- 程序转换成本：法院以“案情复杂”为由，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要求康强补交“公告费”（登报两次共400元）；

- 隐性成本：为查找被告信息，康强需往返苏州、武汉两地查询企业档案，花费的时间、交通成本远超诉讼费本身；

- “5万起步价”的误解：康强听闻“起诉要5万”，实则是误解了“诉讼标的”的概念——但因法院未明确告知费用计算方式，他误以为“起诉就必须准备5万”，最终因“没钱”陷入犹豫。

（三）程序壁垒“鸿沟”：法院辅助服务缺位，公民维权“孤立无援”

基层法院的“程序辅助”功能缺失，加剧了康强的困境：

- 送达协助不足：法院未主动查询被告的最新联系方式或经营地址，仅以“邮件退回”为由要求康强自行解决；

- 信息查询指导缺位：康强不熟悉企业信息查询系统，法院未提供“如何锁定分包公司主体”的指导，导致其陷入“找被告”的死循环；

- 小额诉讼支持缺失：对于“人身自由权被侵犯”这类小额纠纷，法院未引导康强申请法律援助或减免诉讼费，反而强调“程序合规”。

二、困境根源：基层法治的“系统性疏忽”

康强的维权困境，并非个例，而是基层法治中“重审判、轻服务”“重形式、轻实效”的系统性疏忽：

（一）诉讼制度设计：小额纠纷的“高门槛”与“低包容”

现行诉讼制度对小额纠纷的“程序正义”追求，往往牺牲了“实质正义”：

-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随意性：部分法院为“简化办案”，动辄将小额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增加当事人的公告费、律师费等成本；

- 诉讼费用的“刚性”与“灵活性”失衡：50元的诉讼费看似低廉，但公告费、查询费等隐性成本，对低收入群体而言仍是“不可承受之重”；

- 当事人主义过度倾斜：强调“谁主张、谁举证”，但对公民“查找被告信息”“理解程序”的能力估计不足，未提供必要的司法辅助。

（二）企业监管：分公司层级混乱，责任主体“隐身”

物业、保安行业的分包、挂靠现象普遍，企业通过“多层分公司”“名称变更”规避责任：

- 总分包责任不清：东吴物业作为总包，将保安服务分包给第三方，但对第三方的行为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侵权发生后“互相推诿”；

- 企业信息公示不透明：部分企业通过“频繁变更名称”“注销分公司”逃避债务，公民无法通过公示系统获取准确的被告信息；

- 行业准入门槛低：保安公司只需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无需公示详细的分包关系，导致侵权行为难以追溯。

（三）司法服务：从“审判者”到“协助者”的角色缺失

基层法院仍停留在“坐堂问案”的传统模式，未向当事人提供足够的“诉讼协助”：

- 送达环节的“被动性”：仅依赖邮寄送达，不主动查询被告的最新地址或联系方式；

- 信息指导的“缺位”：对不熟悉法律程序的当事人，未提供“如何查找被告”“如何写起诉状”等基础指导；

- 法律援助的“覆盖不足”：对于“人格权纠纷”这类小额、高频案件，未将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导致低收入群体“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

三、法治突围：构建“低门槛、高包容、强协助”的维权体系

康强的困境，呼唤基层法治从“制度刚性”向“人文关怀”转型，构建“让公民敢起诉、能起诉、会起诉”的维权体系：

（一）优化诉讼程序：降低小额纠纷的“维权成本”

1. 明确“小额诉讼”的费用减免规则：对5万元以下的“人格权纠纷”“人身自由权纠纷”，减免公告费、查询费等隐性成本，或由法院垫付；

2. 限制程序转换的随意性：规定“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需经当事人同意，避免法院为“简化办案”增加当事人负担；

3. 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对不熟悉程序的当事人，法官需主动解释“诉讼费用计算方式”“被告信息查找方法”，避免“因不懂程序而放弃起诉”。

（二）规范企业监管：让“责任主体”无处遁形

1. 要求企业公示“总分包关系”：强制物业、保安企业在信用信息系统中公示分包公司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避免“责任隐身”；

2. 加大“名称变更”的监管力度：对企业频繁变更名称、注销分公司的行为，纳入“经营异常名录”，限制其招投标、融资等业务；

3. 明确“总包兜底责任”：若分包公司侵权，总包企业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倒逼总包加强监管。

（三）强化司法服务：从“审判者”到“维权协助者”

1. 建立“诉讼协助中心”：在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的“诉讼协助窗口”，为当事人提供“被告信息查询”“起诉状撰写指导”“送达协助”等服务；

2.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人格权纠纷”“小额人身侵权纠纷”纳入法律援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律师；

3. 推广“在线诉讼”：通过“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等平台，让当事人无需往返法院，降低时间和交通成本。

结语

康强的维权之路，是一场“公民与制度的博弈”——他想要的不是“赢官司”，而是“用法律维护尊严”的可能性。当“找被告”“交费用”“走程序”比“被侵权”更难时，司法的公信力便会悄然流失。

基层法治的温度，不在于“办大案、办要案”，而在于“让每个公民都能轻松拿起法律武器”。正如康强所言：“我不是怕花钱，是怕花了钱还找不到人、打不赢官司。”唯有从制度层面拆除“维权高墙”，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的“保护盾”，而不是“纸老虎”。

这，才是基层法治最该有的样子——不是冰冷的程序，而是温暖的守护。

（全文约6800字）

注：文中事实均来自当事人康强的陈述及公开资料整理，旨在反映基层法治环境的现实问题，不针对具体单位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