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自立中学霸凌事件撕开的校园治理裂缝

2025年11月6日中午，天津市自立中学高一女生小林（化名）在回教室途中，被一名高二女生用肩膀冲撞。当小林质问“你撞我干嘛”时，对方同伴嚣张回应：“撞你你就受着。”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微小的冲突，竟演变成百余人围堵教室的群体性霸凌事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不是涉事学生的第一次施暴，也不是学校第一次“软处理”。

从“肩膀冲撞”到“百余人围堵”：48小时里的失控现场

“她被老师藏起来了，同学替她挨了打。”小林的母亲哭诉。据其描述，冲突发生后，十几名高二学生迅速围堵小林，伴随辱骂与嘲笑；被学校主任制止后，涉事学生竟纠集数十人，连同部分学生的男友，总计近百余人围堵了小林所在的高一二班教室。

“他们堵着前后门叫我女儿的名字，连骂带起哄，班主任拦都拦不住。”小林母亲回忆，围堵者甚至殴打了试图劝阻的同班男同学，对女生进行谩骂侮辱，直到上课铃响才暂时散去。但暴力并未终止：下课之后，涉事者再次组织百余人围堵教室，重复暴力行为。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并非涉事学生首次施暴。小林母亲透露，这些学生是“惯犯”——此前曾将一名学生欺负至退学，休学半年后才重返校园。“他们知道自己是未成年人，学校不敢管，警察没法拘。”

法规与现实的落差：“惯犯”为何能“全身而退”？

根据2018年实施的《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干规定》，校园欺凌被明确界定为“恃强凌弱实施欺负、侮辱的行为”，其中“围堵、殴打、恐吓”均属典型情形；法规同时要求，对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的学生，应转送专门学校矫治。

但在小林的遭遇中，这些规定并未落地。小林母亲称，学校最初谎称“已报警”，实际并未履行义务；家长自行报警后，警方却以“在校生、十六七岁”为由表示，即使行政拘留也会“不予执行”，最终“什么都没判”。

而学校的处理同样乏力：涉事学生仅被“临时离校”，既未开除，也未移送专门学校。“学校说‘还没定怎么处理’，但之前他们欺负人，也就是停课十天八天，记过处分根本没用，人家根本不在乎。”小林母亲的话，戳中了当前校园霸凌治理的痛点——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正在异化为对施暴者的“纵容”。

天津立法7年，为何挡不住“惯犯”横行？

作为全国首个出台校园欺凌专项地方法规的城市，天津早在2018年就通过《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干规定》，明确“学校是责任主体，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要求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事后干预”机制，并对失职者追责。

但在自立中学事件中，这些制度几乎形同虚设：

- 预警缺失：涉事学生有“欺负他人致退学”的前科，学校却未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

- 处置失当：首次冲突发生后，学校未及时控制涉事者，导致暴力升级；

- 追责空白：面对家长质疑，学校既未公开处理结果，也未对失职教职工问责。

“法律写得再好，不执行就是一纸空文。”一位长期关注校园霸凌的律师指出，当前治理的核心矛盾在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原则，常被异化为“无底线宽容”；而学校出于声誉、招生等考量，往往选择“大事化小”。

当“保护”变成“纵容”：谁来给受害者“安全感”？

小林母亲的诉求很简单：“开除带头学生”——但这一诉求至今未得到回应。她无奈地说：“孩子以后在学校的安全谁来保证？他们今天能围堵教室，明天会不会堵校门？”

事实上，类似的“软处理”正在催生更多风险。2024年天津静海某中学曾发生学生被殴打致腰椎骨折的事件，受害者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敢上学；而广西苍梧县石桥中学的霸凌者，在逼受害者下跪、踩头后，因“零惩戒”的先例，甚至对着镜头比“耶”炫耀。

“我们不是要‘惩罚未成年人’，而是要‘保护未成年人’——包括保护被欺凌者。”天津市人大代表、南开中心小学教师张楠楠曾在采访中强调，《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干规定》的核心是“预防与惩戒结合”，“对施暴者的纵容，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破局之道：从“软处理”到“硬约束”

此次事件并非孤例，它折射出当前校园霸凌治理的共性困境：法规落地难、学校担责弱、惩戒力度轻。要破解这一困局，或许需要三重转变：

其一，压实学校主体责任：按照天津本地法规，校长是校园欺凌治理第一责任人，对失职者应严肃追责，而非“内部消化”；

其二，完善未成年人惩戒体系：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明确，14-16周岁未成年人多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可执行拘留；专门学校的矫治机制也需真正激活；

其三，建立“前科跟踪”机制：对有霸凌前科的学生，应纳入校园安全重点关注名单，联动家庭、社区进行行为矫治。

“我只希望孩子能安全上学。”小林母亲的这句话，是所有被欺凌者家庭的共同心声。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是“纸上的法规”，更是“落地的行动”——毕竟，校园安全的底线，容不得任何“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