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婴被卖120元，长年受虐遍体鳞伤，如今只想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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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泛黄的照片，像一道刀。照片上是一个裹在蓝色襁褓里的小婴儿，背后铅笔写着“1986.9.25”。我见到王丽琼时，她在镜头前哭到不能自已，手紧攥那张纸，指节发白。她告诉我，这一天是别人告诉她的“出生日”，却也成了她一生的伤口开端。

三天大的婴儿，被以120元的价格“转手”。养父母回忆里有个沉默的亲生父亲和一个拿着现金的外婆。外婆塞给养父母一张写着出生日期的纸条，说句“孩子身体好，不哭闹”，就走进屋里，再没出来。养父母当年因为盼子心切，出手买下了孩子。那120元，在当时可抵普通工人近两个月工资。可这一笔看似“交易”的善意背后，藏着一个女性半生的漫长伤痛。

从七岁起，王丽琼知道了自己的“来历”。那天她不小心打碎了个瓷碗，养母一边打，一边骂道：“你以为你是谁？120块钱买来的东西，打碎个碗都赔不起！”那句话像钉子钉进她心里。接下来，是几十年的劳动和拳脚。清晨起床做饭喂猪，干完地里活才匆忙吃几口剩饭。动作慢了就挨打，身上留下的伤疤，像一本可怕的账本。胳膊上长出一道凸起疤痕，说是被镰刀背划的；盛夏被绳子绑在槐树下晒了半天，皮肤水泡化脓又结疤。养母怀疑她偷东西，就把她关在黑暗潮湿的柴房里两天，只给半个馒头。那些黑暗的日子，让她成年后见到狭小空间也会浑身发抖。

13岁想离家出走，刚到村口就被抓回，遭更严厉殴打。她在养家活成了“免费劳动力”和“情绪出口”。18岁那年她离开，去厦门打工，身上只带几件衣服和两个模糊线索：一个是“1986年9月25日”，另一个是亲生父亲可能姓“王”。这些线索，像浮萍上的一根小稻草，让她一头扎进寻亲的海洋。

寻亲路极难。她在街头打听、在小报上登寻亲启事、在寻亲网站上注册、加入微信群，甚至去过传说中的“交易地点”——那片县城边缘的破旧民房，结果那里已是商品房一片，过去的痕迹全没了。她还上过电视，2023年在寻亲节目里讲述经历，有观众留言说“和我认识的某家人像”，但核实后都不是亲人。

科技带来一线希望。2020年她在志愿者帮助下采集了DNA并上传到全国寻亲库。每天她都会查看，一次次看到“暂无匹配”字样，心里失落却没有放弃。有一次被骗。一个自称有线索的人要求先交5000元信息费，她把多年省吃俭用的钱转了过去，结果对方拉黑。那笔钱对她意味着很久才攒下的一点安全感，损失后她又一次在绝望与执着之间摇摆。她在日记中写道：“哪怕亲生父母已去世，我也要去他们墓前说一句话，告诉他们我过得还行。”

这件事让人心疼，更引发一连串社会层面的拷问。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妇幼保护并不完善，经济拮据、农村人口流动、信息闭塞，这些因素交织后，导致一些儿童被收养过程缺乏监管。当收养被异化为交易，受害者的权利常常被忽视。被收养者在成长中遭遇虐待、身份羞辱以及心理创伤，是社会不能回避的现实。

现有材料显示，案发地只是“某县城”，亲生父母身份、当年中间人的信息、当地医疗机构或公安的历史记录等，都暂无相关信息。关于当事人的法律求助、当地部门的调查或救助记录，目前也暂无可查证的官方回应。这些空白处，让真相更难被拼凑，也让类似案件的受害人处境更为脆弱。

对策上，几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完善收养和弃婴登记制度，建强基层档案追溯能力。二是加强对收养家庭的社会监督和心理辅导，让“收养”回归家庭伦理与法律保护。三是扩展和规范寻亲数据库、DNA库的开放与隐私保护机制，减低寻亲成本并提高匹配效率。四是对受害者提供长期心理援助与法律援助，补偿不是万能，安抚却很必要。

我采访时，王丽琼反复说一句话：“我只想知道真相，哪怕难看，我也要面对。”这句话像钉子，钉在我的心上。她不是个例，很多人的痛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我们可以帮她的，是把这些声音放大，把制度的漏洞点出来，把公众的同情转成推动改变的力量。

结尾我想问你：

你怎么看这种“被卖儿童”背后的制度问题？如果你在评论区留言，会对她的寻亲路有什么建议？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类似的身边故事？评论区等你说真话，大家一起聊聊，别让这些声音被风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