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权柄转移！美国国会从主导到失能，三权分立为何名存实亡？

最近美国政坛的戏码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政府说停摆就停摆，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向城市部署军队，甚至在加勒比海搞起了未宣战的军事行动。

这些按道理都得国会点头的事，现在国会却跟“旁观者”似的，啥也管不了。

美国宪法一开始就把国会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

宪法第一条就明明白白写着，立法、征税、宣战这些关键权力都归国会。

更狠的是，国会还能弹劾总统和法官，而其他部门根本没权力罢免国会议员。

19世纪的时候，国会那可是真・权力中心。

年轻时候的伍德罗・威尔逊就说过，国会是联邦体制里“占主导地位、甚至不可抗拒的力量”。

就连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都吐槽，总统职位就是“一座荒凉的高山”，没啥吸引力。

那时候的总统，就算想行使否决权，也得看国会的脸色。

可谁能想到，进入20世纪后，权力天平慢慢往总统那边偏了。

西奥多・罗斯福搞了个“管家理论”，说自己是全国选出来的官员，只要法律没禁止，想咋为国家牟利都行。

他就凭着这个理论，把数百万英亩土地划成了国家森林保护区。

国会的议员们当然不乐意，尤其是共和党自己人，直接出台法律禁止总统再划保护区。

他们还耍了个小聪明，把这条法律附在拨款法案里，罗斯福根本没法否决。

本来想逼着罗斯福服软，但后来发现，罗斯福在签署法案前几天，连夜宣布设立21个新保护区，还扩大了11个旧保护区。

这波“午夜操作”下来，1600多万英亩土地都成了保护区，几乎把能划的都划完了。

罗斯福这波操作，确实把总统的权力玩出了新高度。

国会内部改革，好心办了坏事

从历史上的强势到后来的被动，国会的权柄流失不是突然发生的，关键节点就在70到80年代。

那时候国会搞的两场变革，本来想让自己更给力，没想到反而给自己挖了坑。

20世纪60年代前的国会，等级制度严得很。

少数几个长期当委员会主席的“大佬”，把控着任命、资源和宣传渠道，年轻议员根本没话语权。

评论员都把国会比作“封建庄园”，委员会主席就是“男爵”，参议院主席更是被叫做“皇帝”。

这些“大佬”虽然也顾着家乡利益和党派议程，但他们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威绑在一起，所以会拼命维护国会的制度。

年轻议员早就不满这种垄断，趁着1974年大选后“水门事件后出生”的议员增多，推动了一系列改革。

到80年代初，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被大幅削弱，资历制度不管用了，资源分配也更公平，立法程序也公开化了。

比如1971年，众议院规定每位议员只能当一个小组委员会主席，还公平分配了这些职位和工作人员。

本来以为这样能让国会更高效，结果没想到，改革后的国会变成了“各自为政的自由市场”。

众议院因为人多、运作不灵活，只能给多数党领导层更多权力，可这些领导层只盯着党派利益，根本不关心国会的制度独立。

参议院情况也差不多，大家各顾各的，很难形成合力。

党派极化，国会失能的催化剂

国会改革埋下隐患的同时，政党的意识形态分化又给了它致命一击。

70年代之前，美国两大政党内部都挺多元的。

共和党里有自由派，民主党里有保守派，两党在全国各个领域都有竞争，党团会议上分歧也很大。

那时候，维护国会权力有时候比党派忠诚还重要。

1974年的《扣押法案》，禁止总统干预国会授权的支出，当时白宫官员都骂它违宪，可参议院全票通过，众议院401票赞成、6票反对，几乎没什么阻力。

但后来情况变了，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慢慢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党立场越来越对立。

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几乎所有关键问题上都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法合作。

如此看来，维护国会权力这种“共同目标”，自然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党派极化直接导致国会运作失灵，1980年以来美国发生了五次政府停摆，都是两党斗争的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时期，他单方面行使关税权，挑战官员任命解雇规则，还被指责无视《扣押法》和《战争权力法》。

面对这些明显越权的行为，国会本该站出来制衡，可因为党派分歧，根本形成不了统一意见。

只有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投票中投下了决定性的反对票。

他不是支持奥巴马医改，而是想捍卫参议院的“正常秩序”。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反击显得特别孤独，甚至有些过时。

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本来是想让三个部门相互制约、平衡权力。

宪法赋予国会的权柄，也是为了让它成为政府的“压舱石”。

可百年下来，从罗斯福的“管家理论”到现代危机的推动，从国会改革的反噬到党派极化的撕裂，国会的权柄一点点流失，行政权力却越来越膨胀。

毫无疑问，国会的失能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三权分立变成了“行政主导、国会附和”，政策制定越来越偏向总统的个人意志，民众对国会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

拜登政府时期，不管是基建法案还是债务上限谈判，国会都很难发挥有效的制衡作用，更多时候只是“走个过场”。

搞不清的是，美国国会到底能不能重新找回宪法赋予的权柄。

如果不能解决党派极化的问题，不能重建内部的制度合力，就算有再多的“麦凯恩式反击”，也很难改变权力失衡的现状。

毕竟，三权分立的核心是相互制约，少了任何一方的有效参与，这个制度都会失去意义。

美国的政治体制要想回到平衡状态，国会首先得学会“抱团”，先解决内部问题，才能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