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80年代初的北京,青年学者王佐良是公认的文坛新秀。他才华横溢,却对周围的热闹与追捧感到一种深刻的疏离,
在那个奔腾的时代里,他始终像个局外人,冷静地寻找着能与自己灵魂共鸣的本真。
他身边的林薇,家世优越,美丽明艳,是人人艳羡的完美伴侣,可他并不为之心动。
一次偶然,他被远在济南、高位截瘫的张海迪那充满生命挣扎力的文字深深吸引。
她的灵魂坚韧而丰盛,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原石,与他一拍即合。面对唾手可得的出国深造机会和红颜知己的热切期盼,王佐良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1983年,他毅然推开了这条通往世俗成功的光明大道,转身奔赴济南,向众人眼中“不幸”的张海迪求婚,决心与她相伴一生。他的选择掀起了轩然大波,无人能够理解。
在一场简单而备受议论的婚礼后,面对记者当众提出的尖锐质问,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个“傻子”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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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82年的北京,秋意已经很浓了。风卷着老槐树上最后几片不肯认输的叶子,在胡同里打着旋儿,空气里有股子炒栗子和烤白薯混杂的香甜味儿。自行车铃铛声“叮铃铃”地响成一片,像是这座城市不知疲倦的脉搏。
在这样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里,王佐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住的这个大杂院,东头的老李家添了孙子,西边的赵家闺女要出嫁,天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像个小市场。可这些都跟王佐良没什么关系。他那间朝南的小屋,总是安安静静的。邻居们大多只在清晨见过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去单位,傍晚又悄无声息地回来。
“瞧见没,王家那小子,又回来了。”一个正在水龙头下搓衣服的大妈努了努嘴,对旁边择菜的另一个说,“一天到晚不言不语的,跟个闷葫芦似的。”
“人家是大学问家,在报纸上写文章的,能跟咱一样吗?”择菜的大妈撇撇嘴,“我听我们家口子单位的人说,这小王啊,叫‘文坛新秀’,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就是……性子有点古怪。”
何止是古怪。在单位,同事们组织的舞会、联谊,他一概不去。谁家请客吃饭,他也是能推就推。
大家背后都嘀咕,说他清高,不合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闲人”。意思是他好像总游离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之外,自顾自地过着清闲日子。
王佐良不在乎这些。他最大的乐子,是午后在自己的小屋里,用一个搪瓷缸子泡上一杯酽酽的茉莉花茶,茶香混着旧书的书霉味,让他觉得踏实。他的屋里,除了床和一张书桌,剩下的空间全被书给占了。一摞一摞的,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活像个随时会坍塌的堡垒。
他的另一个爱好,是去什刹海边上溜达。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专挑那些垂柳深处的石凳子坐下。往那一坐,能看一下午的湖水。湖面上划船的年轻人笑闹声、老头子们下棋的争执声,都像是隔着一层厚玻璃传进他耳朵里,模模糊糊的,不真切。他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镜片后的眼睛里没什么情绪,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份宁静,时常会被一个叫林薇的姑娘打破。
林薇是王佐良所在大学一位资深教授的独生女,人长得明艳,是那种走在人群里会发光的姑娘。她在外交部门工作,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布拉吉连衣裙,烫着一头漂亮的卷发,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见多识广的自信。
她喜欢王佐良,这件事整个大学校园都知道。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会借着“请教个翻译问题”的名义,敲开王佐良小屋的门;会亲手烤了西式的小饼干,用饭盒装着送过来;甚至能托关系从国外给他带回最新的原版哲学著作。她大方、热情,像一团火,试图融化王佐良这座冰山。
几乎所有人,从单位的领导到院里的大妈,都觉得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王佐良有才,林薇有貌,家世更是门当户对。王佐良的父母提起林薇,也是赞不绝口,时常在电话里催他:“佐良啊,林薇那姑娘多好啊,你可得抓紧点。”
王佐良不置可否。他承认林薇很好,跟她聊天也不费劲,她能从波德莱尔谈到《追忆似水年华》。可他总觉得,那是一种排练好的精彩,一种为了显得精彩而表现出的精彩。他跟她坐在一起,就像是在看一场完美的戏剧,他是个观众,始终入不了戏。
这天下午,是个周末。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学期刊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文学沙龙,地点就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里。王佐良本不想来,但期刊主编亲自打了电话,他只好驳了面子。
沙龙里济济一堂,都是京城文艺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林薇自然也在。她今天穿了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巾,更衬得她皮肤白皙,顾盼生姿。她像只骄傲的白天鹅,优雅地穿梭在人群中,与各位名家谈笑风生。
轮到自由交流环节,林薇端着一杯橘子汽水,走到了台前。她清了清嗓子,全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过去。
“今天气氛这么好,我借花献佛,给大家朗诵一首我最近翻译的法国诗歌,魏尔伦的《秋歌》。”她的声音清亮悦耳,法语发音标准流畅,充满了韵律感。
一时间,所有人都沉浸在她营造的忧伤又唯美的氛围里。王佐良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凉透了的茶,目光却没有看她,而是透过雕花窗棂,看着窗外一个摇着蒲扇、打着哈欠的老大爷。那老大爷的表情如此生动、真实,让他看得入了神。
林薇念完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她微微鞠了一躬,目光却穿过人群,准确地落在了王佐良身上,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和毫不掩饰的情意。周围的人都看出了名堂,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和口哨声。
“林小姐这诗念得好啊,怕是念给某个人听的吧?”有人打趣道。
林薇的脸颊微微泛红,更添了几分娇俏。
沙龙快结束的时候,她终于找到了机会,走到王佐良身边,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因为她的靠近而香甜了几分。
“佐良,”她轻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我下周三生日,家里办个小聚会,都是些熟人。你……一定要来。”
她期待地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仿佛有星辰。这是她鼓足了勇气的邀请,几乎等同于一种表白。
王佐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这个习惯性的动作让他得以避开她灼热的视线。他的目光依旧飘忽,仿佛还在回味窗外那个老大爷的哈欠。周围的喧嚣和林薇身上的香水味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
他沉默了片刻,久到林薇的笑容都快要挂不住了。
然后,他才缓缓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林薇的耳朵里:“再说吧,那天可能有点事。”
“有事?有什么事比我生日还重要?”林薇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委屈和不解。
王佐良看着她,镜片后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他没有解释,只是重复了一遍:“可能有点事。”
林薇的笑容彻底僵在了脸上。她想不通,全北京城想追她的青年才俊能从西直门排到建国门,怎么偏偏就在王佐良这里,撞上了一堵看不见却又无比坚硬的墙?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在拒绝什么?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进了她的心里。
02
当王佐良在北京的秋风里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疏离时,千里之外的山东济南,张海迪正被一种实实在在的禁锢包裹着。
她的世界,就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把吱呀作响的旧轮椅。窗外,是济南老城那灰扑扑的屋顶和一小片被切割过的天空。那就是她的全世界。
高位截瘫,这个医学名词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纸上的几个字,对她而言,却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的现实。
她像一株被强行按进花盆里的植物,根系渴望伸展,却只能触到冰冷的盆壁。
生活是由无数琐碎和辛劳构成的。清晨,母亲会端着热水进来,帮她擦拭毫无知觉的身体,再费力地将她抱到轮椅上。
母亲的腰不好,每次抱起她,都会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这声音像一根针,每天准时扎在张海迪的心上。
哥哥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她的房间,带着一身工厂的机油味儿,笑着问:“小妹,今天看什么书了?走,哥推你出去转转。”然后,他会用那双结实有力的臂膀,轻而易举地抱起她,连人带轮椅地抬下台阶。
家人用爱为她筑起了一个巢,可这个巢,有时候也像个笼子。
久病成医,也久病成“刺”。张海迪浑身都长满了尖锐的、用来防御外界的刺。她极度敏感,自尊心强到了近乎刻薄的地步。
这天下午,邻居家的刘大妈又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疙瘩汤过来了。她是个热心肠,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海迪啊,又在看书呢?快,尝尝大妈做的汤,趁热喝。”刘大妈把碗放到桌上,习惯性地叹了口气,目光里带着浓得化不开的同情,“唉,你说这孩子,多聪明的一个人,咋就这么可怜呢……”
“可怜”两个字像火星子一样溅到了张海迪的身上。她原本低头看书的脸猛地抬了起来,眼神像刀子一样,又冷又利。
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刘大妈,我可怜?您儿子考大学考了三年都没考上,工作也找不着,天天在家晃荡,跟您伸手要钱花。您还是先可怜可怜自己吧!”
刘大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没想到一番好心换来这么一顿抢白。
她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气哼哼地把碗一端:“不喝拉倒!不识好人心的东西!”说完,转身就走了,把门摔得“砰”一声响。
屋里瞬间又安静下来。张海迪脸上的那股子狠劲儿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她也不想这样,可那些同情的、怜悯的目光,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她身上爬来爬去,让她浑身难受。她只能用最伤人的话,把他们都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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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家人的爱,也常常用一种别扭的方式表达。母亲给她掖被角,她会不耐烦地打开:“哎呀行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哥哥给她削苹果,她会撇撇嘴:“放那儿吧,不想吃。”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隔壁母亲因腰疼发出的轻微呻吟,她会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流泪。她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恨这种完全依赖别人的屈辱感。
她的房间里堆满了书,比王佐良的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哲学、文学、医学、外语……这些书是她唯一的出口,是她逃离这具沉重躯壳的翅膀。在书里,她可以和苏格拉底辩论,可以跟着三毛去撒哈拉流浪,可以体会安娜·卡列尼娜的爱与绝望。她的灵魂在文字的王国里自由驰骋,越是自由,就越衬得现实的禁锢令人窒息。
又一个下午,天气难得晴好。哥哥推着她在家附近的小公园里散心。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不远处,几个小孩正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一个花皮球没头没脑地滚了过来,正好停在她的轮椅边上。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跑过来捡球。他捡起球,却没有立刻跑开,而是睁着一双清澈又好奇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张海迪的腿看。公园里的大人都有些尴尬,觉得这孩子不懂事。
哥哥俯下身,想笑着把孩子打发走:“小朋友,球拿好,快去玩吧。”
就在这时,张海迪开口了。她阻止了哥哥,转而直视着那个小男孩,眼神很复杂。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哥哥都觉得她又要说出什么“刺人”的话来。
可她没有。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夕阳般的悲凉,也有钻石般的尖锐。她轻声对那个孩子说:
“阿姨的腿啊,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她嫌我太重了,就自己先走了,把我的身子给落下了。”
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眨了眨眼,抱着皮球跑开了。
周围的大人都松了口气,却又觉得心里堵得慌。哥哥看着妹妹的侧脸,阳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有些苍白。他知道,刚才那个瞬间,妹妹不是在回答那个孩子,而是在回答她自己,回答她那个被困住的、不甘的灵魂。这样一个用尖锐和诗意包裹着巨大痛苦的灵魂,真的有人能看懂吗?真的有人,敢靠近这样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吗?
03
王佐良的生活依旧在北京的轨道上不紧不慢地运行着。他拒绝了林薇,也拒绝了其他所有试图走进他生活的人。他像一个执拗的探矿者,在无数看似光鲜的石头里,寻找那块真正蕴含矿脉的原石。
那一天,他照例在单位的资料室里翻阅着各地寄来的文学期刊。大部分文章都大同小异,歌颂时代的,反思伤痛的,文字华丽,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觉得那些文字像商店橱窗里摆放的精致糕点,好看,却没有灵魂。
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本不起眼的地方小刊物——《泉城文艺》吸引了他。封面很简陋,纸张也泛着黄。他随手翻开,一篇署名为“海迪”的短篇小说跳入了他的眼帘。
小说的名字叫《玻璃瓶里的蝴蝶》。
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只蝴蝶被一个孩子捉住,关进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瓶子里有花蜜,有青草,孩子每天都来看它,对它很好。但蝴蝶不快乐。它能透过玻璃看到外面的天空、风和飞舞的同伴。它用尽全身力气去撞击那层看不见的墙壁,一次又一次,直到翅膀变得残破,鳞粉落尽。最后,它在一次最猛烈的撞击后,安静地死去了。孩子很不解,他明明给了它所有他认为好的东西,它为什么还要死呢?
王佐良一口气读完了。读完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心脏却在胸腔里“咚咚”地跳。
这篇小说,文字并不算华丽,甚至有些地方显得粗糙、愤怒。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挣扎、那种对自由的极端渴望,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他的心上。
这不是一篇无病呻吟的伤感文学。这是一个灵魂在呐喊。
“活着!”他脑子里冒出这两个字。他周围的人,林薇,那些沙龙上的名流,他们优雅、体面、正确,但他们“活着”的感觉是稀薄的。而这篇小说的作者,不管她是谁,她一定活得非常用力,非常真实。
他立刻找到了期刊的编辑部地址。一个冲动在他心里升起:他要找到这个人,跟她聊聊。
他回到家,铺开稿纸,开始写信。这不是一封粉丝的崇拜信,也不是一封带着善意的鼓励信。王佐良骨子里的那种学术上的“挑剔”劲儿上来了。
他在信里,首先肯定了这篇小说带给他的震撼,然后话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认为的几个“用力过猛”的地方。他写道:“……您在描写蝴蝶撞击瓶壁时,反复强调它的痛苦,这固然能引发读者的同情,但从艺术上讲,真正的悲剧不是声嘶力竭的哭喊,而是平静之下的绝望。那只蝴蝶最后死去的姿态,或许可以更安静一些,那份力量反而会更重。”
他还就小说结尾提出的“给予与需求”的矛盾,展开了一段关于萨特存在主义的讨论,诘问道:“当他人的‘好’成为我们的牢笼时,我们是应该感恩戴德地接受,还是应该不计后果地摧毁它以证明‘我’的存在?”
他写了整整三页纸,没有一句客套话,全是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写完后,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多事。对方只是一个地方刊物的作者,也许只是个偶然写了一篇东西的文学青年,收到这样一封“挑战书”一样的信,会不会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装进了信封,寄了出去。地址是山东济南,《泉城文艺》编辑部转“海迪”。
半个月后,就在王佐良快要忘了这件事的时候,他收到了回信。信封很普通,字迹却异常刚劲有力,一点都不像他想象中多愁善感的女作者。
拆开信,张海迪的回信让他精神一振。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就是反驳:“王先生,您说我的蝴蝶应该死得更‘安静’一些,恕我不能苟同。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旁观者,所以您追求艺术上的‘美感’。但对于那只蝴蝶而言,每一次撞击都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那是它求生的本能!它的死,必须是惨烈的,因为它的生,就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安静的死亡,那是属于诗人和哲学家的,不属于战士。”
她紧接着就王佐良提出的存在主义问题展开了更激烈的辩论:“……您提到了萨特,‘他人即地狱’。但在我看来,有时候,‘他人’也是唯一能证明我们存在的天堂。摧毁牢笼的意义,不在于摧毁本身,而在于摧毁之后,我们想去向哪里。如果外面一无所有,那瓶子内外,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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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看着信,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好像一个棋手,终于找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他立刻铺开稿纸,写了第二封信。
就这样,一场只关于思想的“笔战”,在北京和济南之间展开了。
他们不谈天气,不谈日常,更不谈风月。他们只谈文学,谈哲学,谈生命本身。王佐令良分享他最新的研究课题,张海迪则把她那些在痛苦中淬炼出的思考毫无保留地抛给他。
在王佐良看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一个能跟得上他思维跳跃、甚至能反过来给他灵感的人。他开始期待邮差的脚步声,那种期待感,是林薇送来再多精美的点心也无法比拟的。
而在济南那个小房间里,张海迪也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被看见”。王佐良的信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他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平等的、值得尊重的对手和朋友。他看穿了她文字里的愤怒,也读懂了她愤怒背后的渴望。他把她从一个“残疾人”的身份里剥离出来,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
这场笔尖上的相遇,像一道光,同时照亮了两个孤独而丰盈的灵魂。
04
纸上的交流,终究隔着一层。思想上的契合越是深入,王佐良就越是渴望见到这个叫“海迪”的笔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经历,才能淬炼出那样一个坚韧又矛盾的灵魂?
这个念头像一个种子,在他心里迅速发了芽。
1982年的冬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雪。王佐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济南。
他跟单位请了几天假,理由是去山东“文学采风”,搜集创作素材。领导很痛快地批了。他又给父母打了个电话,也用的是同样的借口。
林薇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消息,特意在王佐良出发前找了他一次。她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细心地装上了一条新毛巾、一块上海牌香皂和几包大前门香烟。
“去山东采风啊?那可是孔孟之乡,你肯定能找到不少灵感。”林薇笑着,熟练地帮他整理着背包的带子,姿态亲昵得像个妻子,“我爸有个学生在山东大学当老师,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下,让他接待你?”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随便走走。”王佐良不动声色地退后了半步,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行吧,你就是这个怪脾气。”林薇撇撇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道,“我们孔孟之乡的山东大妞可是很厉害的,你可别被人家勾走了魂儿,忘了北京还有人等你呢。”
王佐良只是笑了笑,没多解释。他的魂儿,似乎早就被那些来自济南的信纸给勾走了一半。
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第二天清晨,王佐良踏上了济南的土地。
冬天的泉城,空气冷冽,到处是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他按着编辑部给的地址,在老城区里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了一个普通的居民小院门口。
他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那扇斑驳的木门。
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带愁容的中年妇女,正是张海迪的母亲。她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同志,你找谁?”
“阿姨您好,我叫王佐良,从北京来的。我找海迪,跟她约好了的。”王佐良礼貌地回答。
一听是找女儿的,还是个从北京来的年轻男人,张母的警惕心更重了。她没让他进门,而是转身朝屋里喊了一声:“海迪,有人找!”
很快,里屋传来了轮椅摩擦地面的声音。王佐良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半拍。
当他终于走进那间光线不算太好的小屋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坐在轮椅上,比他想象中要瘦小得多。脸色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她就那么仰着头,毫不避讳地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审视、好奇,还有一丝不易察arlequin的紧张。
那一瞬间,王佐良之前所有关于她形象的猜测都烟消云散了。他没有感到任何冲击或意外,就好像,她本该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没有任何同情的情绪,他看到的,就是那个在信里跟他唇枪舌战的、充满生命力的灵魂。
他很自然地走了过去,伸出手(随即意识到不妥,又收了回来),笑了笑,说:“你好,我是王佐良。”
张海迪也看着他,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比她想象中要清瘦、要温和。她也回了一个略显僵硬的笑容:“你好,我是张海迪。”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整整四个小时。
张母一开始还端着茶水,在旁边竖着耳朵听,想看看这个北京来的小子到底安的什么心。可听着听着,她就听不懂了。
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尼采,什么“人的异化”……她只看到女儿的眼睛越来越亮,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红晕,整个人都神采飞扬,仿佛换了一个人。
而那个叫王佐良的年轻人,始终那么平静地听着、说着,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女儿的脸上,专注又认真,那不是一种看“病人”的眼神。
张母悄悄地退了出去,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王佐良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和济南之间。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就去一次。他成了那趟绿皮火车的常客。每次去,他都会带上最新的报刊和一些从旧书市场淘来的绝版书。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北京的稻香村点心或者一串冰糖葫芦。
这些行为,在北京的朋友圈里,终于掀起了波澜。
纸是包不住火的。林薇很快就从朋友那里听说了,王佐良所谓的“文学采风”,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见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叫张海迪的残疾姑娘。
这个消息对林薇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她完全无法理解。她骄傲、美丽、才华横溢,她不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输给一个连路都不能走的女人?这简直是侮辱!
她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王佐良的生活里,试图用自己的“正常”和“优秀”,把他从那条“不正常”的轨道上拉回来。
一次,她堵在了王佐良下班的路上。
“佐良,你跟我说实话,你老去济南干什么?就是为了见那个……那个姑娘?”林薇的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王佐良停下自行车,平静地看着她:“是。”
“为什么?”林薇的声音拔高了,“她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一次一次地跑?王佐良,你别告诉我你是同情她!你的同情心是不是太泛滥了点?”她顿了顿,语气里带上了讥讽,“还是说,你觉得她很新奇?像研究什么珍稀动物一样?”
这些话尖刻又伤人。王佐良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他没有生气。他知道林薇理解不了,就像他周围的所有人一样。
他沉默了片刻,推着车慢慢往前走,轻声说了一句:
“我在她那里,能看到活者最真实的样子。”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林薇的心里。什么叫“活着最真实的样子”?难道他们这些健康、努力、向上的人,活得都不真实吗?
她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愤怒。她发现,她和王佐良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张海迪,而是一个她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
05
时间走到了1983年初,北京城里关于王佐良和那个“山东姑娘”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等着看王佐良什么时候会“清醒”过来。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文人的一时糊涂,一段猎奇式的精神出轨,最终总要回归现实。
而现实,很快就以一种极其诱人的方式,摆在了王佐良面前。
林薇的父亲是学术界的泰斗,人脉广博。他爱女心切,也实在看好王佐良的才华,不忍心他就此“沉沦”下去。于是,他动用了自己最重要的关系,为王佐良争取到了一个公派去法国巴黎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在八十年代初,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那是一条通往学术巅峰的康庄大道,是镀上一层最耀眼金光的坦途。消息一传出来,单位里所有人都向王佐良投去了羡慕嫉妒的目光。这简直是一步登天。
林薇带着这个消息来找王佐良的时候,脸上挂着胜利者般的笑容。她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学者,能拒绝这样的诱惑。这既是王佐良事业的起飞点,也将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她甚至已经开始想象,两年后,他从巴黎归来,带着一身的荣光,而她,将作为他最完美的伴侣,站在他的身边。
“佐良,听说了吗?林伯伯帮你把去巴黎的事情办妥了!明年春天就走!”她兴奋地说道,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满心以为会看到他欣喜若狂的表情。
然而,她失望了。
王佐良正在灯下看书,听到这个消息,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惊喜,没有激动,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桌上的台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林薇的笑容一点点凝固了。她感到了不安。
“佐良,你怎么不说话?你不高兴吗?”
王佐良摘下眼镜,放在书页上,然后看着她,目光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严肃。
“林薇,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林伯伯。但是,我不去了。”
“你说什么?”林薇怀疑自己听错了,“不去?你知道你再说一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这是巴黎!”
“我知道。”王佐良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林薇几乎要喊出来了。
王佐良没有回答她。他站起身,从挂在墙上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在了桌上。
那是一张火车票。终点站,济南。
林薇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她明白了,彻底明白了。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而且输得不明不白。
那天晚上,王佐良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厢里拥挤又嘈杂,但他却觉得内心无比的平静和坚定。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将要面对什么。
第二天,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张海迪家门口。他没有带任何礼物,两手空空。他径直走进那间小屋,看到正在翻译一份德语资料的张海迪。
他走到她面前,没有一句多余的铺垫,直接说:“海迪,嫁给我吧。”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小小的房间里炸响了。
张海迪的母亲正在旁边织毛衣,手里的毛衣针“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张海迪自己更是彻底懵了,手里的钢笔滚落到桌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墨迹。
她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一种复杂的情绪席卷了她。那里面有巨大的惊喜,但更多的是恐慌、自卑和难以置信。她猛地抬起头,看着王佐良,眼睛里迅速涌上了泪水,但眼神却变得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激烈。
她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你疯了!王佐良你是不是疯了!”
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跟我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要放弃北京,放弃你的前途,放弃一个正常人该有的一切!你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所有人都会笑话你!我这辈子都会拖累你,我会成为你的累赘!你明不明白!”
她越说越激动,双手死死地抓住轮椅的扶手,指节都发白了。她是在拒绝,也是在乞求,乞求他不要做这个毁掉自己一生的决定。
王佐良没有被她的激烈反应吓到。他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心疼。他知道她在害怕什么。
他没有回答她那些“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是缓缓地蹲下身子,让自己能平视着她的眼睛。他的这个动作,让张海迪所有的激烈都瞬间卡在了喉咙里。
他用前所未有的温柔和坚定,一字一句地说道:
“海迪,我不是在同情你,也不是一时冲动。你听我说,我选择你,是因为……”